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松 朱策

20多年摆摊收养近百孤儿，一场大火让河南兰考的“爱心妈妈”袁厉害卷入了争议的漩涡，不论是官方认定非法收养，还是网上质疑其借孤儿牟利，都让这位邻居眼中的“好人”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中国现有的61.5万名孤儿中，由民政部门下属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有10.9万名，其余50多万名则由孤儿亲属、其他监护人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此次兰考大火中丧生的7名孤儿，并不在民政系统统计的孤儿之列，由于袁厉害并不具备收养孤儿资格，她所收养的那些孩子并没有纳入孤儿救助体系中。这也是在火灾事故后，袁厉害被当地指责“非法收养”的原因所在。

对于承担了绝大部分孤儿及其他特困儿童抚养重任的民间机构和个人而言，正在面临着像袁厉害一样的身份尴尬：付出爱心的同时，却面临着“非法”的危险。

身份的烦恼

1月10日上午，北京太阳村创办人张淑琴接到了新乡太阳村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是让拨点经费买柜子。张淑琴说不是有柜子吗？工作人员告诉她，当地安全部门来检查，孩子卧室里不能放木头的衣柜，说是易燃。张淑琴的第一反应是，被子咋办？被子更易燃啊。

太阳村是一个以救助在押服刑人员子女为主的民间机构，自1996年成立以来，已在全国建立了6所分支机构，先后救助了4000多名孩子。

张淑琴说，兰考“1·4”弃婴火灾事故后，现在是草木皆兵，压力很大，刚花了几万块钱把所有灭火器、电线又收拾了一遍，插销、锅炉房都进行了检查。

发生在兰考的“1·4”火灾事故，不仅造成7名孤儿丧生，也暴露了中国在孤儿救助和保护方面的薄弱。1月8日，兰考的“1·4”火灾事故发生5天之后，民政部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西和河北等地，着重督查各地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大排查的部署和排查进展情况。

张淑琴说，整改是应该的，我们平时就很小心，像他们这些做儿童救助工作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但比整改让她更困惑的是身份问题，尽管太阳村已成立十多年，但在北京的太阳村还没有完成民政注册。

最早看到当地政府将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定性为非法时，张淑琴感到很气愤，“非法的提法，让我难以接受，帮助弱势孩子怎么就成非法了，他没有拐卖儿童，没有虐待儿童，没有贪污，献爱心还有非法吗？”

张淑琴说，“如果能合法注册，谁愿意背非法的名分啊！”据其介绍，太阳村注册的问题一直卡在主管单位上，从归口上来说，司法、民政、妇联都可以做太阳村的主管单位，但没有人愿意让他们挂靠。“一旦成为主管单位，就要承担监督、指导、协调的职能，出了问题还得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单位谁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张淑琴说。

民政注册不了，只能在工商注册，注册成企业就没法公开募捐，张淑琴说现在他们只有发展自己的产业，自己种地、种果树，靠产业的收入来补贴对太阳村孩子的抚养。

侯远高所在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在成立的时候就成功在民政部门注册，但现在已经四年没有年检，处于“非法”状态，原因是起初的主管部门不愿意再让他们挂靠。这个以帮助彝族特困儿童为主的民间机构已经在当地累计救助了2000多名儿童，并探索出了“一对一”委托培养救助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要尽快和那些爱心人士、爱心机构建立联系，倾听意见、了解难处，并给予指导、培训、资金等各种扶持，予以规范，“而不是简单地宣告他们违法”。

救助缺口

1月10日，兰考弃婴火灾遇难事件后的第七天，民政部在就兰考弃婴火灾遇难事件回应舆论热点时指出，目前全国登记在册孤儿61.5万名，实行分散和集中养育相结合，收养主体为政府、个人和社会组织，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张淑琴认为，61.5万还只是表面数字，实际上要比这多。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在一次关于孤儿生活保障的会议上也表示，“按照政策要求，审核认定孤儿身份时申请人要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者失踪证明，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山区、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孤儿父母失踪或一方死亡一方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后，孤儿实际监护人举证困难，从而造成相应证明材料出具难，直接制约了孤儿身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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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孤儿之外，张淑琴认为还有更多的弱势儿童需要社会去关注。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的各类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约有49.6万—89.4万；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这些弱势儿童群体一天得不到保护，就得遭一天罪。”张淑琴说，有些孩子会因疾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去，有些没人帮助，会去偷、去抢，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张淑琴认为，这些弱势儿童都需要社会的关爱，单靠政府肯定包揽不下来，应该有更多的民间机构，站出来化解矛盾。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侯远高所在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是最早关注“失依儿童”的民间组织。四川大小凉山地区有11个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其贫困面之广、贫困度之深，居全国前列。加之近几年又成为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使越来越多的家庭破碎，孤儿及其他失去家庭依靠的儿童达数万人。

在侯远高看来，在目前脆弱的儿童福利保障机制下，很多方面是非常缺位的。福利院一般只有大城市才有，县一级几乎都没有。在脆弱儿童的分类、普查登记、核实认定等方面都不规范，除政府认定的双亲孤儿以外的脆弱儿童都缺乏政策保障。

侯远高举例说，像现在国家出台了孤儿补助政策，获得国家认定的孤儿，每个月可以获得600块钱的补贴。但对那些父母双方都不能履行抚养义务的孩子，和事实上的孤儿差不多，许多媒体将这些孩子称为“失依儿童”。在凉山，纳入政府统计的孤儿数量是7000多人，“失依儿童”数量则有2万多人。“‘失依儿童’既不能送到福利院也没有相应的补助政策，在救助上属于空白区。国家没有专门出台政策保障这些孩子的基本生活，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救助政策。如凉山州从地方财政拿出资金，给每个特别困难儿童每个月补助135元生活费。”侯远高说。

爱心需要呵护

兰考“1·4”弃婴火灾事故后，计划多年一直未落地的福利院终于开始动工建设，据称这所占地15亩的福利院建成后可以接纳全县所有弃婴。

侯远高认为，在儿童救助方面，福利院模式本身不是一个好的救助机制，一般儿童福利院只管生活，孩子的心理、学习方面他做得并不是很好，儿童福利院出来的孩子往往会存在很多问题。

民政部在回应兰考“1·4”弃婴火灾事故后舆论热点时也指出，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近年来各地福利机构探索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目前对孤儿的救助实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进行资助，由其提供“失依儿童”基本信息，在捐助人确认后，签订助养协议。然后再以当地学校为平台开办爱心班，建立长期综合救助适龄“失依儿童”的模式。

侯远高正在北京筹备一个基金会，以资助更多像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样关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机构，这位从凉山走出来的彝族教师认为，现在不缺资金、不缺爱心，但最缺乏把爱心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的机构和组织。

首先是政府现有的资助资源没有整合好，侯远高算了一笔账，如果享有农村低保，一个孩子一个月可以得到65元补助，一年780元；上寄宿制学校，每个月国家补贴140元，一年是1680元；再加上午餐补助，一年下来一个学生可以享有超过2600元的补贴。仅这些国家已经拿出来的钱，如果统一协调使用就能够解决大问题。

经过多年的基层实践，侯远高认为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不在于缺少资源，在于资源没有整合，工作没有协调，民间救助与政府救助相互排斥。政府不愿意购买民间组织和爱心人士提供的服务。儿童救助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障碍是缺少对这些儿童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和分类，然后把他们的需求信息反馈给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机制。

他们曾经拿到一些乡镇报上来的需要救助的儿童名单，在派志愿者下去核查时发现，有些村里最困难的孩子没统计上，反倒是村长亲戚朋友的孩子占了很大比例。单是为核实这个1000多特别困难儿童的名单，上百名大学生志愿者挨个入户调查，就花了两个月时间。

侯远高觉得，现在不管是政府的资源还是社会的资源，给予这些孩子基本生活保障是足够的。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动员全社会参与儿童救助的社会工作网络和机制。

不过民间组织的工作有时也会和地方的形象诉求产生冲突，一位民间机构负责人认为，“你帮地方做事，他们不反对，但你要展示当地困难的一面去争取社会支持时，地方领导就会觉得你是在给当地形象抹黑。”

张淑琴认为，现在关注民生的政策滞后，领导没有紧迫感。政府需要爱护民间组织、个人愿意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性，支持民间组织，保护这些爱心人士的爱心。

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玉荣则呼吁，尽快出台一部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关儿童福利的相关法规，儿童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法规中找到依据。有了相关程序的保证，才不会对像袁厉害这样收养孩子的爱心人士和他们收养的孩子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