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对于那些将“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埃及的最新乱局提供了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

自7月3日军方罢黜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总统职务以来，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与军警之间已连续发生多起暴力冲突，造成近百人死亡，逾千人受伤。更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军方在未出具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逮捕了数百名伊斯兰主义者，其中包括穆兄会的多位核心领导人。但我们却没有听见埃及自由派提出什么异议，他们之前曾为了捍卫“自由权利”而坚决抵制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宪法和政府。埃及的政治斗争似乎又回归到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以前的旧模式。

革命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收回。由于表面上的“稳定”已经打破，埃及社会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分裂之中。

在国际上，埃及的政治变局将舆论分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民主派”认为，试图维护独裁统治的埃及军方发动了一场粗暴践踏民主的政变；“宪政派”则一口咬定，穆尔西及其党派妄图复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导致了此次政变，军方的行动是在捍卫自由。政变就是政变，在一个拥有稳定宪政框架的民主国家，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发动政变的理由。如果总统违法行使权力，可以启动弹劾程序。但在剧烈转型的埃及，各项制度建设百废待兴，宪法和相关法律本身尚在争议重重的修订之中，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总统的施政是否超越了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因此，试图以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坐标去定位埃及的现实，无异于刻舟求剑。

在我看来，两年半来的埃及政局走势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联合起来反对一件事情是相对容易的，联合起来达成一项建设性任务却是极为困难的。正是因为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不愿意变通和妥协，才使一场推翻专制独裁的革命变成了一出最终还是得靠枪杆子说话的悲剧。我们还可以预计，如果未来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忙于相互指责而非开启新的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看着埃及的“旧邦维新”之路一步一步走进死胡同。

从投票站到解放广场

如果作一个简单回顾的话，开罗的青年会发现，过去两年多来他们的政治生活便是不断地往返于投票站与解放广场之间。的确，选举与示威主导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

2011年3月19日，也就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不到40天，埃及选民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军方公布的宪法修正案，为未来的议会和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不过，正是这份着眼于应付选举而未对许多根本性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修正案引爆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政治纷争。世俗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首先打破之前推翻“法老”时的“和谐”，呼吁民众投票否决这份宪法修正案，他认为，需要有足够时间让分散无序的反对派组建政党以备日后参选，急于举行选举只会让旧政府的残余势力或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团体获益。众所周知，军方正控制着政局，掌握了埃及社会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而穆兄会则几乎是唯一有良好组织的反对力量。

但77%的人投了赞成票，这令自由派一败涂地，巴拉迪的预言很快便不幸言中。

从2011年6月底开始，越来越多认为民主梦碎的埃及人再度回到解放广场，抗议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迟迟不向人民交权。这场被称为“二次革命”的抗议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的议会选举之前，陆续造成了数十名平民死亡，几千人受伤。它一度被认为是埃及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人们开始真正挑战军方的权力。许多人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并非穆巴拉克，而是他所代表的军事独裁政权。他们从质疑军方的恋权转而质疑1952年纳赛尔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军方强势主导政坛的埃及整套权力结构。一手策动穆巴拉克政权谢幕的军方最高领导人坦塔维元帅第一次被民众高呼为“独裁者”。

反对派指控说，自军方执掌大权后，他们拿出了比穆巴拉克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硬的态度镇压抗议者。仅在2011年1月底到7月底，被军事法庭处理的平民人数就上升至1.2万，而整个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不过2000人；与此同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则从对穆巴拉克歌功颂德变成了颂扬军方的“喉舌”；2011年 12月29日，埃及警察还突击查抄了17家国际民主、人权机构驻埃及的办事处，其中包括美国赞助的多家机构，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2012年2月2日，埃及北部第二大城市塞德港发生了一场导致73人死亡、千余人受伤的足球骚乱事件，令军政府的声誉更加扫地。民众质疑军方保证稳定和安全的能力，而这本是其在过渡时期掌控权力的基础。一些人甚至指责军方故意制造混乱，以维持对国家的控制，延迟民主化进程。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军方不得不承诺加快交权，修改旧的选举法，并结束不得人心的紧急状态法。但坦塔维依然强硬地表示，军方将在新宪法中保持原有地位。“军方的地位在上一部宪法中是这样，在当前的宪法中是这样，在下一部和以后的宪法中都会是这样。”

2011年11月28日开始的议会选举，被认为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拉开了埃及民主的序幕。但后来的事态表明，这更像是拉开了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斗争的新一幕。这的确是一次在国际监督下自由公正的选举，投票率也出奇地高。但正如巴拉迪所担心的，由于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力量中，几乎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有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雄厚的资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长期经验，这次选举仿佛就是专门为它量身定制。

选举结果显然并不具有代表性：点燃革命之火的年轻人只赢得了有限的几个席位；占埃及一半多的女性在议会中得到的席位不足2%；占埃及人口总数约10%的科普特基督徒只拿到了少于2%的席位；而连同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在内，伊斯兰主义者赢得了压倒多数的70%席位。

在议会选举结果的阴霾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下，2012年5月和6月，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民主选举。一年多来与伊斯兰主义者政治不断的世俗自由派大多选择了给穆斯林兄弟的候选人会站脚助威，他们希望携手穆兄会共同遏制军方对埃及新政治体系的控制。老资格的反对派人士哈桑·纳法阿的话代表了自由派的心声：“我们并不是支持穆尔西，反对沙菲克（受到军方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位总理），我们支持民主……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企图无限期地操控并扩大权力。这完全是反民主的。”

“扩权令”引爆新一轮政治纷争

然而，在6月17日第二轮（决胜轮）投票的前3天，军方任命的埃及宪法法院突然裁定，议会下院三分之一的议席因违宪而无效。这实际上相当于解散了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议会，令埃及全国上下在选举前陷入空前混乱。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能够阻止穆尔西赢得足够的选票去击败沙菲克。于是，在投票站关闭后不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又发布了一份补充宪法声明，收回了立法权，重新界定了总统的权力，并把对所有军事事务的最终发言权都留给了自己。

这些举动再度引发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自由与正义党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军方的宪法补充声明。穆兄会称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变”，并组织万人大游行表示抗议。

穆尔西开始了对军方的大胆挑战。他上任第九天就下令恢复议会并举行新一轮宪法公投，虽然在遭到最高宪法法院否决后作出了让步，但一场穆兄会与军方之间的白热化的权力斗争就此展开。

穆尔西很快就等来了机会，更准确地说，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穆尔西及其穆兄会一旦掌权，便很快地显示出其政治手腕。

8月5日，一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分子在日出开斋之时袭击了位于加沙边境的一个埃及军队哨所，杀害了16名士兵并夺走两辆装甲车，随后遁入巴勒斯坦。据以色列情报官员透露，他们事先获悉可能会发生袭击，并将情报转交埃方。埃军情报首脑莫瓦菲将军也公开承认他向国防部长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沙米·阿南将军汇报过。

这一事件让公众在怒不可遏之余对军方的战备状况和执行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穆尔西总统在几天内果断罢免了军方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北西奈省省长，并趁机更换了总统卫队司令和负责开罗安全的军事指挥官。

8月12日，埃及军方第一号人物、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担任国防部长达21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及其副手、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南将军被宣布“光荣退休”，一并被解职的还有军方主要部门、海空各军种的多位首脑。受命接替坦塔维的是现任军方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勒·赛西将军。

至此，埃及过渡阶段的军权似乎已掌握在了穆尔西总统手中，一些原来对被军队重围之下的穆尔西不抱多少希望的人现在从他身上看见了当年精明强干的萨达特的影子。

但以埃及军方在一年后的政变中展示出来完好无损的实力来看，穆尔西当初要解除一位在国防部长位置上稳坐了十年的军界强人的职务，恐怕绝非表面上看似那么简单。至少不像穆斯林兄弟会宣称的那样，这是因为“穆尔西的命令代表了3000万埃及人的心声”。它更像是军方与穆兄会政府的一次默契妥协——审时度势的坦塔维用个人的隐退换取了声誉日下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和利益的保存。

本来，穆尔西如果见好就收，借助其那时的巅峰人气推动埃及政治的和解，着手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性工作、并借助穆兄会的高效社会网络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令人信服的实效的话，他的确有可能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但或许是被压制了几十年的穆兄会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渴望太过强烈，穆尔西决定趁热打铁，一举扫除自己未来权力之路上的所有障碍。

2012年11月21日，穆尔西总统下令取消军方颁布的宪法补充说明，并公布了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说明。根据这份说明，过渡阶段政府将不受司法审查，如果现有制宪委员会因故不能完成任务，总统将在15天内任命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新的制宪委员会，而制宪委员会应自建立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宪法起草。

这份后来遭到强烈抗议的“扩权令”实际上赋予了总统及其所做决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限权力，理所当然地遭到经历过上一次革命“启蒙”的许多埃及民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自己刚刚赶走一个靠军队撑腰的独裁者，转眼又迎来了另一个声称带来真主启示的更加令人不放心的独裁者。

虽然穆尔西政府做出了部分妥协，强调该法令只是临时性措施，实施范围有限，但依然通过公投强行通过了强化伊斯兰主义的新宪法草案。公投加剧了埃及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甚至数名穆尔西政府要员——其中包括副总统马哈茂德·马基——宣布退出政府以示对公投的不满。

2013年1月穆巴拉克被推翻的纪念日前夕，反对穆尔西的抗议活动演化为暴力骚乱，穆兄会位于开罗的总部遭纵火。而几个月前发生伤亡惨痛的足球骚乱的塞得港，抗议者第一次打出了穆尔西是“真主的敌人”的标语。

今天回头再来审视，正是这份“扩权令”以及随后强推的宪法公投和议会选举拉爆了埃及政治纷争的引线。它不仅坚定了自由派与穆兄会“一干到底”的决心，也将不少原本投票给穆尔西的中间派乃至伊斯兰教徒推到了穆尔西的对立面。它还给了士气受挫的军方借民意翻盘的机会，并直接导致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政府的最后垮台。

国家治理的崩溃

我曾在本文的上篇中指出，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失败根植于他们一开始便对这场“阿拉伯之春”革命所作出的一厢情愿的错误理解之中。在掌控议会和政府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忙于巩固自身权力，全然无暇回应革命的发动者——埃及中产阶级群体——的要求。

穆尔西就任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后，他应该看得很清楚，自己接手的是一付怎样的烂摊子。持续的政治动荡对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埃及经济和财政状况造成了新的毁灭性的重创：由于资金持续流出，埃及的外汇储备已经从360亿美元迅速消耗至不足150亿美元，只能勉强再维持3个月；财政赤字达到225亿美元，约占GDP的10%；制造业的开工量不足50%，约有1000家工厂已经关闭；旅游收入因国内政局不稳和暴力事件增加而骤降一半多；外国直接投资停滞和撤离，失业率高达创纪录的12%以上；在GDP增长率从5%以上下降到2%的同时，通胀率却攀升至18%……用当时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的话说，他觉得在自己那个职位上“简直像一个犯人”。

除此之外，革命之前的埃及政府为“维稳”的需要，每年把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建立一种奇怪的国家补贴制度，尽管这种国家补贴制度名目繁多而低效，但让不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例如燃料和面粉的价格稳定地保持了几十年没变。政治动荡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加之随后的财政危机，使得国家无力继续大规模地推行国家补贴政策，市场上享受国家补贴的商品供应日渐枯竭。

本来，在这种“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穆尔西政府应当在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经济秩序的重建，并对积弊重重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这才是这场中产阶级革命的根源——即反对特权，争取普遍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自由，也只有在这方面有力地回应了民众的呼声，风雨飘摇中的新政权才会在民众心目中赢得更大的合法性，也才有机会同以军方为代表的特权利益集团展开持久的博弈。

但这显然不是穆兄会所擅长的，作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团体，长期的反对派身份使它缺乏一套只有执政者才需要认真考量的处理经济问题的一贯理念和政策方案。穆尔西的自由与正义党在国内自上而下施行的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把消除贫困看作是一项慈善工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既秉承了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也是穆兄会在过去长期深入开展社会服务的思想遗产。为此，自由与正义党政府甚至试图规定将“扎卡特”（zakat）——即伊斯兰教徒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规定为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这不仅于事无补，还招徕了世俗主义者的强烈疑惧。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穆兄会表现出来的反美和反以政治倾向，旧政权时代高度倚重的来自美国的财政援助也变得岌岌可危。

穆尔西一直在强调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实际上是那么脆弱；穆斯林兄弟会也严重误判了埃及社会的多元性和推翻旧秩序者的决心。我坚持认为，只有考虑了这一点，才能客观和公允地分析人们众说纷纭的关于穆兄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的问题。

鉴于穆兄会过去一贯坚持的那套不宽容的意识形态，加之它为了争取萨拉菲的支持而作出的姿态，无论是埃及国内的自由派、基督徒还是外部世界的美国和以色列，对它的掌权产生不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人们一方面希望穆尔西成为“曼德拉第二”，另一方面也是举着放大镜来看他和他的党派的一举一动。

穆尔西在竞选时曾公开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候选人”、“《古兰经》就是我们的宪法”；他当选后也将转变与伊朗和哈马斯的关系作为埃及的重要对外政策，并宣称要“重新考虑”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

但他在当选之初也曾信誓旦旦地承诺，将保证基督徒和妇女的完全权利，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政府，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还会任命一位基督徒和女性担任副总统……

穆尔西政府上台以后，发生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许多领域里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一些规定禁止亵渎神明和进行侮辱，并允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媒体实施审查。

我们不能下结论说，穆兄会已经推行了多少试图使国家政治伊斯兰化的政策，但自由派的担心也是必要的，必须在他像穆巴拉克那样大权在握之前破灭这种危险的可能性。

2011年5月至10月间，开罗连续发生多起保守派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在2012年元旦那天，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科普特教堂制造爆炸案，导致21名礼拜者当场死亡……这些愈演愈烈的恶性暴力冲突无疑加剧了世俗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徒对伊斯兰主义者把持的政府的怀疑和害怕。但实际上，就我本人而言，我非常同意一位埃及科普特主教所分析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极端主义的兴起，而是国家治理的崩溃。

未来三方力量的转型

开罗街头目前正在上演的的这场政治变革至今仍未结束。推翻一个可恶的独裁者并不难，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对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却都是一个巨大挑战，也许花一代人的时间都难以彻底完成。

未来，在主导埃及政治的最重要的三方力量中，军队在维护国内局势、制止国家向极端化方向转型中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它也的确是在摸索着，例如它已经越来越显现出试图披一层法治外衣、通过掌握“立法权”和“释法权”来影响政治的意愿——毕竟，频繁发动政变是一件有损于军队声誉且成本越来越高的事情。但军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体制”在未来是不可能有出路的。为了国家和他们自己，军队必须尽快完成现代转型。

埃及的民主还需要容纳伊斯兰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过去几十年的残酷镇压都不能将它赶尽杀绝，新世纪的一次兵变就更不可能让它从此一蹶不振了。在未来的选举中，必须给予兄弟会均等的机会。否则，主流的伊斯兰主义者将被赶回地下，而某些伊斯兰极端派别主很可能放弃民主图景，重拾暴力手段。

就穆斯林兄弟会自己来说，相信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尽管有多年秘密反对派活动的经验和组织良好的全国性网络，但真正走到台前领导正在变革中的埃及也绝非易事。未来的穆兄会也必须尽快完成由一个宗教性质的组织向现代政党的转型。

对于世俗自由派而言，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从过去的一盘散沙和内部争斗中走出来，迅速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团体并开展有效的工作。此外，受到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他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拥有1500年伊斯兰教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试图实现全盘西化式的自由主义政治既是不可能，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未来的埃及注定仍然是一个穆斯林社会。其实，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一种原教旨的心态追求这种教义并将它强加于人。只要有了一个法治框架，伊斯兰文化只有利于丰富未来埃及的民主政治。

最后，所有的埃及人都应该认识到，一旦各方停止合作，转向全面对抗，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