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近惹上了“水事”。也难怪，一对研究饮用水水质的夫妇被曝出20年不喝自来水，怎能不引起民众恐慌？虽然夫妇俩后来澄清——不喝自来水是为了 “更健康”，而非“不安全”，但“水事”已起，辩解无益。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很快做出回应，详解水质数据，声明供水安全，同时宣布以后将每季度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一次水质情况。托此风波之福，北京民众首次对饮用水水质有了知情的机会。

暂且抛开北京水质是否合格不论，假定自来水集团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他们的信息公开得也太迟了。这种回应更像是事后掩饰，难以消除公众的疑虑，更难重获市民的信任。饮用水水质与健康息息相关，居民天经地义有知情权。而作为提供服务的供水公司或其监管者，公布水质信息应当是一种常态行为，而非危机时段的应急措施。

但很多公共部门却是平日不沟通，等舆论危机四起，才跳出来开新闻发布会以求“解围”。今日“水质事件”中如此，去年“PM2.5之争”时也是如此，环保部门之前死捂着数据，非得等美国大使馆公布了，微博上那些民间监测者公布了，舆情沸沸扬扬了，才拖拖沓沓地公布。拖延的结果是，在公信力上先天不足，即便数据是真实的，民众也不相信。

2003年SARS肆虐之时，北京等各地政府也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才公布感染人数的。那一次，政府的弥补姿态得到了喝彩。但是，政府或公共部门不能永远处在“改错”的状态，而且改正的还都是同一类错误。我们期望的是，政府以此为转折点，全方位推动信息公开的改革，让民众的知情权切实得到保障，若能如此，对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定有裨益。

除了常态化的信息公开，还需要追问的是，谁来提供信息？谁来监测信息的真实度？再拿水质数据举例，如果信息仅由供水者提供而无第三方监督，数据可信吗？引入第三方监测力量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要依赖周全合理的制度，而不是所谓政府或商家的良心来获取保障。澳门的水质监管体系可以作为借鉴，其供水和水质监管是分开的，供水由自来水公司做，水质监测由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化验所做。化验所每天随机取样检测，自来水公司也会派人同去取样。两者的检测数据若一致，将在双方官网上发布，若不一致，则再检。经裁定若水质确不达标，也会如实公布。

其实，公众并不苛求所处的环境永远太平无澜，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信息透明的稳定预期。公众需要这样一种信任感：环境大部分时候是安全的，一旦有隐患会被及时通告。还是以澳门为榜样，2006年冬春之交，澳门自来水公司出厂水咸度偏高，尽管对健康没有直接危害，但考虑到不同人群的不同耐受度，自来水公司还是决定与民政总署、卫生局联合举行发布会，告之公众当下供水咸度上升，建议患有心脏病的人群及老人婴儿饮用纯净水、瓶装水，或与自来水混合烧开后饮用。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此次北京水质之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长期垄断经营导致行业改革不到位的结果。北京自来水集团几乎是北京市区及周边郊县的唯一供水者，无竞争，无忧患。从这个层面上看，需做出的改变比信息公开更进一步，还要对国有供水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和破垄断化这两个层面的改革相辅相成，而这两者的成败又影响到水价改革，前两者不到位，后者定然得不到民众支持。中国很多领域的改革都是这样盘根错节，环环相扣，没有单一维度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