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德平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by胡德平

关于《改革放言录》，我在前言里也提到，它是一个人历史言行的真实记录。

很多观点，很多认识的形成，离不开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现在我基本上算退休了。我觉得接触的面更广了，能够真正把过去的东西整理出来，和更多的朋友交流，这个机会更宝贵。

关于“放言”，其实人遇到问题，看到了，自己想了，经过讨论了，自己学习了，自己写出来，因为人都是有个性的，只要是独立的思考、自己想、自己写就是有个性的文章。所以不想放言也是个放言。

汇集整理《改革放言录》，我的基本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我觉得只有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才是做了件有价值的劳动。否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真是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改革的实践，社会关系的变化，还有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都可以有的放矢地谈我们的想法。而且这些都和我们本身的利益、前途、家庭、民族、国家有关，不让人们说，不让人们想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基本态度，就是特别重视交流互动，比如说微博，我发了一条之后，有人就给了我一个反馈，说看了我的文章、我的书之后，觉得我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者”，我说这个提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原来也有人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右派”。人还是我一个人，说我是“右派”也好，说我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者”也好，其结果，都能够帮助我认识很多问题。

但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有的放矢，是不是在做无用功呢？

第一件事，我想先谈谈法治。

3月30日我在《新京报》看到一篇文章，篇幅不大，提到深圳某个街道派出所的一个文件，上面说，如果在我们这儿遇到了犯罪分子，就可以“依法现场击毙”。我看到这个，再翻开我的书，王立军的事我在前言里面说到了，王立军说，如果我们公安遇到了威胁自己生命的情况，可以“不问对错先依法击毙”。

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公安、专政单位能够这么说太恐怖了。现在王立军给抓起来了，但王立军当初是怎么说的呢，说“不问对错依法击毙”，说可以“把政治变成法制问题”，说“谁有我们懂法？”这是我2010年看到的他说的话，而且当时唱红打黑，吓倒了一片人，人人都觉得有危险。

王立军问题出来了，重庆的问题出来了，因为他们在践踏社会主义法治。现在我们回到深圳派出所的事上，粗看好像挑不出什么来，“依法”、“现场”、“击毙”。但有人出来质疑：当公安、武警开枪的时候，当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应该是人的生命要敬畏！有的人还没有被国家判死刑，你怎么可以去评判？依法，怎么依法？你只能鸣枪示警，你只能够尽量抓捕犯人。在你确实受到危险，确实遭遇暴力恐怖的时候，这个权力才可以被动用。我国的子弹枪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我们的法律对暴力的18种行为也有严格规定，按照18条规定，你才能开枪。而且依法不依法，事后还要法院来核定。我们这个社会反反复复，在这种最应该接受经验教训的地方，现在还那么随随便便。

因此，这样的问题就要有的放矢。大家都应该谈到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安危。

第二件事，就是土地问题。

河南中牟县，最近征地又碾死一个人。我觉得我们的土地问题已经发生多少事了！所有权到底是谁的？当然国家可以征地，但是征地的原则是什么？范围是什么？其次才是价钱问题，价格问题。

不从根本方面、从所有制方面来谈这个事，我觉得是谈不起来的，而且会是没有尽头和尺度的。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前面的问题又引发出来，原来的价钱又被后面的价钱抬高，没完没了。 

中国共产党是从土地改革上起家的，这个问题《宪法》也有规定，我觉得应该更早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法律政策一出，这是一个定天下的事。我在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意见，是知道一些革命史的人的意见。

第三件事，是民营企业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民营企业家，企业做得很好。但是他现在也很困惑。他说，老说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国有企业，那我这么干我值吗？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那我们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执政基础起了不良的影响，我干嘛还做这个企业？

另外他说，两个“毫不动摇”非常好，但是我们也会想：两个都毫不动摇，两个都那么气壮如牛，那顶起牛来怎么办？你也毫不动摇，我也毫不动摇。所以得有个分工和侧重，各自研究自己的优势，达到互补。所以我在文章里面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果现在闹“国进民退，民进国退”，那么大家能不能合作起来，能不能根据经济类型、性质、作用、各自的优势联合起来？发展是硬道理，最归根到底是一个话题：我们怎样致富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