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scoery of India
作者：【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出版社：Penguin Books India Pvt Ltd; New edition

by刘波
一

1761年1月14日，德里以北约90公里的帕尼帕特，一处平原上，入侵印度的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沙统帅的10万人马，与8万马拉塔军队相遇，史称第三次帕尼帕特会战。双方都以骑兵为主力，也拥有炮兵，马拉塔人的火炮来自法国人。

莫卧尔帝国当时已沦为群雄逐鹿的战场，虚弱的皇帝在各种势力之间奔走求援。马拉塔人如果战胜阿富汗人，将成为印度北部的霸主。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补给路线被阿富汗骑兵切断，被迫强攻对方的坚固阵地，最终大溃，十多万人被屠杀。马拉塔从此一蹶不振，其君主Nanasaheb Peshwa 郁愤而亡，但阿富汗人也遭受重创，数万人战死，艾哈迈德·沙无法立足，也被迫引军退去，在印度北部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第三次帕尼帕特会战是18世纪印度次大陆上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

就在4年之前的6月23日，32岁的英国人克莱武在孟加拉的普拉西也赢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役。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以3000人的部队击溃了一支5万人的印军，对方的统帅、孟加拉的土邦主西拉杰逃亡后被他的政敌处死。因为克莱武战前就争取到了对方阵中大将的背叛，所以交战双方的伤亡都很小：克莱武一方为65人，多数是土著兵，只有4个欧洲人，孟加拉军也只有约500人被打死。

引人遐想的是，假如历史定格在这一刻，一位观察者会将哪次战役认定为后来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事件？无疑应该是第三次帕尼帕特会战，因为它的规模大得多，而普拉西会战不过是边缘地带的一次小冲突，也许和那些土邦之间长年累月的封建战争毫无二致。但后来的历史忘记了帕尼帕特而记住了普拉西。普拉西之战被视为英国统治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开端。后来一位为克莱武写传记的作者甚至认为，他在普拉西创造了堪比亚历山大大帝的功业。克莱武成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时代的标志性英雄、卡尔·马克思口中的“大强盗”。而在后来的历史观照下，第三次帕尼帕特会战显得无关紧要——100多年后，不仅印度，阿富汗也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同样引人遐想的是，假设帕尼帕特会战的参与者能预见到之后的历史发展，将他们的军队与武器集结起来对抗英国人，他们应该能轻而易举地将羽翼未丰的英国势力赶出他们的沿海据点，甚至驱逐回国。与1840年英中的武器对比，陆战方面，18世纪中期英印的武器差距要小得多。但后来，英国花费了很小的成本，便逐渐蚕食了整个印度，将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置于其全球帝国的轭下，使之成为“英王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这个过程以马克思的总结最为精当：“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始终处于停滞状态的落后文明、一个“历史上不断被征服”的民族，遭遇先进文明之后的必然结果，历史以这种残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落后文明将通过溃败和裂变而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这又将为未来的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但印度真的是如此不堪一击吗？它的沦落是不可避免的吗？100多年后，印度首任总理贾瓦拉哈尔·尼赫鲁试图重新诠释这段历史。

二

1942年，席卷全球的战火已波及印度东大门，在迫使新加坡投降后，已开始觊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英国也面临着内部的对手——以国大党为首的独立运动要求自由。8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一项决议，向各国呼吁，要求英国承认印度自由，而独立后的印度将支持反法西斯的全球战争。决议通过后几小时，逮捕在全印各大城市发生，甘地、尼赫鲁等独立运动领导人入狱。尼赫鲁被关押于亚马那加堡垒，狱中的他劳作、阅读、思考、写作。两年后，他以英文写成了《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一书。这是尼赫鲁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被视为一部向外部世界介绍印度的百科全书。

尼赫鲁的名字贾瓦拉哈尔，就是“红宝石”的意思。Discovery是一个漂亮的英文词，有着宝石抹去尘灰之后重放光彩的意味，只是译成汉语的“发现”之后略显失色。尼赫鲁的“发现”，既是他作为一个婆罗门阶层出身、受英国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入印度各地走访后得到的新体察，也是向世界展示印度新形象、新精神的努力。因为，至少在他看来，接受英国统治，印度在现实与精神上受到了双重侮辱，而后者也许更加痛苦。

从普拉西开始的对印度的轻松征服，让不少英国人觉得，统治和改造这个落后社会的命运，不过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除了对极少数知识分子外，印度文化对英国人来说简直不值一提。19世纪30－40年代主持印度教育改革、将英语树立为官方语言的麦考利男爵说：“欧洲一个好图书馆里的一个书架顶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所有本土文学。”硬币的另一面是印度人自信的沦落，据说，当时有幸拜访欧洲的印度人，看到从事体力劳动的白人都会深感震惊，因为这些人一旦来到印度，仅凭肤色就可以成为上等阶层。

在麦考利看来，英国应该构建一个处于统治的白人与亿万底层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些人“拥有印度的血液和肤色，但趣味、观念、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是英式的”。一个西化但没有政治权力的印度精英阶层逐渐出现。但英国虽然可以制造这个阶层，却不能阻止这个阶层接受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变成英国统治的反叛者，而尼赫鲁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英国的侮辱与损害，以及印度社会的困窘凋零，让尼赫鲁感到无比痛苦：“我们所处的受奴役和穷困的地位，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印度这样伟大的国家，有着昌盛而悠久的历史，却让一个远方小岛把他的手足捆绑了起来，任意支配，是一桩荒谬绝伦的事情。而这个强迫结合的结果是无可测度的穷困堕落，这就更为荒谬了。”但是，尼赫鲁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来认识当前的现实，“‘现在’是从悠长混乱的‘过去’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就要到‘过去’中去了解。”

三

在尼赫鲁看来，英国势力在印度次大陆势如破竹的推进，并无神秘之处，他们只是在一个幸运的时间和地点开始了殖民事业而已。对于普拉西战役，尼赫鲁满怀哀怨地说，克莱武是靠“鼓励叛变和弄虚作假”打赢的，“那种辛酸苦辣的滋味至今犹存”。如前所述，这一描述并不算错。而当时的大环境是，“莫卧儿帝国的瓦解形成了流动的无组织状态，印度几个世纪以来从未这么虚弱而孤立过”，这是英国征服（或胁迫降服）一个又一个土邦的原因。

当时的印度人并没有统一的民族观念。例如，也许对于海德拉巴的土邦主来说，近在咫尺的迈索尔，而不是远在孟加拉的英国人，对他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为英国人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条件。尼赫鲁认为，当时唯一有一些民族精神的是马拉塔人。他们“有一些比对领袖的忠诚高一点的东西”，但那也是狭隘和有限度的。而且所有印度人都对英国缺乏了解。他们大多不认为英国是印度主权的认真争夺者，而等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印度像是一个酣然入睡的庞然大物，在麻木中沦落。

同时，尼赫鲁不认为在英国征服前夜，印度与英国存在巨大的经济与技术上的差距。他认为，当时印度的制造业和金融业非常发达，欧洲人是为了寻求精良的制造品而来到印度的。印度的纺织品等产品的生产工艺非常有效率，大量流入英国，乃至英国被迫征收重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但后来，“工业革命”导致了一种质变，印度已无法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竞争。英国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后，保护国内市场却迫使印度开放，才让印度制造业彻底崩溃。这个过程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乃至于甘地要用传统的手摇纺车作为反抗英国的精神寄托。不过尼赫鲁也承认，英国代表了一种“较高而进步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它的议会制度。

一个民族的自信来自于它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在英国统治时代的教科书里，过去的印度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是英国带来了光明。但尼赫鲁对英国征服印度的历史进行重新阐释，恢复了印度人的自信。不仅如此，尼赫鲁还以充沛感情与优美笔调描述印度的历史、文化、哲学、艺术，重新唤起印度人的文化自觉和身份意识。“他们对我们古代的史诗、神话和稗史都知道得这样熟悉，这样就使他们有了亲切的祖国观念”，他说。这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建设。至于西方，他说：“印度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西方也要学习印度。如果不去学习那在各个时代并在一切国家吸引住思想家心灵的更深刻的人生教训，那么技术上的进步也不会带给它什么安慰。”看看那些在今天到印度禅修和寻找人生智慧的西方人，就可知道尼赫鲁并没有夸大印度文化的魅力。

独立后成为总理的尼赫鲁的执政记录是好坏参半的，他得到了国民的广泛拥戴，以他为首的“尼赫鲁王朝”是现代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家族，但他在经济上过度地奉苏联为楷模，也留下了太多后遗症，需要由后来的执政者以市场化改革的方式来消解。不过瑕不掩瑜，《尼赫鲁评传》的作者尼森塔尔写道：“尼赫鲁一生的要点很简单，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做到独立自主，能向它的人民提供粮食、住宅和书籍，同时能在国内保持政治自由。”但我认为他还漏掉了重要一点：尼赫鲁作为一个精英分子能和底层民众做心灵的沟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得到他们的真心支持，本国传统不被视为负累，而被视为前进力量的源泉，他恢复了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尊严，这一点，是“五四运动”之后始终主张弃绝传统的中国主流文化精英所不能比拟的。

四

阅读《印度的发现》是一个愉快的过程，那种不断的询问和内省，不像政治家的风格，倒像是文学家或哲学家，只能说，尼赫鲁继承了印度文化的玄想气质。让我尤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每当尼赫鲁准备阐述印度文化的独特性时，他都不忘记指明中国文化也同样深邃博大。比如他说：“印度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遭遇入侵和激变的历史，仍然绵延不绝……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及文化生活的一脉相传。”在论述印度古代承认臣民反抗暴君的权利时，他引用孟子的话：“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

当然，该书的写作时间，正值尼赫鲁与中共领导人交好的时代。1954年他访华时，毛泽东还曾赠以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也一直设想构建中印之间的“亚洲轴心”。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击碎了中印蜜月，印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也沉重打击了尼赫鲁的健康，他于两年后去世。

那场战争给印度人留下了远比中国人沉重的心理冲击。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两国民众精神上的隔阂至今没有打破，在一些人心中甚至互为假想敌。一个例子是，《印度的发现》一书在中国得到最多引用的语句是，“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以此说明尼赫鲁的大国雄心。但书中那许多对中国文化的倾慕，对中国人的友好表态，都变成了空洞的回响。今天的中国人对印度文化并无多少兴趣，也许印度对中国亦然。

不仅如此，在中国还流行着一种对印度的轻蔑与鄙视，虽然不多见于公开场合，但在互联网等舆论平台上时有显现。如果说在许多普通人那里，这不过是一种了解不深导致的无意识盲从的话，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则是主动而为，试图以民主印度的“失败”，为“中国模式”的合理性树立反证。

不可否认，印度仍是一个穷国，频发的种族冲突、拥挤的火车、大规模停电、少女轮奸案以及肮脏的环境，都在败坏它的形象——不仅是在中国。但如果这成为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印度人是否也可嘲笑北京洪水与雾霾、黄浦江里的死猪、地震中震塌的校舍、毒奶粉和小悦悦的遭遇？中印两国的人民是要探讨一种重新相互接近、在文化上共生与复兴的可能，还是仅盯着对方的阴暗面，为自己挽回起一点点可怜的自信？如果是前者，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像尼赫鲁一样去“发现印度”？其实，有时“发现”印度也是在“发现”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