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丹尼尔·卡尼曼
    译者: 胡晓姣 李爱民  何梦莹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撰文：Eric Fish  翻译：袁梦瑶

丹尼尔·卡尼曼，心理学家，以色列裔美国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人类在行为中的非理性决策现象为主要研究领域，其作品大多收录在合集《思考，快与慢》中。

卡尼曼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的大脑中同时运作着两套系统：系统一，潜意识层面的直觉判断系统（s1）与系统二，意识层面的逻辑思考系统(s2)。通过研究，卡尼曼证明第一套思维系统对个体决策的影响程度之大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事实上，非理性情感左右着行为人愿意承担的风险，影响着他的最终决策，并决定着他最终 获得的效用。这无论是对于商业还是政治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宏观经济影响。

3月23日，卡尼曼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采访，分享了他对人类心理学及其对商业领域的影响，以及其他中国近期若干重大事件的看法。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第三次来到中国，这里的什么让你最感兴趣？

卡尼曼：我觉得是这里发生的巨大改变，这里发生的一切太神奇了。我20年没有来上海，它的改变让人叹为观止。在美国的公共部门中有很多的问题，而这里进步的速度，散发的能量，和那种机会无限的感觉实在太让人振奋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中国经常被问到什么问题？

卡尔曼：我在中国交谈过的人不多，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巧合，我经常被问起关于“幸福”的问题，中国人似乎十分关注“幸福”的话题。让我感觉到在中国，家庭的重要程度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我是从我的导游们身上发现的这个问题，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个导游都会提起他们的父母，这在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中国社会变革如此巨大，经济发展如此迅速，这种传统却仍然根深蒂固，这很让人惊讶。

经济观察报：说到幸福感，根据盖勒普调查，中国人从1999年到2010年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人们的幸福感却丝毫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卡尼曼：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很容易想象，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幸福感不会立即跟上。经济迅速发展会产生获胜者和失败者，而失败者所遭受的损失会超出获胜者的收益，所以平均来看，整体的情况是不变的甚至是恶化的。如果人们的期望值的增加速度大于收入的增加速度，这就是很自然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作品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的经济和宗教的核心理念是源自于S2逻辑思维系统，而实际上它们是产生于S1直觉判断系统，人们只是在之后才通过逻 辑来意识到这些理念。你说“当认定一个结论为真，人们就更倾向于认同支撑这个结论的论据，哪怕这些论据有时并不真的具有足够说服力”。如果是这样，那政治 和宗教辩论不就毫无用处？

卡尼曼：没错，从这个角度说，没有人会在辩论中真正改变原意，辩论几乎是徒劳。讨论是有益处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真的会因此改变。

经济观察报：那什么才能改变一个人的核心理念？

卡尼曼：只有在尊重、敬仰和热爱的人们发生改变的时候，一个人才会改变自己的核心理念。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信仰一个理念，是因为与我们亲近的人都相信它。我并 不认为还有别的什么能改变核心理念。生活和环境的整体改变会让人产生新的信仰，除了这种情况，核心理念很少会发生改变，而巨大的事件和变革并不是经常发生 的。

经济观察报：任由逻辑思维系统（s2）将对信仰的确信引向极端化会有什么危害？

卡尼曼：在理念的冲突中，过度的自信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对于律师，还是在战争中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存有某些极端执念，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

经济观察报：权力，或权力感，会让人们更倾向于顺从他们的直觉吗？

卡尼曼：是的，有调查证明当人们认为自己握有权力时，他们会更少自控，并更加自信。领袖们更容易有这种倾向，因为人们之所以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自信和乐观，不然他们也不会成为领袖。所以担当领袖和拥有权力一定会使人们更加听从直觉。

经济观察报：这个观点非常引人遐想，比如它好像意味着会胜诉的是更加自信的律师。是不是许多东西，比如司法系统，应该被重新彻底拷问？

卡尼曼：不,司法系统是不完美的，正如人类是不完美的。我从没试图改进些什么。人类决策就是这样的。促进人们严谨思考的系统必须存在，司法系统就是由此而来。它不可能完美，所以自信的律师会赢一些本该输的官司。但是它正在无限接近完美，这已经十分难得。

经济观察报：你的理论是在暗示人类实际上是十分低效的物种吗？

卡尼曼：这完全是误解。我觉得人类是极端高效的生物。直觉判断系统（S1）十分强大，它几乎无所不能。正是因为它，你才能几乎不用耗费脑筋地说话，产生想法，并做很多事情。而逻辑思维系统（S2）是核心的，它帮助我们思索未来并制定决策。没错，这两个系统都不完美，但是如果说人类是低效的生物，你必须指出 一个更高效的物种，我认为这样的物种并不存在。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未来计算机或许会代替人脑的思维，因为电脑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且目标更为直接，你怎么看？

卡尼曼：电脑确实没有人类的这些问题。当然有人会认为随着计算机智能化发展，未来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也在书里提起过算法的应用会日益广泛，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算法的确优于人脑。但计算机真要代替人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观察报：你用了很长的篇幅写了商业领域的“锚定原则”，意思是消费者会下意识地被引导而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支付一定的价格。举个例子，如果杂货店打出 “每人限购12个”的招牌，他的销量反而会翻倍，或者拿不动产说，如果一个房子的标价高得不可理喻，人们最终却有可能会支付比原来高很多的价格。供给和需 求理论是被过分强调了吗？

卡尼曼：是“供给和需求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错了。市场的决定性因素有很多，但是供给和需求是最为重要的，所以 如果试图用唯一的原则来解释经济的运行，供给和需求是必然的选择，像锚定原则肯定不能用来解释经济运行。但是，如果需要对供需理论进行补充，类似损失厌恶 原则，锚定原则等等其他影响经济行为的理论就必不可少了。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来，我们讲价的时候，如果售货商喊了一个极高的价，是该给一个同样不可理喻的低价来讨价还价，还是应该一走了之呢？

卡尼曼：一走了之，但不是真的走。这只是一个姿态，明确地告诉售货商你不接受这个起点，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开始商量。我觉得这招很有用。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仅凭借直觉和喜好面试求职者会出现差错。那应该怎样面试求职者呢？

卡尼曼：其实我一直怀疑面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员工的方式。不过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建议先列出公司想要在员工身上寻求的特质，分别用这些特质考察求职者，然后得出综合的结论。我觉得整体印象一定不是确定员工的最佳方式。

经济观察报：你的调查证明篮球中的“手感”，或是CEO的连续成功兼并数都不过是统计学上的常规数据连接，与技术毫无关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被过分相信的专业数据吗？

卡尼曼：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那些认为自己能成功选取股票的人们。在像华尔街那样的大型金融市场里，常常有人声称自己擅长选取股票，我不相信他们，就像我不相信有人说他们能准确预测长期政治政策。我觉得这类人被给予了太多的信任。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分析师们几乎每天都在预测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房地产是否泡沫破碎，甚至是政治体制是否会变革，这是在浪费时间吗？

卡尼曼：一些事情是可以预测的，难的是预测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你知道有些事一定会发生，只是不知道何时会发生而已。至少在金融领域，时间才是真正的关键点。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错误预计的仅仅是时机。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和你称为“结果偏见”的现象有关？人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会说“这当然会成功，它有完美的规划”，或者“这当然会失败，它执行得一塌糊涂”，而实际上真正决定结果的却是那些你根本不肯承认的不可控因素。我们为什么总是还要用这个“因——果”理论呢？

卡尼曼：这就是大脑运行的方式，它试图理解世界。就像视觉感知，在模棱两可的视觉情况下我们感知到的结果却并不模棱两可，因为大脑会帮我们进行选择，类似的 现象发生在许多更复杂的行为中。大脑的自动选择造就了生物学上十分高效的感知能力。而我们的思维是由感知系统衍生出的，故而具有感知系统的这些特性。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我们将世界过度简单化了？

卡尼曼：是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不用陷入到世界的繁杂性中。依靠这种“近似”的感知，我们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真的处理模棱两可的世界代价太大了。所以说回来，我真的不认为我们是低效的生物，这些错误反而使我们高效。

经济观察报：企业的CEO们要承受许多并不应得的责备或是赞誉。你谈到了“沉没成本”和心灵账户，如果在一个项目中已经投入巨大，CEO们就会倾向于继续坚持它，哪怕转投其他更好的项目会有更多的收入。这是在暗示CEO们该更频繁地作出改变吗？

卡尼曼：并不一定要非常频繁，但是通常情况下新上任CEO的确是会做一些他们的前任不会做的事，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尽管最重要的不是惩罚CEO，但人们确实很难发现并修正自己的许多问题，而别人或许轻易就能做到。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哪种方式对学生或者员工更有效，批评失败还是表扬成功？

卡尼曼：在大多数情况下鼓励比批评更有用。批评有时是很好的催动力，但是它并不使人接受教训。总体上说积极的对待会更加催人奋进。

经济观察报：中国人一直在购买不动产，认为不动产会只升不降。然而在2011年末，一些城市房价下降幅度高达30%。这使得一些新近买房者发起了抗议甚至恶意攻击房地产公司。有人担心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碎这种事件会大面积发生。

卡尼曼：这是“损失厌恶”的表现。就像我说过的，人们习惯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并认为自己有权利占有它。所以在房地产市场上，人们永远以历史上的最高价来评估自己的房产的价值，任何低于这个数量的价值都被视为损失，而人们厌恶损失，这样的情况出现就不难理解。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在探讨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然而很多人担心巨大的变革利益会使得改革难以进行。

卡尼曼：当然，这是大多数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每一次改革都会有其相应的损失者和受益者，而损失者会比受益者更激烈地反抗。改革通常比预期的成本更大，因为在 规划改革的时候，被纳入计算的是整体的成本和收益，而现实中，承受损失的人会强烈地要求赔偿，这使得改革常常比预期的更为低效。

经济观察报：无论哪种政治体系都会有这个问题吗？

卡尼曼：是的，都会。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这种情况会比独裁国家更为严重，因为受损者的声音会响亮，且更被重视。独裁国家会有许多的固有缺陷，但是仅就这个问题 而言，民主国家一定更为严重，因为你无法阻止受损者们大声申诉他们的损失，更无法阻止这种申诉的巨大政治影响。观察不同社会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是，在 这个社会中实施变革举措的难易程度，而独裁国家明显更容易施行改变。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每当人们着手一个重点项目，无论是推行一项改革还是盖一栋新楼，最终的费用都一定会比预算要多。为什么一直是这样呢？

卡尼曼：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一旦有了规划就将其视为最佳方案，故而不能随机应变；二是因为在初始规划书中，为了使项目获批，人们常会故意压低成本。这两个因素加以综合，规划就难免失误。

经济观察报：人们为什么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预期到“最佳方案”几乎不可能最终实现呢？

卡尼曼：预期出项目如何出错是十分困难的事，越是复杂的项目就越不可能。因此在大规模的没有先例的项目里，低估成本的概率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