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炼军/文

许久以前，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人们，多有一颗好古之心。他们认为，在远古时期，一定曾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多半是人类自己的闹腾）就渐渐走向堕落了。比如《圣经》中的伊甸园，奥维德《变形记》中记录的黄金时代，柏拉图追怀过的大西岛，孔子不断梦见的尧舜时代……在这些不同版本的理想国里，都有一个大家认同的正确性之承载者，要么是上帝、神灵或圣王，要么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它们可以解决后来人间出现的一切矛盾、一切无奈，可以堵住造成痛苦的种种源头。

正如饥馁之人急盼美食，对现实不满的人们也一代代满口流涎地描绘那个理想的社会，可谓越描越像，越绘越真，最后爱上了这一人类社会的倒影。比如，据奥维德《变形记》里的讲述，那个社会里没有强迫，没有法律，人们却自然而然地遵守信义和正道。没有刑罚，没有恐惧，没有禁令，没有喊冤的人。人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因此没有兵器，没有敌意，生活得很安全。不用耕耘，大地便自动地生出各种需要的物品，各种粮食水果蔬菜应有尽有，泉水清冽，处处是乳汁和甘甜的仙露，树上流着黄蜡般的蜂蜜。四季常春，西风送暖，轻拂着这美丽而幸福的人间。

许多希望改善社会的改革家和有抱负的君主，都把这远古的理想社会作为楷模。但遗憾的是，从人类有文明记载的历史开始，到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几千年里，没有哪个时代的人自认为已经复原了理想社会，而是永远对所生活的时代不满，甚至陷入绝望：人心去古渐远，我们一直在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之后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

从16世纪前后开始，人类进入了后人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蒸汽机推动了轮船，负载着人类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前，茫茫大海一直弥漫着妖女塞壬（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她是一名人面鸟身的海妖，飞翔在大海上，拥有天籁般的歌喉，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船员则成为塞壬的腹中餐。编者注）的歌声，充满着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的象征、大地的震撼者）喜怒无常的风暴与黑暗。到了这个时期，海洋开始具有了一种新的美感。法国作家古尔蒙对此曾有精妙的总结：“旧时的人们对大海的危险或丑陋避之不及，所有旧日的房屋都背朝大海”（古尔蒙 《海之美》）。而到了大航海时代，海洋开始具有了新的魅惑力——其重要体现，就是在远航途中，乌托邦被人类想象力之翼安放到了海岛上。

乌托邦首先是写在纸上。托马斯·莫尔1516年笔下的乌托邦世界，来自一位航海家的回忆。据这位航海家说，这个国度位于某片神秘海域的一个新月形的岛上。17世纪的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也讲述了航海家在某个海岛上的奇遇。在培根的故事里，航海家们在某次海上遇险逃生时，在一个岛上偶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追忆的大西岛人的后裔。在这里，人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在培根看来最美好的国度。培根说，柏拉图所听闻的“大西岛”，并没有完全被毁灭。据柏拉图记述，古大西岛毁灭于一场巨大的地震，但在培根的故事中，岛民的首领告诉航海家，古大西岛毁灭于一场巨大的洪水。在古大西岛附近，有一片大约周长五千英里的陆地，在灾难中幸存下来，上面的人延续了史前文明，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世界各地文明的精华，建成了一个理想的国家，这就是培根的《新大西岛》。

类似的乌托邦之岛纷纷出现在大航海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比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弗游记》中，讲述了某个岛屿的一个智慧马的国度，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等，都先后描绘出一个个理想的岛国天堂。乌托邦甚至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足见其诱惑力和影响力之大。

纸上的乌托邦随着近代传媒的不断扩散，气吞万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具蛊惑力的画饼充饥实验。从17世纪到19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物质与精神领域的巨大变革，让越来越多的人类精英开始相信，他们能够凭人类自己的力量，创建一个剔除了罪恶与不合理的社会。许多人，比如欧文、傅立叶等，开始尝试着在一些地方建立实验性的乌托邦社区。置身资本主义社会渐渐丰富的物质天堂，令他们觉得十分困惑：为什么有如此丰富的物质条件，人类的痛苦却不断地加深？他们开始要改变世界。

这样的想法，开始被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一批思想家，改造为发动新一轮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他们痛恨那些保守分子，不相信神仙或上帝，而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赌注押在了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是工业革命以来最辛苦的人群，最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在他们的响应下，建立人间天堂的革命此起彼伏，各种苏维埃政权，从巴黎公社到苏联，也渐渐在地球的许多角落开花结果，直到形成跨越几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的希望：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人。有社会责任的人类精英，也为这个希望倾倒，许多人激动不已，甚至为之流血牺牲。

当然，现实总是比理想丑陋。乌托邦事业前无古人，但它的实现所造成的后果也空前残酷。既然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那么就得有一致的标准。而悲剧恰恰在于，乌托邦实践者之间，一开始就有巨大的分歧。为了维护各自的正确性，他们之间持续地进行着各种争斗，甚至是大规模的相互迫害与杀戮，这已然违反了追求福乐的初衷。

那些内部斗争中的胜利者，为了证明和加强自己的正确性，就得继续推行自己的想法，扼杀和杜绝不同看法的出现。他们自身在鼓吹、保证自己的正确性时，也一步步成为极权、邪恶的化身。广大普通人群基于人性的正常诉求，严重被扭曲、压抑，许多人甚至因此成为“反革命”者，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权利。

更严重的问题是，乌托邦设计者作为血肉之躯，肯定不能像上帝一样，能把它设计得足够完美，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豆腐渣工程。它实施的过程，也是人性的潘多拉魔盒彻底掀开的过程。果然，在各个超级乌托邦实验田里，革命未及成功，早已一片群魔乱舞，公私涂炭。总之，乌托邦追求的纯洁性，似乎违反了人这一物种不纯洁的特质，使得纯洁性标准变得飘渺空洞，可以成为反对任何人的理由。它衍生出来的一整套日常生活制度，自然就成了对人类生存的空前的威胁与迫害。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精英开始渐渐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们中不少人出于好奇或谨慎，亲自到社会主义国家参观，比如安德烈·纪德这样诚实而睿智的知识分子，开始揭露苏联制度的问题。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些有良知与远见的小说家，比如奥威尔、小赫胥黎、扎米亚京等，也先后写出了闻名世界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动物庄园》、《美丽新世界》、《我们》。他们通过文学形象的世界，向全世界的读者展示了人类正在或必将经受的乌托邦桎梏和痛苦。他们笔下的反乌托邦（dystopia），亦即狄托邦的形象，与苏联、东欧等在极端处境下的历史事实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共鸣。

乌托邦运动，这一人类命定的劫数，在历经数百年之后，开始化脓、溃烂，如一朵患了绝症的玫瑰，最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终于隐没于人类社会千疮百孔的肌体。它会伺机再发吗？旧愁隐隐，新恨绵绵。我们所见的，唯有它未散的阴魂。

闲坐悲君亦自悲，人心岂有餍足时！在一个没有了乌托邦的时代，枯燥似乎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爱尔兰作家王尔德早就说过：“一幅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漏了一个国度，而人类总在那里登陆。当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四处眺望，又看到一个更好的国度，于是再次起航。所谓进步，就是去实现乌托邦。”（王尔德《谎言的衰落》）置身于乌托邦与狄托邦之后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这可能是21世纪人类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