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
导语:少数进取者与沉默而立身周正的多数合力,完全可以改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形象,并推动中国社会之良性制度变革。

经济观察报 秋风/文 在中国,政治是企业家特别焦虑、纠结的事。在最近相当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发生了两件事情,将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清楚呈现出来。

首先,前不久,柳传志召集正和岛等十来家公司负责人座谈“抱团跨境投资”,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经济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正和岛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在一篇文章中具体解释聚焦、专注的含义:“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柳传志这番“提点”,在正和岛活跃的中小企业主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用媒体的话说,“膜拜”。

然而,有一位企业家坚决拒绝这一观点:目前担任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的王瑛。她断然宣布,“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媒体对此迅速报道。

恰在此时,湘西集资案主犯,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执行死刑。而据曾成杰之女披露,曾在被执行死刑前,法院没有通知家属。曾死之前,甚至没能与家人见面。法院的自我辩解,实际上证实了这一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网上哗然。

大家热烈议论之际,王石发表一条微博:“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王巍、任志强等企业家都对此态度竖起大拇指。

两种心态,昭然呈现。而这两种心态,皆起因于政府权力之不受约束。

因为政府权力不受约束,所以,权力无所不在。企业家要做生意,尤其是要做大生意,就不能不与官员发生关系,获得他们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当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政府官员要出政绩,也离不开企业家的支持。他们乐意与企业家打交道,给他们提供好处,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放到全球范围看,中国政商之间的关系,实最为紧密。

只是,如此紧密的关系未必是企业家希望的,它也经常让企业家恐惧。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体制,不够理性化。政商关系可以那么密切,就是因为民主不健全,法治不完备,包括司法不公正。对于任何企业家来说,这样的体制都带有不确定性。其可能的结果就是王石提到的重庆企业家在“唱红打黑”期间的遭遇。当权力被滥用时,曾经风光的企业家其实非常脆弱,其财产和人身完全缺乏制度化的保障。

这给企业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避免这种遭遇?企业家可以有两种策略选择:柳传志表达了第一种。今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有更详尽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也不敢。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王瑛女士则表达了第二种选择,王石等企业家也部分支持。那就是,通过一些公开的观念上的努力,公民社会的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制度。

这两种策略,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但也许,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企业家积极从事文化事业,构建公民社会,这是值得人们高度尊敬的。今日中国需要这样的企业家,多多益善。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对抗,重要的是自我约束与自治的发育。即便如此,这种选择确实需要较大的勇气,并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够做到。不过,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家也仍然应当对这些企业家表示尊重。因为,他们的努力有益于整个企业家群体,有益于整个社会。

至于在商言商,看起来消极,也完全可以有助于体制的理性化。商人当然要在商言商。但是,究竟什么是在商言商?正确理解的“在商言商”,也可以对制度的变革起到积极作用。既然在商言商,那就专注于商业世界的创新与诚信,自我约束,洁身自好,不跟权力勾兑,拒绝贿买官员,坚守商人伦理。果能如此,目前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也能有所改观。如果一边说在商言商,转过身就与官员卿卿我我,那就是精神分裂症状了。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确实,找到并持守中道很难。在我们这个时代,积极投身公民社会建设的企业家就是“狂者”。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做狂者,但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让人们有理由期待大多数企业家成为“狷者”,那就是有所不为,不做那些有悖于商业伦理、商人伦理的事情。少数进取者与沉默而立身周正的多数合力,完全可以改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形象,并推动中国社会之良性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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