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芬

有两个户口、公公拥有十余套房产，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此被称“房媳”。在张彦被停职调查后，她的背景也更多被关注。

结果这个背景令人吃惊：张彦及其丈夫、原夏县公安局长孙宏军，生活在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也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当地人说，孙太平家如果开家庭会议，到会的政府官员比政府召开一次会议到会的人数还多。

这样的新闻自然不能不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百姓基于生活感受，认为运城的“房媳”绝非个别现象，还有更多的“房媳”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同时，舆论并没有止于“房媳”公公所拥有房产的数量，而是对这则新闻折射出的权力家族化，裙带化表达了忧虑。

人们的担心绝非夸张，亦非杞人忧天。尽管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基层权力家族化的严重程度，但公众基于生活体验所得的判断值得重视，而媒体近年来爆出的类似新闻也已经不算少，例如北大博士冯军旗挂职中部地区某县县长助理后发现，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有的官位“世袭”，有的裙带提拔；政治家族以联姻或者拜干亲方式蔓延，“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权力家族化的弊害是明显的。它使公共权力丧失了公共性，导致公器私用。报道中说，夏县教育局长吴东强举报时任县长李晋学时，李安排孙宏军监控了吴家的手机，还将吴刑拘和抄家，正是权力私化、黑化的典型表征。

权力家族化压抑了社会正常的上升通道，损害公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从“房媳”新闻看出，这个权力家族几乎通吃了有“实权”的政府部门，孙宏军甚至在15岁的时候，就能够到县公安局占坑，获得一席之地。权力的恣肆、随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家族势力控制权力的结果，势必挡住他人上升渠道，因裙带而上位者更难保证权力行使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使利益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流转。

事实上，“房媳”新闻揭出的权力家族化现象，只是近年来中国基础治理乱象的一部分。基层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区与维稳重灾区，已是世所共知的事实，基层治理失控问题，已成为海内外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执政党高层对此也有认识，前总理温家宝就曾语重心长地说过，中国人民能治理好一个村、一个镇，就能治理好一个县。其潜台词是，县域的政改有必要也具备了条件。

遗憾的是，基层治理改革同其他关键性改革一道，多年陷入无所作为的停滞状态，以至于一向稳健的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来都不得不感叹：计划经济旧体制与政治体制从建立到运转，不过29年，而改革改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还没破题，还在那里摸石头。他提出一个问题：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基层权力家族化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释周其仁提出的问题。不过，是以悖论的方式，即：改革需要打破权力产生的方式，根除权力家族化，实现权力的公共性，但是，权力家族化又使得这样的改革难以在基层展开。

过去，拖延基层政改的一个理由是，一旦改革，基层权力就会家族化。如今现实是，政改尚未启动，基层权力家族化已经曲径通幽，在局部地区已经完胜。“房媳”新闻只不过暴露了基层治理问题的一个脓包。它触目惊心地提醒我们，基层治理改革已经不容再拖，需审慎设计，尽早破题。中国有近3000个县，选择一些县域，实施大胆彻底的改革，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