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一百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里写了一个要面包还是要自由的故事，被称是“最具毒性的一滴毒液”（罗赞诺夫）。人类20世纪的悲喜剧就像是在演绎和阐释这位残酷的天才的拷问。《传说》是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中的一章，和全书情节毫无关联，却正凝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思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

16世纪的塞维利亚，炎热的黄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认出他！耶稣，是他！就是他！人们跟上他，看他让盲叟复明，死孩复生……年逾90岁的宗教大法官阴沉的眼光看到了这一切，命人抓住耶稣，押入地牢，问：“你为什么来妨碍我们？”宗教大法官面对耶稣的滔滔自辨，主题就是“要面包还是要自由”。一言蔽之，面包（物质财富）和自由对于人来说是不可兼得的。“我们”借助地上的三种力量（奇迹、秘密、权威)夺去人们的自由，为的是给人们面包——地上的幸福。宗教大法官承认自由是天赐予人的，但人无力承受，只有交出这“十分可怕的赐予”，人们才能够得到面包，得到地上的幸福。

之后几十年，一系列反乌托邦文学不断演绎着、反思着大法官的这个主题。比如俄国的Н·Д·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В·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等作品，都是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上预想着20世纪人类在自由和面包上的冲突。这些故事有着象征性的类似：城市罩在透明的罩子里，为的是隔绝外界的污染；人们生活和思想整齐划一，住同样的房子，穿同样的衣服，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每一个人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为防范“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当然也都有一位宗教大法官似的统治者，或是专家，或是博士。这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正如一个叛逆人物巴维尔说的，在这温饱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隶”，“没有灵魂”。结果，这里的人都患了一种“矛盾综合症”：想的一样，说的却是另一样，终于城邦毁灭了。

而著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的创作者，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更是描写了经过200年战争而建立起的“大一统王国”：围着绿色高墙，头顶是消过毒的天空，一切建筑都是玻璃铸成的。这里没有个人的隐私和姓名，只有胸前的国家号牌。为了使每一个“号码”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被安排在“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按照《守时戒律表》、《诚实号码义务条例》，同时起床、散步、进食、工作、睡觉，性生活也是统一安排。这种幸福境界是需要大恩主的极权统治来维持，需要他无所不在的手——守卫局和“钟形玻璃罩”——极刑机器的惩治。

不料，大墙外的春风吹来了甜蜜的花粉，让奉公守法的号码D-503得了不治之症——“长了个灵魂”。所幸有了“幻想摘除术”，于是“头脑又空了、轻了”，“没有任何妨碍笑容的东西了”，他自愿向大恩主供出“幸福的敌人”——宁静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受极刑。大恩主这样向D-503坦言幸福和暴力的辨证法：人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人告诉他一个永恒的宇宙真理：什么是幸福，并用锁链把他和幸福拴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吗？

实际上，扎米亚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是同一件事：能否接受放弃个性自由的幸福，能否筑成一个“水晶宫”或“幸福的蚂蚁窝”（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宗教大法官》一样，被称为对斯大林体制的预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说准

不过，陀氏的预言并不十分准确。斯大林体制的确是靠大法官说的三种力量：奇迹、秘密和权威来成就、来维持的，但是维持住的却不是幸福的蚂蚁窝，而是血腥苦难的帝国。

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是当年斯大林体制维持人们信心的法宝，使人的神经不断地处于亢奋状态。正如当年苏联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新的、特殊的人正在涌现。难以再有的心理氛围和对光明理想的信仰，使人们忘掉贫困的现实。契卡洛夫跨越北极的飞行是奇迹，斯达汉诺夫打破采煤定额纪录13倍是奇迹，没用机械而以15万劳改犯人的生命为代价、提前完工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史无前例，遍布苏联的古拉格群岛震惊世界……这一个个新世界的奇异构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的第三种现实，幻化进入人们活生生的生活。斯大林还要建立一座奇迹的苏维埃宫，象征社会主义的无上权力，高490米，顶峰上有列宁直指远方，让十月革命的熊熊圣火，从这里燃遍整个地球。

大法官的第二种力量是保守秘密：“为的是人们的幸福”，“用永恒的天堂的奖赏来引诱他们”，但是不能够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棺材后面找到的只有死亡”。斯大林体制也拥有最多的秘密。从汗牛充栋的苏联解密档案中，人们知道，斯大林体制有太多不愿告人的秘密。大饥荒的秘密、大清洗的秘密、从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案件”（如沙赫特煤矿案、工业党案、孟什维克案）到50年代初借刀杀人的医生案，多少秘密或者已成千古之谜。但是最根本的秘密，是斯大林体制“为了人们的幸福”，用某某主义天堂的奖赏来召唤他们而绝不许说穿这个事实：沿着他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到那个天堂，走不到那个许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天国。为此，也就不能不有相应的弥天大谎。比如各种控制和检查体系，实际上就是为的保密，也是为的说谎。

不过，从陀氏的大法官到扎米亚京的大恩主，表现出狰狞的同时，也都拿出了“面包”，但是这种文学乌托邦一旦落实到现实，却只有狰狞：夺走了自由，却拿不出面包。斯大林体制的“经济奇迹”不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维持这座帝国主义的大厦。这需要惊人的军费开支（高达GDP的30%）和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苏联终其一生，粮食产量也没达到70多年前落后的沙俄时代的水平，还留下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面对他想象中的蚂蚁窝的生活——失去个性而百无聊赖、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生活，曾经呼叫，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开始！人不是钢琴上的琴键或风琴上的销钉！是的，人不是螺丝钉，哪怕是永不生锈的；人不是手段，无论是为了达到多么崇高境界的手段。比起斯大林体制下生活的折磨和匮乏，更残酷的是使人精神萎缩、心灵干涸，当然也养成苏联人一些令人惊叹的新素质，比如可以几小时几小时、默默地、不急不躁地排在长长的配给队伍里。当年，安·萨哈罗夫就指出，苏联全盘国家垄断下的残暴恐怖、昏官统治和人民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关系。因为在盼着面包而不得的期待中，一些人浑身会长出兽毛，只剩下动物的那点儿简单卑琐的“活着”的念头。既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人对自由的向往。

自由和面包是两难的抉择

苏联既没自由也没面包的故事，引发出关于自由和面包的故事的种种不同的改写。择其要者，有论证既要面包、也要自由并行不悖的；有说先要面包，再要自由的；也有论证有了面包，自然会顺理成章地得到自由的。实际上，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中，面包和自由不是两种简单的诉求目标，而是两种截然相反、背向而驰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路径。

如果明白了，自由不是可有可无的生活调料，不是奢侈品。信仰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一句话，精神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做人的底线。那么他就不会用自由换面包，而一定要用自己自由的权利去争取面包。在这条的路上，“面包是会有的”。

如果同意大法官所说，“人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没有能力担当自由。那就只能听从大法官对人的那种奴隶幸福的安排。而一旦为了面包哪怕是暂时交出自由，实际上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屈辱的、“人财两空”的道路、变为工具、变为手段的路。自由是一点儿也不能够让渡的。自由只能是完整的，自由就是你自己。有限的自由、有条件的自由，恩赐的“宽松”，只能是对自由的侮辱和剥夺。

历史证明，斯大林体制没有随着以卫星和原子弹为标志的苏联经济奇迹，而“顺理成章地”给人们以自由，倒是把早已收归国有的自由抓得更加牢靠，更加得心应手，更加现代化。先要面包，再要自由，或有了面包，会顺理成章地得到自由的苏联梦，只能是梦想。这正应了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看来，从面包到自由没有一条顺理成章、不用换乘的线路，这里绝不是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问题，需要转向、只有转型。所以戈尔巴乔夫要开启改革、要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就不可能是赫鲁晓夫式的对斯大林体制的改良、修补和“完善”，而只能是彻底否定，从那条想要面包而交出了自由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转回头来。苏联解体之初那种试图抹去70年，直接和沙俄时代衔接的种种想法，虽然可笑，却是决心反向、退回原点“从头越”的一种心理表征。

苏联解体之初，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出谋划策的弗罗洛夫，在一次和日本记者的谈话中，着意援引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把改革的失败归于苏联的芸芸众生的愚钝。他甚至用两难选择（дилемма）一词点明大法官对自由和面包的整整一章的论说。按弗罗洛夫的说法，苏联人在抱怨“戈尔巴乔夫夺走了我们的面包，为什么我们需要他带来的自由”。“斯大林时代没有自由，有的是残酷的镇压，但我们活得比现在好”。于是他说，“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对我国社会来说显得超前了”，“没有被广大民众接受。”因为“都没有成熟到接受这些思想的程度。”“可能是几百年之后，才能够得到实现。”

所以，他认为“俄罗斯需要的是某种更朴素、以香肠和面包等形式出现的东西。”他觉得戈尔巴乔夫和他自己是“身处耶稣的处境中”：“他带来了自由，但是你看，这是如何收场的？”弗罗洛夫让自己主编的《真理报》的思维搅乱了头，还是想用姓资姓社说事，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正是因为老百姓与其要社会主义的自由，毋宁要叶利钦有吃有喝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又回到大法官对人性的污蔑，回到对斯大林体制的辩护。弗罗洛夫的灵魂深处也许还有着一个大法官，还着由自己赐予俄罗斯人以民主和自由。那么他至死鼓吹的用以改革体制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只能还是大法官的“专制人道主义”（格林卡语）。

但是全体苏联人，即使是一些渐入呆滞的芸芸众生，毕竟都抓住了自己的自由，扭动了路向选择的开关，而把渐渐变为前肢的双臂擎向蓝色的苍穹——看来，他们不单单是如弗罗洛夫说的“需要某种更朴素、以香肠和面包等形式出现的东西。”苏联解体之初的惨状与其归咎于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和改革，倒应该归咎于对斯大林体制否定和改革来得太晚，更应该归咎于斯大林体制造成的局面的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失落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终止，他开启的改革时至今日还在继续。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大法官说得对，自由是人的一种痛苦。因为自由既是天赋人权，也是一种天赋的义务和责任，一种担当。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不是人向上帝要求自由，而是上帝要求人自由，并在这自由中意识到人的上帝般的尊严。”在这条路上，虽然时时还能感到脱颖而出的那个时代的痕迹和羁绊，依然会感到俄罗斯延续千年的专制文化的鬼魂和阴影，但是转型之路不可逆转，自由的抉择人心所向。

俄罗斯人选择了用自己自由的权利去推动改革、去争取面包。比如使工资收入大大高于GDP　的快速增长；使教育经费终于（2003年）超过了军费；使政府的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面包”不是以交出自由为代价。自由的精神作为人对自身的尊重，一种承担、一种担当、一种责任，逐渐在复苏。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单单靠面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