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说到大家族，总要回到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国之政治命脉、经济命脉一度尽在其掌握中。看看毛主席新民主主义时期发表的文稿，经常提到并抨击四大家族。国，家，国家就是这意思吧？盛宣怀的孙女回忆盛氏家族往事，曾提到一件小事：她的丈夫、诗人邵洵美花了大价钱，从德国购买了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但是单靠印文学小册子总是亏本，于是她就去托姑姑想办法，最终从宋子文那里得了一桩印债券的生意。宋子文年轻时在盛宣怀家里当家教，教英文，还恋上了盛家小姐，虽然终因门第相差悬殊而好事未成，但情意还在。这点小忙还是乐于帮的。所以结识官家，自有这样好买卖。这算是毛文章所做论断的一个小小例证吧。

盛氏家族是清末办洋务起家的一个大家族，那本《盛氏家族 邵洵美与我》是盛宣怀的嫡孙女写的，因为写于70年代末又是为子孙们写的，并没有想到日后有出版机会，所以没有粉饰，比较真实地展示了这个大家族内部族人子弟的种种生活情形，从清末庚子年逃难、被国人诟病的盛宣怀死后隆重的大出丧，写到抗战时期邵氏兄弟有的抗日、有的附逆，一直到接受新社会改造、昔日大小姐参加街道工作灭蟑螂除四害……所忆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研究中国家族史的难得的史料。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崛起于反清的国民革命。近些年报纸上也在翻腾“民国四公子”之类的民国往事。共产党要共产，讲大同，自是不讲家族的。不过现在媒体上也有“红色公主”之称谓。而“官二代”、“富二代”的出现，家族企业的壮大，也预示着新的高门巨族的诞生。

有趣的是，回顾百年历史会发现，进步青年总是要逃离家的，离家出走才有希望。巴金的小说《家》，以及《春》、《秋》写的就是那时情形。宗族即有宗法，宗法社会一度是革命者要打破的封建藩篱。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社会风潮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旧式家庭的逃离。五四青年对于家长的叛逆，最初表现在追求自由恋爱、建立摩登家庭。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与涓生正是这样的青年。只不过鲁迅的深刻与远虑在于还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么样？子君与涓生以自由恋爱建立的小家终于在社会的、经济的压力下，在自身的理想幻灭中解散了。

十几年后、二十几年后，作家也没有离开“家”这个主题。曹禺一系列名剧中，《雷雨》与《北京人》，都可以算作家庭剧，只不过《雷雨》是激愤地叙说，《北京人》是哀婉的调子，但主题都是与家作别。张爱玲小说从《金锁记》到《倾城之恋》，甚至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也无非是讲着同一个故事：在旧式家庭呆不下去的女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到社会上，最终还是处心积虑要把自己嫁给一个靠谱的人、把牢一个饭碗，从旧家到新家。

张爱玲亦是显赫名门之后，只不过到她一代，家事已在颓败中。父亲是个晚清遗少，终日颓唐，沉溺于烟榻，兴来时背诵诗文以寄托满怀愁绪；母亲是美丽的摩登女郎、一位离家出走的娜拉，她将一双小儿女丢给丈夫，挽着小姑子，踮着小脚出国留学去了。从张爱玲的一些叙述看，姑姑回国后，在公司里做职员、自食其力，给予张爱玲很多护佑与陪伴，而张爱玲的妈似乎是一直飘在外面，靠变卖家当古董为生，身边变换着中外男朋友，偶尔回到张爱玲的生活中，就是挑剔她举手投足的笨拙难看、指点她做时髦新女性，这种教育包括：教煮饭、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对镜研究面部神态以及“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类“潜规则”。张爱玲对于母亲的叙述中是有一股怨气的，这怨气其实是她对于母亲的永久的思慕。母亲总在千里之外的世界上游逛，时而从英国、法国寄回漂亮的衣服、玩具，偶尔回到身边却没有对女儿的宠溺，挑剔之外都是冷冰冰的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张爱玲其实是该感谢母亲的。没有母亲一次次与父亲离婚谈判中坚持让她受西式教育，张爱玲很可能就在父亲指定的私塾里念念“子曰诗云”、到时候找个门户相当的没落子弟嫁了，像她小说中描写过的七巧、长安们萎顿于大宅门的角落中。可以说，如果没有母亲闯出的新生活维度，绝不会有日后的张爱玲。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看，他们的母亲，这位出走的娜拉很是了得，她学美术，画画，做雕塑，说英文，学会了游泳，还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周游世界；她的做皮件生意的男友死于新加坡陷落的炮火中，她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51年在英国一度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总之是享得了福，也吃得了苦，我行我素，做得了自己的主，一个新女性。张子静回忆，在姐姐逃到母亲那里后，他找过去也想和她们在一起：“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姐姐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我都哭了。”——所以，张爱玲感受到的母亲的凛冽态度，实在是因为家以外的天地虽宽广，却也到处撞见冷冰冰的现实，这是新女性要面对的。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在英国辞世。那时张爱玲早已成名。这个家族最后是由两个离家的女人上演了华丽传奇。

一边是离家出走的人们，另一边——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二十世纪大背景下，诺大中国竟也不容易安放一个家。家族的繁衍扩大，需要持续的安稳的社会大背景。二十世纪中国太动荡，改朝换代加上阶级仇、民族恨，社会每一次转折、转型，都会改变一些家族的命运。《子夜》应该算作社会小说，但也正可以从社会角度看中国家族之不能延续——那个吴老太爷，该是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象征，他一进城市便一命呜呼，其时，多少中国田园式的耕读之家都已成为荒芜的废园。接下来那一场中日战争，又毁掉多少四世同堂。老舍写得分明，祁老人的对于四世同堂的一点念想，在“皇军”的膏药旗下，破碎得那样惨烈。

日本入侵，对于中国家庭的破坏是巨大的。一些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被摇动了。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大弟弟张宗和，写过一本小册子《秋灯忆语》，记述了抗战时期的家事国事，颇为真实––––“张老圩，我们的老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在合肥县城和六安县城之间，离这两个县城都正好九十里……全圩子一共分为三个宅子，以位置来分，我们称之为“西头"、“中间"和"东头"。每一个宅子大约总有五六进房屋。四座宅子的外围是围墙，围墙外面是壕沟，壕沟里面的水是从附近小河里引来的，是活水，所以不大容易干。围墙的四角都有更楼，是防土匪用的。大门我们通常叫闸门……门上题着“水抱山环”四个大字。”

就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风景优美的地方也不能呆了，日本人逼近了。于是，“在吃年夜饭的桌上，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母和最小的七弟在乡下，其余的人全部都到武汉找工作。……家麟和家训兄妹二人先从六安搭车经叶家集、商城、麻城来到武汉打前站。以后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来到武汉。有的留在武汉找工作，有的继续向西到重庆成都。”

第二段引文，是引自张宗和的自传体小说《烽火》，除了名字是虚拟的，行动、故事大体都是他本人和兄弟姐妹们的真实经历，可以与《秋灯忆语》互文参看。

张宗和的两种文本的特殊价值在于–––以往文学作品反映的多是两极对立阶层，一方面是流民图、伤兵乞丐难民潮，一方面醉生梦死、朱门酒肉臭–––而他提供了以往少见的大户人家、中产阶层在战时的生存状态。

这个大户人家之大，也在于子女多，十个子女中四个女儿貌美如花又是受高等教育的才女，其中一个嫁沈从文，一个嫁周有光，都是人尽皆知的佳话。其实大姐的婚姻也颇为传奇，她是昆曲迷，堪称狂热粉丝，倒追一位昆曲艺人，最终喜结良缘。而后来远嫁美国汉学家的四妹据说更是才女中的才女，书法功底深厚，才多貌美，当时颠倒众“生”，令诗人如卞之琳者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还有众多兄弟的人生故事呢……“张家”如果有人细细为之作传，必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即从张宗和的视角看去，比如流亡生活，亦有其独特的体验。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张宗和一路上还算从容，至少比钱锺书小说《围城》中赶去三闾大学的方鸿渐一行人舒服得多。不仅川资充裕，人脉也是资源。一路上有银行副理、清华校友以及阔亲戚的帮助、接待。这位从小在四位姐姐关爱下，性情柔和的张家公子，好美食，爱玩乐，即使战时生活艰苦也不忘下馆子、看电影、听戏唱昆曲，更有与妻子的儿女情长、小情小趣。但是战争的阴霾也的确笼罩着他的生活，并且在这个本可以生活得轻松愉快的人的身上刻下悲情的烙印。与妻子的恋爱与结合，在烽火映衬下本已匆促潦草，岳家因战争而从富户坠入贫困，岳父惨死于流亡路上，岳母身患重疾无法医治；随他一路流亡的妻子是个肺病患者，几年战时生活的摧折终于令她死于25岁那样还是花季的年华，留下一个几岁大的女儿。这样的悲欢离合足以刻骨铭心了，这个原本可以生活轻松无忧的人有了沧桑苦痛。虽然在国破家亡时刻这不过是最为寻常的伤痛，而这寻常的伤痛不正是那个时代最广大深厚的真实的底色？

当然，寻常百姓、芸芸众生之外，革命者自有高蹈的人生境界，流血牺牲，何以家为？革命者的家庭往往是––––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红灯记》中小铁梅的家是革命者零落牺牲后不同姓氏的祖孙三代人组成的，革命家庭。

但革命的经，也有念歪的时候，有人发现，“文革”时八个样板戏里的“高大全”人物都是没有家庭的，即便有也是按下不表。胡司令问：阿庆呢？阿庆嫂从容对答：去上海跑单帮了。于是沙家浜、春来茶馆里就只见一个女共党在与敌周旋。《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用“家住安源”一段唱词交待了家庭成员惨死牺牲情况，然后整出戏就只表现乱云飞渡、革命者峥嵘岁月了。战争时期如此匆促，也许可以理解；和平时期的方海珍（《海港》）、江水英（《龙江颂》）也不见她们有丈夫、孩子，江水英累了、病了，没有家人的她，只好由邻居老爷爷上门送碗鸡汤慰问。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狠批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唱这样的高调，文艺作品当然不可能表现一己之私，当然只好舍小家顾所谓的“大家”了。正经于是变得荒诞不经了。

建国后基本国策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冒进，还办了一阵子让妇女颇为开心的公共食堂，妇女如电影里的李双双，可以不用惦记着给丈夫擀面条、在家做饭，直接上水库工地挑土担石头、大干社会主义了。农民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也曾被批“资本主义尾巴”，遭割除。这样的社会实践当然都失败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最先从打破大锅饭、包产到户开始。到现在，富裕的国人开始追念祖先，纷纷寻家谱、修家谱。不过其中亦有攀附显贵、硬要给史上名人当世孙的，有的还声称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的洋血统 ，推算起来，大约那是和八国联军联的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