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产阶级队伍持续稳定的增长，对一个现代国家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应该如何保障它的高增长？

答： 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它的中产阶级成员有很大关系，中产阶级代表了很多稳定的因素，当今许多国家能够维持一种民主有序的权力过渡，和中产阶级有很大关 系。他们追求民主、法治、开放的舆论，但又不希望通过暴力去获得。他们的需求会促成民主和平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中国也会走向这样一条道路。 执政者要将中产阶级化为其权力的基础，改革的动力，而不是成为他的对手。

要保障中产阶级人数的高增长，中国政府要将更多的人引上 Chinese　Dream(中国梦)，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这个行列，缩小贫富差距。城市化看似对此有利，但目前讲城市化也面临很多问题，而且不仅是 城市的发展，包括农村也要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国政府要将经济搞活，实际上十八大报告，两会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怎样 改变垄断企业问题，民众对垄断企业深恶痛绝，垄断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有着巨大冲突的，中国要把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伴随大量能源消耗的出口型经济，转换为 一个创新的、以服务业驱动的经济新模式，更多的是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的。怎么提高？服务行业更加需要法治建设来保障诚信，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强大的潜在消 费市场，目前也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增加人们的信心。

人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手里的钱保值，没有投资股票的信心，存在银行里 也不保值，于是投资房地产，造成房地产泡沫，这是很危险的。要把钱用在该投资的地方，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私有企业的发展，而不是让 垄断企业，这个垄断，那个独占，不去搞创新。只有通过市场搞活，私有企业发展，才会良性循环。目前的恶性循环，和垄断企业是有关系的，中国领导人能不能重 新恢复市场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的银行把更多的贷款给私有中小企业，让中产阶级有更多的投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国的国企、央企大多处于垄断地位， 他们积累的利润很高，这些利润理论上说应该属于国民，但却没有流向国库成为所得税费，而是被企业截留直接用于再投资。中国普通工人工资的相当一部分，目前 都用于缴纳社保、税款以及保险上，如果国企的利润可以用于减少人们这方面的开支，也会使中产阶级的数量提高，并拉动消费。

问：我感觉房地产与中产阶级的关系，其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中产阶级的成长初期，房地产帮助一些人一跃晋升为中产阶级，而到了现在，高房价又在阻挠更多的人变成中产阶级。

答：完全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讲，承担高房价的也正是中产阶级，或是潜在的中产阶级。包括目前推出的国五条，虽然思路上是对的，但方法上，自始至终增加的都是中产阶级的负担。因此在很多方面，这个政策是值得商榷的，从轻重缓急来讲，政府也应该从国企垄断的问题着手。

问：有国外媒体把中国的中产阶级称之为世界上最悲观的中产阶级。

答：因为缺乏可靠的民调，所以这个定论是很难下的，如果你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很可能对方回答不满意。但如果你问他，你觉得你的下一代会生活得比你更好吗？答案又往往是非常正面的。

问：由于全球化，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从价值观，还是消费方式上，都在越来越接近世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这将对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

答： 我觉得首先，世界对中国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对中国的误解会减少，对中国的恐惧也将减少；其次，由于中产阶级对环境的要求，中国对于能源的保护，对环境的 保护，也会增加一些带有全球性的伦理、观念上的新思维；最重要的一点，价值观念会更多趋同，这将有利于建立普世价值。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中国与国际 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观点摘要|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一次由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这两个行业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贡献巨大——的崩溃带动的经济下滑只会加剧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况且，中产阶级对中国新 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这一战略试图将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转为内需拉动型。中产阶级扮演的日益重要的经济角色或许会反过来提高这一阶层的政治影响 力。

霍米·哈拉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弗里·格茨（布鲁金斯学会沃尔芬森发展中心研究分析师）：

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显著扩大，需要作出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持续的政策调整。

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小到了极不相称的程度。对中国来说最不确定的就是，现今的增长是否足够强劲，能延续到中产阶级的消费引擎发动起来为止，或者说，是否等不到中产阶级成熟起来，经济增长就会停滞。

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说过，中间阶层是一种制衡力量，一种稳定因素。没有这样一个阶层，王朝的危机和社会动乱就极易发生。孟子表达过大致相同的原则：有恒产者有恒心。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济环境、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秩序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或保守、或激进、或依附。而一种全球趋向的、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经常伴有跨国的政治价值观——将会越来越促使中国中产阶级与国际潮流相契合，而不是相抵触。

满燕云（北大-林肯中心教授）：

在中国，居住条件正在伤害中等收入群体，它使得中产阶级和城市穷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影响到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前景，阻碍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增长。

卢奇·托姆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住房建设似乎都同新的富裕群体的崛起有着内在联系。但是，房地产的建设效应和受益者在各地却各不相同。在北京，中产阶级的出现是当地官僚体制有意识 干预的结果，目的在于通过住房造就一个高消费、高素质的中产阶级。在沈阳，中产阶级是被当作文明的标签使用的，这个标签的用处是为城市改换名声。而在广 东，传统社区的位置优势，以及集体和宗教的痼习使得当地的村民成了工业化过程的赢家。三个群体和三个案例都表明，上行流动是由地方政府的发展与现代化计划带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