副标题: 大跃进1958-1960

作者: 【英】麦克法夸尔 

译者: 魏海平、艾平等 

出版社: 求实出版社

问：1974年至1997年间，你的文革研究三部曲相继出版，被认为是西方研究文革的扛鼎之作。1989年-1990年，前两卷的中译本也曾在中国大陆出版，有求实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上个月第三卷也出版了。这三部“文革前史”加起来有1700多页，而将起点放在了1956年。1956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会把1956年看成是文革起源的年份？

麦：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前言中，曾提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情——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他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是巩固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步，当合作化要完成时，他宣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中国的两个经济上的“大跃进”中的第一个。此后5年毛泽东和同事们花了很大的力量谋求经济上的突破，却不得不在1960年结束“大跃进”。毛泽东在自由化方面试验的失败，是对这位主席的声望权威的巨大打击，从而也引起了他的疑虑：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剥夺他的权力——他便走向了极左，发动了反右运动。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也成为毛泽东的同事削弱他的地位的机会，毛泽东亲自决定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自身的矛盾——让出权力的意愿和对同事们急于掌权的怨恨。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这种怨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还有一个重要影响。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大跃进期间，中国放弃了苏联经济模式；60年代中期，毛泽东完成了对苏联社会的分析，认为必须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党和国家需要重新建造。而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正是毛试图为中国开创的一条新的道路，而促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是从1956年的事件开始的。

简单地说，把1956年看成是一个起点，这主要因为两点：第一，毛泽东在自由化方面的试验失败了，他便走向极左主义，发动了反右运动；第二因为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问：你的意思是说“文化大革命”与当时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分裂有关？

麦：当时使用了“两条路线”这个词，这意味着问题非常严重。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最后决战：一方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另一方是修正主义，其代表是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继承人刘少奇。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要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定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问题。但是正像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

问：这就是你在书中所说的“延安圆桌”（Yan'an　Round　Table）（在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浩劫来临1961－1966　年》中，麦克法夸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延安圆桌”，即在延安时期，中共形成了相对平等彼此团结的领导集体）模式的终结吗？现在依然是如此看的吗？

麦：是的，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他们彼此争吵，分裂，最终让“圆桌”分裂了。不过，我认为“延安圆桌”有些像历史传奇中的一些理想的“圆桌”，因为他们在有反对意见的背后有一个基本团结的集体，1945年中国七大的召开可以看成是“延安圆桌”的最终形成，而这个集体在21年后就几乎解体了，可以说，这个集体运行了很长的时间。当然，这中间有很多事情，彭德怀将军的公开对抗和庐山会议让“延安圆桌”出现了裂缝，而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它。

问：在2011年2月10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你的一篇文章《最大的人祸（The　Worst　Man-Made　Catastro-phe,Ever）》，是您给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新书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of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中文可译作《毛泽东的大饥荒》）写的书评，你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年》也涉及到这段历史。你似乎比较赞同冯客的观点。

麦：中国的历史教材没有说清楚这场大跃进（1958-1960）带来大饥荒的可怕的人类灾难，或是说没有指出，大多数农民和一些官员没有认识到这场灾难是人为的，不是苏联导致的，而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对于那些想看值得信赖的、有可读价值的、能告诉他们真正发生了什么的文本的中国学生，我通常的建议是让他们读英国记者约瑟夫·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作品《饥饿的幽灵》（Hungry　Ghosts）。不过，我现在认为冯客的这本书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冯客的这本书颇具开创性，这是一部一流的学术著作。

问：我听说过一个笑话：麦克法夸尔（在他的书中）记录了“文革”前十年中国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你的著作中，有关文革的数据和资料令人惊讶。你是如何搜寻这些资料的？如何看待这些资料的价值？

麦：这无疑是一个玩笑。如果你看书后面的参考文献，你会发现大多数资料其实是来自大陆的。不过，直到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之前，我都未能去中国亲自找资料，这两卷资料主要还是基于一些在西方能够查到的资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册出版于1974年，当时资料主要来源分属于两个极为不同的类型，首先是1956年至1957年公开发表的材料，像讲话、社论、报纸上的文章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事件的看法。这些材料仅从表面上就提供了许多情况，若是谙熟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的手法，还可以从中发现更多的内情，如字或词按某种特殊顺序排列，强调一项政策的某个方面而略去另一方面。第二个来源也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但是与1956年和1957年有关的资料。不过这些资料发表的主要缘由是要败坏像刘少奇这样的被打倒的“修正主义”领导人的名誉，所以使用起来要特别小心。例如，常常把刘少奇在1956-1957年间的言论不公正地与前后相距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毛泽东的言论对照起来，遇到这类情况，我得找双方在同一时期的言论相对照。

文化大革命期间披露的材料中，较为有价值的是那种迄今未能公开的讲话或文章中选出全文刊载或大部摘录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毛泽东的，也有刘少奇的。毛泽东这些讲话和文章对研究极为重要。

问：1959年，《中国季刊》在伦敦创立（1960年正式发刊），你是第一任主编，如今，它成为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国的英文刊物，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麦：1959年，当被任命为《中国季刊》的主编时，我的设想是刊物应该主要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方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也应当偶尔有一些关于当代台湾问题和海外华人的文章。那年秋季，我到美国的几所大学去探访能为杂志撰稿的学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家。但是，即使在那几所有着较为突出的中国研究项目的学校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主要是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那个时候，很少有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杂志主要依靠记者，我们甚至买了CIA研究员的文章放在上面发表。我们试图吸引各种人对中国感兴趣：外交官、商人、记者等。逐渐地，随着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杂志变成学术性的杂志，主要致力于学术。

问：1966年，你开始从政，曾参加过英国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当选过一届英国下议院的议员，这些经验对你理解中国政治和研究中国有帮助吗？

麦：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册前言中，专门提到过：1974—1979年，我当下院议员的5年中，曾设法继续一些研究和写作，这部分地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是政治活动的紧迫实际上不允许我有闲情逸致对中国20年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思索。另一方面，在议会的几年使我有了一连串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的亲身经历：领导的作用；领袖和同事的关系；政治家与职业文官的相互影响；政治的酝酿制定到实施的曲折道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党的活动分子对于首都政治家的重要影响；当事情涉及到紧迫的国家利益时政治家的行为；良心和现实、个人信念和党的团结、自制和雄心之间的不断冲突；还有时机、偶发事件和运气常起到的关键作用。英国不是中国，国会不是全国人大，英国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的低调英国社会主义远非50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由于我自己也从事政治，我希望我能以实践中掌握的更加深远的眼光和理解力，来研究北京政治家的行动。
（访谈由录音整理而成，未经被访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