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这些天北京很有些热闹，但挡不住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和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之间的争执。他们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讨论已经“扩大化”，泛滥出科学的范围，涉及家人声誉，引起诉讼威胁；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其中，知无不言，不知也无不言。对于转基因的安全和商业利益等诸多问题，他们有许多见解发人深思，但也不乏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互相谩骂和诅咒。一场科学问题的讨论转变为一个大众娱乐事件，已经失去初始的讨论方向。

当然，转基因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内的科学问题，还有潜在危险——至少在转入不当的基因片段的时候——可能损害每个人的健康和国家安全。所以，大众非常关心，一时舆论汹汹。

在冷眼旁观乱战之时，我们的一位年轻女编辑发现了其中方法论的缺失，因此建议发一篇这方面的文章。犹豫再三，献丑如下。

可以在科学之外论证科学问题吗？

崔永元去美国拍摄“反转”纪录片，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利弊的又一轮讨论，功莫大焉。不过，他的片子也有明显的欠缺。片中的别的领域的专家、超市的购物者，只能说明美国有一些数量未知的人反对转基因食品，不能在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有害。这种类型的片子，用于愤怒声讨或热烈支持某一件事则可；在此之外，则不免显得鲁莽。

与他观点相反的另一方，情况也不是更好。在很多公开场合，不少官员力挺转基因的推广。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获在职法学博士。3月6日，他说：“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我们要在转基因这项高新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出发点是转基因技术的效用，而不是它的安全性。韩部长也没有忽略安全性，他介绍了各种有关管理办法和委员会。但是，中国的监管部门一向都很强大，问题却也不少，比如三鹿等公司的奶粉事件。监管之下的食品缺乏安全保障，已经成为国人长期的心病。“转基因技术对于农业增产增效和提高质量，极为重要！”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这样说。这位农业经济专家在政协的小组讨论中指出：去年中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从高峰时期的20亿缩水至4亿。这也是一个利益问题。

另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3月5日说：“一种违反科学常识的讨论如果影响了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很不利的。”这位农业经济专家说：“转基因是科学问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最好不要去参加讨论这个问题。”他接着说：由于政府的严格检验，转基因食品是不存在问题的。

科学确实不是外行所能熟知的。可是，以上这三位官员都不是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如果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为什么却有资格参与和推动决策？

很多人强调专家对转基因的支持。去年有61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联名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总理写信，呼吁支持转基因产业化。可是，当初一些被认为利国利民的工程也是得到一众专家的支持。现在却问题多多。

科学之运用常常被比喻为一把双刃剑。一些人手执利器，左砍右刺，如入无人之境；一些无辜者则被剑锋砍倒，横尸累累。大学黑板上的核科学是无害的，其应用能够带来好处，也足以毁灭人类。核炸弹曾落在日本，冷战时的美苏多次几乎启动核按钮；核电站的和平利用也不是安全的，远有切尔诺贝利事件，近有福岛事件。因此，取消核电站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

有些时候，科学与政治、商业不能够被截然分开。在特定人群中或特定时间内隔绝转基因食品，显然不是推广转基因食品的有说服力的做法，反而加大了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向大众推广，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食品涉及到每一个人以及子孙后代的安全，所有人都有权利提出质疑。

以上人们的公开辩论与科学无关，而与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密切。国际关系中所谓的“强权即公理”，在很多地方也同样适用某些“科学界”。但是，权力永远都不应该取代科学。

科学的方法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的方法？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国人很多年。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科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基督教曾经被当作宇宙真理，不容质疑，不容偏离，否则有很多残酷的惩罚在等待，包括火刑。欧洲走出宗教权力主导的中世纪，在哲学上的推动力是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到17世纪，这些方法逐渐成熟。

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1620年）中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欧洲人找到了这个方法，科学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许多地方的古代有过科学的发现，但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在一些蒙昧的地方，“科学”辩论至今常常围绕着科学以外的东西展开，比如，质疑对方的动机而不是论据，因此，人身攻击和陷害被当作一个非常有效的辩论手段。

培根提出的新工具是归纳法，与古希腊传统的演绎法不同，因此他称之为“新工具”。归纳是经验的方法。培根是英国人，英国人注重实践，这大概也算是具有英国特色的科学方法吧，虽然早已普及了。培根说：“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也就是说，论辩不可能达到和揭示自然的复杂性，人们不如多做观察、实验。但这还不够。

培根说：“我们不仅要谋求并占有更大数量的实验，还要谋求并占有一种与迄今所行的实验不同种类的实验；还必须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足以促进和提高经验的方法、秩序和过程。”归纳也是有方法的。“对于理解力切不可赋予翅膀，倒要系以重物，以免它跳跃和飞翔。”他认为，那种以简单的枚举来进行的归纳法是幼稚的。

科学需要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论证，在转基因食品这样的大事情上，更要慎重。在缺乏科学传统的地方，很多人的思维往往过于跳跃，也过于独断，根据短期内的几个样本或个人猜测就得出结论，然后不得不面对匆忙决策留下的烂摊子——即使决策时没有贪腐的考虑。

与英国不同，欧洲大陆更注重思辨的方法，也同样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法国人勒内·笛卡尔的《方法论》（1637年）提供了另一种方法：首先设定一个出发点。他的出发点是“我”。笛卡尔说：“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这一条看似简单。但自己的思想是一件奢侈品，甚至是危险品。在独立思想被当作最危险敌人的地方，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在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的地方，科学也不可能继续发展。

笛卡尔强调思想，而不是经验，虽然这两者经常不是截然分开的。他说：“我只打算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的。”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也确定了“我”和“思想”的地位。他认为，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应该怀疑一切，包括上帝——一个比官员高得多的存在。在确定了思想的地位之后，才有科学的发展。

创造比挑战更难。笛卡尔不只是一位思想斗士，他还是一位有大贡献的解析几何学家。几何学为他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科学的方法从科学向社会漂移，也许近似在生物中基因向近源种的漂移，这些都不是人们凭借希望能够控制的。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尔的影响。他的《伦理学》（1675）采用了几何学的方法，提出公则、命题和证明，然后还有推理。在第二部分“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命题四十四：“理性的本性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偶然性才是事物的本质。斯宾诺莎的思想价值在于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可能被修正的论点。

科学需要实验的证明，在被证实之前都只是假设，无论它们受到多少科学家的支持；已经确立的科学理论也会被突破。

科学的方法也在变化。例如，卡尔·波普不赞成笛卡尔提倡的归纳法。他认为，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科学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为无论多少次被证实，伪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那些不可证伪的问题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波普提出“试错”的方法，提倡社会中的“零星工程”，而不是彻底改造——后者将被证明是大错。在社会实践中，总是有人坚持已经被证伪的“真理”，那是在做白日梦，或个人利益的幌子，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他们的理论也会转基因，在另一种伪装之下招摇过市。

逻辑的推论

法国大革命首倡“自由、平等、博爱”。经过两百多年实践的检验，这些目标被证明是值得追求的。人类也许永远达不到这些目标，但对它们的追求使人间更美好，人生更充实。

美国革命深受法国思想的影响，虽然法国革命在时间上晚一些。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设立的“真理”采用了几何学的“公理”的方法。极少有人否定自己的这些权利。一些人所否定的，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完全违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人类的一个共同价值。所以，这些“真理”具有普世价值。其他文明也许缺少这些直白表达的概念中的某一个，但确实有类似的思想和追求。

《独立宣言》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法律文献之一，是美国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仅有一个坚实的出发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接连不断的工作，以保证真理的实现，美国不是一个理想中的国家。但是，比起横空出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理论，这个出发点要扎实得多。几何学为科学的许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公理和定律是人为设定的，无法直接证明，但经过了科学和技术实践的反复间接验证。在政治哲学中，这种几何学的方法也经历了历史的长期验证。

自孔子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度，科学方法缺失，逻辑发展不足。孟子等人的文章汪洋恣肆，极富感染力，但推理过程经不起现代人的推敲。当孟子的论证方法被权力使用时，便会变得蛮横。具有一些科学精神的墨家是一个异类，却不为统治者容忍，终于消亡。中国古人的知识结构变得单薄，思考不受逻辑的约束而到处漫游，至今没有彻底改观。

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毒理学学科创始人之一陈君石先生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谈到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时说，吃转基因食品不会给食者带来危险。因为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里边都有基因，到了胃里消化时是不区分基因和转基因的。基因不可能整合到人的身体里，人吃猪肉就会变成猪吗？（详见http：//www.zgswcn.com/2013/1202/ 281497.shtml）我认为，他的这个类比完全违背生活常识，不可能减少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忧。毒物从来没有把中毒者变成他（她）吃的那种毒物，比如砒霜、老鼠药或毒奶粉。《西游记》里的妖精要吃唐僧肉，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拒绝享受生活乐趣的和尚，而是为了长生不老。

另一方面，在社会中过度使用理性是有害的。因为社会结构和变化是非线性的。逻辑学教授康德早已证明，理性是有限的。他的理论是对另外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倾向的矫正。

科学总是在发展，总是在不停地被修正、被否定。在人类社会中，理性的过度延伸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把逻辑链扯断，把社会当作试验品，在一再“纠错”中一再生灵涂炭。转基因食品兼具科学和社会两方面的性质。无论在社会实践还是在科学实验中，人类都不应该被当作小白鼠。

大权在握、不受制约的人，如果还自以为真理在握，就会变得很危险。而他们的地位很容易给他们带来这样的认知错觉。人类生活在自然中，人为地改变自然数百万年的安排，即是所谓的“逆天”。逆天的科学探索是必要的，但在涉及人类自身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