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文
初版的《格林童话》刚问世时，遭到一片批评，其中一个批评来自格林兄弟“民间文学”研究的引路人、海德堡浪漫派创立者之一柯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就整体而言，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所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民间童话，没有任何意义，肮脏，故事又非常短，实在是无聊至极。”几年后，格林兄弟决定出版第二版，并从学术路线改走为儿童路线。在1819年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们去掉了之前忠于民间故事来源的宣称，而是慎重地表明：“任何不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从1812年初版到1857年第七版， 45年间，格林兄弟，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不断对童话集进行增减和润色， “以符合读者的期待”，如将一次次欲置白雪公主于死地亲生母亲改为恶毒的继母，解救她的人则从父亲变成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故事终于变成一则“公主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1859年，73岁的威廉·格林去世，于是，1857年的“洁版”《格林童话》成为最终版本。
即便如此，洁版童话中所包含或隐喻的弑父杀母、父食子、母食女、肢解、食人、偷情、怀孕、乱伦、谋杀等情节，依然为人所诟病。近日，为了纪念“格林童话”200岁生日，德国启动了近乎一年的纪念活动，如何看待“格林童话”在德国文化中的身份和地位成为这场盛大纪念活动首当其冲的话题。“德国人为什么会犯下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恶行？”对此，德国作家金特·比肯费尔德认为在“格林童话”中能找到答案。
将“格林童话”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这一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78年，德裔美国学者路易·斯奈德便在《德国民族主义根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格林兄弟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形成的负面作用，如“服从、处罚、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美化暴力”。因此，《格林童话》在德国幼儿园被禁几十年。然而，与“格林童话”残暴的内容本身相比，更需要重新思考是格林兄弟对待童话的残暴的方式，将有着丰富可能性的民间故事规训为一种简单的同一的模式：美丽的必定善良必定有好结局，丑陋的必定邪恶必定没好下场，有着丰富意义的民间故事都被规训为一种纯洁的高尚的模式。且不说有没有必要为了儿童而取消故事与现实的丰富性，单单这种对同一模式的追求，就是最危险的。在忧郁的阿多诺看来，正是西方文明中这种对“同一”的理性追求才导致了集中营。将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吉普赛人、少数民族等数百万人全部屠杀的事实是“野蛮”的，但在阿多诺看来，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野蛮过程所表现出的“理性追求”——对某种纯洁、崇高的追求。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最后，阿多诺悲愤地追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荒谬：为什么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纯粹的本质（种族）同一性中，听着西方古典音乐来进行恣意杀戮的呢？
套用阿多诺的话，无论是在童话中，还是现实中，“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为此，我很愿意推荐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给沉醉于“格林童话”的人，那个有烦恼、有心事、有嫉妒、有压抑，想入非非忿忿不满充满女权意识的女人，难道不是白雪公主吗？或是凯瑟琳·奥兰丝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看看纯洁的女孩是如何摇身变为夜总会的舞女或是开着敞篷车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
罗四鸰/文
初版的《格林童话》刚问世时，遭到一片批评，其中一个批评来自格林兄弟“民间文学”研究的引路人、海德堡浪漫派创立者之一柯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就整体而言，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所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民间童话，没有任何意义，肮脏，故事又非常短，实在是无聊至极。”几年后，格林兄弟决定出版第二版，并从学术路线改走为儿童路线。在1819年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们去掉了之前忠于民间故事来源的宣称，而是慎重地表明：“任何不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从1812年初版到1857年第七版， 45年间，格林兄弟，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不断对童话集进行增减和润色， “以符合读者的期待”，如将一次次欲置白雪公主于死地亲生母亲改为恶毒的继母，解救她的人则从父亲变成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故事终于变成一则“公主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1859年，73岁的威廉·格林去世，于是，1857年的“洁版”《格林童话》成为最终版本。
即便如此，洁版童话中所包含或隐喻的弑父杀母、父食子、母食女、肢解、食人、偷情、怀孕、乱伦、谋杀等情节，依然为人所诟病。近日，为了纪念“格林童话”200岁生日，德国启动了近乎一年的纪念活动，如何看待“格林童话”在德国文化中的身份和地位成为这场盛大纪念活动首当其冲的话题。“德国人为什么会犯下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恶行？”对此，德国作家金特·比肯费尔德认为在“格林童话”中能找到答案。
将“格林童话”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这一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78年，德裔美国学者路易·斯奈德便在《德国民族主义根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格林兄弟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形成的负面作用，如“服从、处罚、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美化暴力”。因此，《格林童话》在德国幼儿园被禁几十年。然而，与“格林童话”残暴的内容本身相比，更需要重新思考是格林兄弟对待童话的残暴的方式，将有着丰富可能性的民间故事规训为一种简单的同一的模式：美丽的必定善良必定有好结局，丑陋的必定邪恶必定没好下场，有着丰富意义的民间故事都被规训为一种纯洁的高尚的模式。且不说有没有必要为了儿童而取消故事与现实的丰富性，单单这种对同一模式的追求，就是最危险的。在忧郁的阿多诺看来，正是西方文明中这种对“同一”的理性追求才导致了集中营。将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吉普赛人、少数民族等数百万人全部屠杀的事实是“野蛮”的，但在阿多诺看来，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野蛮过程所表现出的“理性追求”——对某种纯洁、崇高的追求。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最后，阿多诺悲愤地追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荒谬：为什么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纯粹的本质（种族）同一性中，听着西方古典音乐来进行恣意杀戮的呢？
套用阿多诺的话，无论是在童话中，还是现实中，“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为此，我很愿意推荐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给沉醉于“格林童话”的人，那个有烦恼、有心事、有嫉妒、有压抑，想入非非忿忿不满充满女权意识的女人，难道不是白雪公主吗？或是凯瑟琳·奥兰丝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看看纯洁的女孩是如何摇身变为夜总会的舞女或是开着敞篷车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