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其实没有13亿，因为很多人是 “双户口”——这是郑州“房妹”被曝一家四口均有两个户口后互联网上的调侃。后来，网友再次被“雷倒”，“双户口”不算什么，“房妹”之后有“房姐”，陕西神木原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有4个户口，其中之一落户于万人梦想的北京。她四重身份下的房产，目前已查出的是神木两套、西安两套、北京三套。

其实，多户口比多房产更让人瞩目。后者还有辩解的空间，可以说是用打理煤矿的“合法收入”买的，但对前者呢？只能哑口无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龚爱爱的4个户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合法”所得。

这事儿很“奇葩”，但在中国又很常见，龚爱爱绝不是孤例。已经被曝光的还有安徽凤阳县公安局局长陶勇，利用职权伪造身份证，以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陈文铸，持虚假第二身份证6年，频繁出入境赴澳门赌博。还有更多的“双户口”官员尚未暴露于阳光之下。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能弄到“多户口”？要知道，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素来严苛，普通公民想多办一张身份证完全没可能。而北京户口，在黑市上已是50万难求，很多人为了它不惜先考研、考MBA，然后再花钱，不跨过这些门槛，有钱也买不到进京指标。

如果说这么多官员的“双户口”都是信息录入失误所致，实难让人信服，只有公安机关内部的审批人、经办人营私舞弊、帮着修改甚至伪造材料才能办到。身为公安局局长的陶勇很容易，“监守自盗”即可，其他人呢？公安机关为什么要为龚爱爱们知法犯法？简单地说，不是畏于权，就是诱于利，前者是特权对户籍管理的干预，后者是特权对户籍管理的收买。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郑州“房妹”和神木“房姐”事件，不能止步于注销非法户口，也不能止步于清查个别涉事公安机关职员，还要进一步筛查全国那些隐藏着的“双户口”，同时思考设计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腐败面前为何不堪一击。其实，制度的设计只是第一步，能否有效执行，能否有效被监督才是关键。

另外，我们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官员爱户口？无非两个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逃避反腐部门的追查。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纪委想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实行？住建部要完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没关系，可以弄两个户口避人耳目，“裸官”之外的又一对策而已。山西运城纪委官员张彦就是一个例子，张彦在京晋各有一户口，其公公为前运城财政局局长，她山西的身份证用于为丈夫与公公买房、转移资产。这对反腐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即便能逐渐把官员的财产信息公布于阳光之下，谁来保证这些信息是真实的呢？那些成功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国家何曾能想到，还可以从身份这个根子上造假？

官员需要户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下，依附于户口上的现实利益依然很多，政府依然在利用户籍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多弄一个户口，可以绕开限购政策，绕开第二套房的高利率；多弄一个户口，可以多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或者两限房，它们与商品房价差巨大，利益优厚；多弄一个户口，尤其是热门的北京、上海户口，孩子在高考中的竞争力要强上数倍。如此种种，加大了户籍作为寻租对象的可能性，人为培育了滋生户籍腐败的温床。由此，我们不能再无视户籍改革的裹足不前，必须拿出勇气剥离附着于户口上的各种现实利益，还户籍只用于证明公民身份与人口统计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