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林/文 政府最喜欢什么样的企业家？应该是那些最听政府话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往往自由较少，一个企业从生到死，从审批到税收，步履沉重有如镣铐在身。可是要做到让政府喜欢，恐怕还要戴上靠近权力、协同权力乃至臣服于权力的镣铐，而企业家似乎也便欣欣然戴上这镣铐起舞。

政治权力介入经济过深，可以使得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成本锐减，即借助公权力弱化市场约束；政治权力介入经济过深，又可以使得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成本陡增，甚至要时刻冒着非法的风险。而当今社会结构恰恰是一个政经边界不清的结构，企业经营好坏受政策影响颇深。如是，企业家的选择看起来十分理性。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在其《政治学》中写到，社会精英的最重要技能是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描绘成公众的利益。中国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这项最重要的技能，他们被称作资本家，在写满劳动价值论的课本里形同魔鬼。直到整个社会在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坍塌沦落，他们才开始得到尊重——这种尊重不是来源于他们成为了公众利益的代表，而是来源于理想幻灭后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因此，在拉斯韦尔的定义上讲，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还不能算得上是社会精英。

企业家如果不能在社会利益的意义上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自我认同，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利润，不能理直气壮地保护财产权力，就会不自觉地与政治权力靠近，以期从政治权力身上获得保护，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臣服于权力。这种做法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便是企业家会变得非常短视，今天能够拿到的不会等到明天。

很多企业家本身也盖以成败论英雄，只要能获得财富，不惜把自己放在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其结果企业家只能从公权力的掌握者身上索取安全感。于是乎，才会出现了在尊严和赚钱之间无法取舍的困顿。

相比于政治家而言，企业家的确更难把自己的利益描绘成公众利益。人们也许会想，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一方，不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么？在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长久以来，企业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正如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

茅于轼先生认为，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其所指大概就是要把企业家从魔鬼学中解脱出来，打开束缚企业家发挥作用的价值观上的镣铐。但吊诡的是，很多企业家本身却认为在价值观上得到认同并不重要。

在诸多企业家看来，企业家就是与政府打牌的人，政府出什么牌就顺势而为——遇到计划经济就打计划经济的牌，遇到市场经济就打市场经济的牌，试图改变政策和规则没有意义。

在这个背景下，企业家似乎学会了各种高超的“打牌”技巧，有些打的是忠心牌，梁稳根说，他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支付宝事件，马云打的牌是爱国主义和国家安全。这些言论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精神状态和经营境遇标下了注脚。

打牌永远是博弈双方的零和游戏，企业家可以以爱国主义等等缘由获取支持，公权力的使用者也一样可以使用它来约束企业行为。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永远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都为经济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便林毅夫先生仍然很乐观的认为，中国还可以在下一个二十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可目前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会不到7%。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长期来看会带来巨大的不同——5%的经济增长率和10%的经济增长率在20年内会使收入相差2.5倍。

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政治家的压力加重，而企业家将会更有可为。他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也在通过创造性毁灭不断刷新历史，他们是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的诸多思想家笔下的社会精英。企业家也只有在形而上的高度上获得自我的价值认同——不是出于积攒眼前财富的成功，才能学会如何争取财产权利的保护，才能学会如何影响政策改变规则，才能真正摆脱权力的枷锁和镣铐。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