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文

傅斯年的人生抉择

1949朝代鼎革之际，当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去留问题上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傅斯年毫不迟疑的选择了去台湾做台湾大学校长。

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关系来看，那些曾弃学从政，目睹过当时国民党贪污腐败的知识分子，如翁文灏、吴景超、钱昌照等人，都因对国民党的绝望而选择了大陆。

其实，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当时没有人比傅斯年更清楚。从抗战到内战，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与宋子文的下台都与傅斯年有直接关系。执掌台大期间，就他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傅斯年曾对殷海光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愈离开政治中枢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心便愈厌恶”。

既然傅斯对国民党政权的贪腐知道得一清二楚，按照他跟殷海光的这种说法，他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他又为什么非要追随国民党去台湾呢？

傅斯年的抉择，可能与他对苏俄的看法有关。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终其一生，傅斯年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1943年的5月4日，傅斯年在《中央日报》发表《“五四”偶谈》。文中，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宣扬的价值观正遭受苏俄的布尔希维克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的双重夹击。这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他对纳粹德国以及苏俄的警惕与仇视。

此外，傅斯年的延安一行可能也是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原因之一。1945年7月，抗战胜利来临之际，为了维护国内和平，加强国内的团结与统一，傅斯年、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等国民政府参政员前往延安访问。

对这次访问，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观感完全不同。黄炎培大加赞赏延安的新气象与新风貌，后来还曾专门写了《从延安归来》一书。

与黄炎培不同，当傅斯年在会议礼堂看到许多锦旗标语时，他曾不无讽刺地对毛泽东说：“堂哉，皇哉。”作为五四之子，对于个人崇拜与帝王思想，傅斯年向来是反感的。

作为自由主义者，傅斯年自然知道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是捍卫学术自由，为学术而学术，坚持学术的客观性。然而，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他自己所规定的史语所的规范，为了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写出《东北史纲》一书。

傅斯年的爱国热情，当然让人敬佩。然而，这种学术为政治服务，为了爱国放弃学术自由的行为，也未免丧失了学术的客观性。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主张与傅斯年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1928年11月，在给胡朴安的信中，胡适写到：

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因为傅斯年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傅斯年从“两者相害取其轻”的角度出发，似倾向于独裁。他曾写到：

我个人也是深虑中国政治之无出路。尤其痛恨浮薄少年模仿德意之邪说。然而权衡轻重，绾北局之安危者应该知道，与其亡国于异类，毋宁亡政于独裁。

对于傅斯年的这种主张，不仅胡适不赞同，就是鲁迅也反对。鲁迅曾写到：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 “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一问题上，毋宁说胡适与鲁迅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他们既反对日本的侵略，做外国人的奴隶；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做自己人的奴隶。

晚年的傅斯年，当外患消失的时候，他的民族主义则又重新让位于自由主义。执掌台大这一时期，对于学术自由的捍卫，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了。他借用斯宾诺莎所提“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的观念，强调台湾大学的办学宗旨为“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而这时候的傅斯年，已经成为捍卫学术自由的卫士。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价值博弈

可能由于童年时代的困窘生活，也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响，傅斯年一度对“平等”这一价值理念情有独钟。然而，可能正是由于他对“平等”的过分重视，使他的自由主义理念发生了某种变形。青壮年时期的傅斯年，坚持土地公有，主张计划经济。而他这些主张，似乎又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

由于重视平等，傅斯年对贫富差距过大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好感。1945年4月29日，在刊于《大公报》上的《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他曾写到：

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

与此同时，他又认定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曾说：“譬如我们知道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根本上由于这个资本私有的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一时期的傅斯年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制，转而主张土地公有制。与此同时，连带着的，则是他对财产自由的鞑伐。

在《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中，傅斯年曾说：

美国的政治传统，本是自由主义，不待说，但传统的自由主义到今天太多保守性，例如 “财产自由”，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障碍。

这一时期的傅斯年似乎并不明白，如果没有了土地私有制度与财产自由，个人的任何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自由最终会灰飞烟灭。

同样也是因为重视平等，这一时期的傅斯年对计划经济青睐有加。1945年7月30日，在刊于《大公报》的《评英国大选》一文中，他写到：“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

也正因如此，抗战时期的傅斯年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然而，傅斯年对于当时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却抱有敌意。因为在傅斯年看来，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却没有自由。因此，那时傅斯年的理想国就是实行自由的社会主义。在跟陶希圣的谈话中，傅斯年说到了他和胡适的区别，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

在《评英国大选》中，他饱含深情地写到：“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

1949年，到了台湾的傅斯年，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有了重新反思。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傅斯年发表了《自由与平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为了自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必要放弃经济的平等。

如果说以前的傅斯年还是自由社会主义者，那么，以这篇文章为标志，傅斯年的思想开始有了哈耶克式古典自由主义的色彩。可惜傅斯年在1950年就死了，不然的话，他可以看到殷海光翻译的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

傅斯年晚年思想上的这种变化，还表现为他对萧伯纳态度上的转变。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时所接受的费边社的主张。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留学英伦时的傅斯年，非常迷恋萧伯纳，但凡萧伯纳的戏剧，傅斯年必看无疑。但是随着晚年傅斯年“为了自由牺牲平等”的主张的确立，他对于此时还迷恋经济平等，同时又为苏俄极权主义歌功颂德的萧伯纳，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在《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中，傅斯年用犀利的笔调批判了这位他曾经的偶像。当然，这也意味着他对以萧伯纳为首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反省与告别。

从反传统到与传统的和解

作为五四之子，傅斯年对中国文化传统，长期保持批评的态度。然而，从1940年代开始，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孔孟哲学上，傅斯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据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记载，1946年，对于孟子，傅斯年曾写下“孟子，自由主义唯心论的祖师”这样的话，联系到傅斯年执掌台大后要求每个大一学生必须读《孟子》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晚年的傅斯年，似乎在努力使儒家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思想相融合。这一时期的傅斯年，对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的行为，似乎有所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传统态度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傅斯年个人身上，同样的例子还有胡适与殷海光。

1949年，胡适在台湾中山堂演讲，演讲的题目就叫做《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54年，胡适在台湾大学讲演《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有四个大的事件：“第一是无政府主义抗议的出现，即老子为代表的思想；第二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极权政治的兴起；第四是无为政治的代兴。”这里胡适将孔孟的哲学称为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也颇耐人寻味。

与傅斯年、胡适相类似，晚年殷海光在其《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也表达了对中国文化传统“同情的了解”，似乎也在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的沟通问题。

胡适、傅斯年、殷海光这些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其晚年纷纷开始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寻自由因子，从激烈反传统到与传统和解，这样的思想转向也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