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革命》之后，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推出新作《忍不住的“关怀”》，将研究视角扩展到知识分子领域，试图重构巨变前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5月11日，理想国文化沙龙就该书，做了一场深度沙龙“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金雁、杨奎松、雷颐、杨念群、许知远具有公众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参加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担任主持。

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早投身救国救民的一批人，自以为了解政治大势，最终却在政治运动中不知所措，受人轻视，杨奎松认为这是这批知识分子最大一个悲剧。“投诚”？“叛国”？“跟党走”？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软弱，还是中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杨奎松坦言，在写本书时，他是将知识分子当做人来研究，探讨人在这样一个巨变前后的人性是如何展现的。他反复问道，如果处在那种环境下的是我们，我们该如何选择？

对比苏俄以及东欧知识分子，金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并非孤例，其他国家也有，但最终选择不同，不是由于人性差异导致的，而是由时代环境造成的。杨念群则认为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悲惨性结局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他们最缺乏的是在艰苦条件下的内心孤独感的承受力。

雷颐认为，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得不到民众信任，也得不到政权信任的“百年孤独”困境，本质上是他们面对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抉择问题，“他们宁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也不愿意流亡当白俄，那这个情景到1949年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就面临这种选择”。

对于知识分子曾经的这种困境，许知远表示，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此很不屑，因为觉得他们总将自己的伤疤揭开给人这种行为十分酸腐，但后来发现，这是自己本身对知识固化、简单化导致的，更重要的是这是在逃避接触到这些历史真实时候的心中不安的感觉。他认为现在最大的精神危机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有年轻人放弃承担自由的渴望，加入考公务员的行列，希望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 

以下为当天活动的精彩摘要 

杨奎松：

大家把历史当成一种故事和知识，但是研究历史干什么？我研究历史非常重要的初衷就是想要去了解，历史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无论是喜剧、悲剧的事情，那么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最悲惨，俄国和很多国家知识分子也面临过这样的命运，我想要写的另外一种书是讲小人物的故事，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同样遭受到了类似的事。我想写的是人，更想写的是处在一个社会过程中我们人性是怎么表现的。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衡量一段社会历史和人类进步的标准。

所有的悲剧性的问题尤其是带有群众运动型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60年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情况，很多我们所讲的、难以接受的一些现象，特别是大规模的伤害人权的现象，摧残人的生命权的现象，其实更多的是发生在落后时代。

冉·阿让的故事让我触动非常深，我们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主教？没有人启发他良性的东西，让他有一个发展空间，引导他去走上正确的路，没有。一旦这个社会形成某种价值观以后，没有人能够去抗拒价值观。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如果你是坏人永远就别想翻身。

人本质上不见得都是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敌我的观念，用一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会如果一出现分类，那么好坏会变得泾渭分明，没有人能够插足其间，或者踏足一步，要么你选择这边，要么那边。

悲惨世界里面的贫富差距太大了，那么想争取那样的社会改造必须通过革命改造，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所以像法国那样的地方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难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那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联想到，其实我们今天社会 当中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贫富差距的现象，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无法改变的污染问题。其实都是这样一种贪欲造成的。

如果你不尊重过去旧的文化和发展基础，那么回过头来，就可能给我们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我书里反映的时代，是一个革命动荡变化改造的时代，所有人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怎么样，民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