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文

对无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喜悦而自豪的时刻。12月14日21时11分，嫦娥三号在月球正面的虹湾以东地区着陆，次日晚，嫦娥三号拍下玉兔月球车上的中国国旗画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自主完成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的国家，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人类时隔37年之后实现的再次月球软着陆，喜悦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高兴。“五星红旗登上月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在一个观念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这是势必出现的疑问。而这一次官方媒体似乎早就猜到了一些“小民”的心思，于是紧跟着登月计划成功，就发表评论文章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为什么在很多普通人感觉生活保障差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要搞登月工程，举出的理由既有开发资源、能源与推进科研、空间站建设等直观上的好处，也有对于长期战略布局和战略计划的意义。

的确，有很多基础科研行动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具有战略预备作用，能为未来的科技发展打造一个更高的平台。政府的财政开支本来就应既满足短期的公共服务需求，也要考虑整个国家的长远战略规划。

从道理上来讲，像食品安全这些领域的问题，并非仅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监管就能解决，通常是无数私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导致的结局，需要以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完善来逐渐解决，将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放在一起是混淆概念，而且任何公共政策问题都不应脱离对成本约束的考虑。

不过，另一方面，政府和科研人员也应该有接受批评和质疑的雅量。很多人并非埋怨登月计划，而是借此话题释放对其他方面做得不好的不满。要减少民众中那些对登月的“风凉话”，有赖于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环保、交通等关系民生的问题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就像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举的大炮与黄油的著名模型一样，“为什么花钱搞太空工程”是一个任何社会都会出现的永恒疑问。1970年一位赞比亚的修女就写信给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施图林格，问为什么地球上有那么多小孩衣食无着，美国却要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施图林格的回复后来由NASA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发表。施图林格首先对修女的仁慈怜悯精神表达敬意，但接着指出，长远的研究能更大程度地缓解人类的苦难，探索活动所带来的新技术与方法将能产生远大于其成本的收益。

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对美国进行探月工程的解释，则可以说是对探索太空振奋人心作用的很好说明。肯尼迪说：“有些人问，为什么是月亮？为什么选择它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选择在这个十年里登月和做相关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任务轻松，也不是因为它们困难，而是因为，这个目标将有助于我们最好地发挥和衡量我们的能量与技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挑战，一个我们不愿推迟的挑战，一个我们打算赢下来的挑战……”人类总是需要梦想，我们可以想象肯尼迪的这番话能鼓励多少少年投入到航天事业之中。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也可看到开放社会中政府与科学家的沟通能力。他们不是一上来就把质疑贬低为无理取闹，而是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承认对方的考虑也有合理之处，然后才提出自身的逻辑。

在中国，无论是早年的原子弹研究还是今天的登月计划，都承载着一定的“民族复兴”与“洗刷耻辱”的价值，始终体现着竞争的群体意识，而登月话语最终也实现了集体对于个体的替代，它要实现的是民族或国家作为集体的战略。这种解释和沟通方式的不一致或许也是国人对登月等计划个体认同度低的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中国一国，与中国近代有着类似遭遇、在西方崛起中败下阵来的亚洲国家，都纷纷试图通过太空领域的攻城拔寨来唤醒和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在它们之间也出现了你争我夺的趋势。

今年可以说是一个“亚洲太空年”。随着亚洲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表现得一枝独秀，亚洲也成为太空探索领域的一支生力军，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加入这个不久前还由英美主导的俱乐部。除了万众瞩目的中国登月行动外，今年1月韩国也发射了“罗老号”运载火箭，老牌航天大国日本在9月发射“艾普斯龙”运载火箭，这是日本12年来首次发射新型火箭，而印度则把目光瞄准了火星。11月5日，印度“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如果能成功进入轨道，将标志印度在火星探测上也拔得头筹。

亚洲各国的太空行动都有各自的考虑。韩国的“罗老号”火箭可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同时也摆脱太空情报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而印度是国人经常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太空行动带有更多的地缘战略意图。印度航天事业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步以来，一直是具有独立卫星研制和发射能力的大国。9·11事件之后印度和美国的战略合作进入紧密期，2004年开始与美国进行太空和核领域的合作，包括探讨联合登月计划。2008年印度发射绕月飞行的“月船一号”，下一步也是准备发射月球车登月。印度希望赶在中国之前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以表明在航天技术上超越中国。当然，印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嘲笑，例如说它还不能保证对国民的普遍供电，就开始探索火星了。伊朗的太空实力在亚洲也不可小视，最近成功地再次将活猴送入地球轨道后，又让其平安返回地面。

上述这些迹象都表明，整个亚洲正在成为国际太空发展的新兴力量，虽然距离美国、俄罗斯还有一定距离，但差距正在加快缩小，尤其是对中国、印度等排头兵来说。西方的太空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受困于资金不足的俄罗斯也难以恢复昔日光辉，而诸多亚洲国家的突飞猛进将促进太空格局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但另一方面，亚洲是全球政治、经济整合融合程度较弱的地区，各国关系依然受很多未解决的历史性问题的困扰，几乎在所有的大国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戒惧和敌意，比如中日之间、中印之间等，因此亚洲国家的太空竞争如果无序化，也可能导致太空的加速军事化，甚至出现亚洲的太空军备竞赛。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给不少亚洲国家制造了无形的压力，在亚洲产生了某种类似于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的效果。尽管这样理解并不恰当，但除了传统的日本、印度、伊朗等具备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外，韩国、巴基斯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也在试图增强太空实力，现在亟需化解的是这一竞争中的怀疑、敌对因素。

毫无疑问，太空技术具有很强的军事意义。《太空时代的经典地缘政治学》作者杜尔曼说：“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支配了大地；谁支配了大地，谁就决定了人类命运。”而太空安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公地悲剧”，因为各国对太空都没有法律确定的产权，所以可能会出现混乱的开发，比如太空轨道可能会变得日益拥挤，危险的太空碎片增多，还有可能因地上的相互怀疑或敌对而导致盲目的太空武器化。亚洲国家因为政治和军事的互信程度低，如果在太空擦枪走火后果将更难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应加强合作，寻找共同利益和实现共赢，而不应展开恶性的太空竞争。亚洲国家应该捋顺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不要因与美国亲密与合作程度的差别而产生隔阂，让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芥蒂。亚洲各国应该为对方的成功感到高兴，从中吸取经验和灵感，而不是产生嫉妒和攀比心。

在具体的太空制度建设上，亚洲国家可以共同推动防止太空武器化的谈判，遏制这一趋势，在太空的活动主体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给美俄等传统大国施压，推动制定新的太空条约，提高各国太空使用的透明化和相互沟通。同时亚洲各国应推动建立各方在太空中的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秩序，减少危险的单方行为。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的主题，亚洲国家的太空行动应淡化其民族主义和相互攀比的色彩，强调各自的研究对全人类科研与福祉的利益。科学研究本身应该是低调而谦卑的，太空探索行动不应成为一种充满着炫耀色彩甚至耀武扬威的公关活动。太空研究不只是催化虚幻的民族荣誉感，还应该证明对普通人生活的更大意义，包括促进经济繁荣与世界和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走上探索太空的征程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这项事业还有着广阔的未来。合作依然是主流，广大的太空有着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各个亚洲国家的探险，我们希望不要以狭隘的心胸让宇宙探索变得危机四伏。在太空中实现了和谐的亚洲合作，也将鼓励人们在大地上构建一个更和平的亚洲和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