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艳霞/文

等着陆焉识

对看过小说《陆犯焉识》的观众来说，看完电影《归来》至少会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没有见到年轻时代的陆焉识——那个严歌苓倾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的民国时代的公子哥儿，旧家庭受过现代教育的长子，会四种语言的留美博士，才华横溢的大学教授，喜欢去咖啡馆儿、酒吧，可以一掷千金给同学买一副眼镜，戴着妻子送的欧米茄金表、戴着情人送的纯金袖口和宝石领带夹。因为父亲早逝而富有责任感，又因为继母包办的婚姻而略带忧伤的气质。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最大的苦闷源自年轻的继母和妻子对他的争相宠爱，最大的遗憾是妻子不是自己选的。因为苦闷和遗憾，他心里种下了“向往自由”的种子，或者说，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因为家境殷实、环境宽松而更容易得到保护。于是，即便在抗战年代，党派林立、人如蝼蚁之时，陆焉识无论对时局还是对自己的专业，发表的也从来都是“君子群而不党”的个人思考，并为此开罪于左、右两派，坐了国民党两年的监狱。

这样青春儒雅而带点儿浪子气息的自由知识分子陆焉识，即便是放在“五四”文学传统中，也算是一个“新人”，因为他性格里没有“革命者”或者“保守派”身上的激烈和执拗。他内心的坚持和外表的平和就像他能够盲写书稿、盲写书信，而且繁而不乱一样，是一种贵族式的从容和自信。如此成熟稳健、魅力十足的陆焉识，倘若能够以一袭白色的西装出现在电影屏幕上，应该会为影片增加更多的看点。

但无论观众怎么期待，镜头始终没有闪回到那个年代，年轻的陆焉识始终没有出现，甚至连他的结婚照——他青春时代的唯一见证，也被女儿剪掉了——如果不是陆焉识九死一生地“归来”，如果不是他无意间讲了个标准的法语单词，如果不是他拿着勺子去复仇的书生气，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了他变成绰号“老几”的反革命之前的任何痕迹。

这一次，张艺谋和他的团队为了充分实现敏感题材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所有追求，极为克制。他们仿佛只是试图用电影的画面流动来阐释被俄国油画家列宾凝固的《意外归来》，那个几乎所有经历过“文革”结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熟悉的画面。至于流亡者在归来前所经历的一切，以及流亡者的家庭在等待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都需要从画面的隐忍风格之中精心揣摩。

如此说来，《归来》的确是一部隐忍的电影，也是一部需要揣摩的电影。张艺谋的团队成员大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但看得出来，他们剔除了所有亲身经历“文革”或父辈经历“文革”的个人悲喜，做了一遍又一遍的“减法”，生生减得让一个充满了历史伤痛的家国灾难变成了一个等待和认错、疗救和修复的家庭故事；生生用减法把陆地上一座沉重的历史之山变成了大海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在水面下”（海明威语）。好在，但凡上点儿年纪的观众或者有些历史知识的观众，都能和创作者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冰山之下，沉重虽减，历史未丢；大雪纷飞之中，有我们共同的等待，等待一个一个的陆犯焉识，带着自己能够讲给子孙后代听的前世今生，真正归来。

或许，张艺谋拍《归来》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坚持了张氏的美学理想和电影理想，是否试图在商业和美学之间重寻落脚点，而在于他如何处理了自己的作品和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亲历过“文革”和上个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如火如荼、体验过《活着》的命途多舛、忍受过《三枪》的极致诟病，张艺谋或许终于意识到，在真正的历史反思时机尚未成熟之际，哪怕只是一个弱弱的提醒，也算尽到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历史责任。

除了严歌苓的祖父，另一个堪称真人版的陆焉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巫宁坤先生。他是李政道和穆旦的同学，建国后应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之邀回国，报国之志未展就一步踏入政治梦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九死一生。他和夫人依照亲身经历，写就著名的纪实文学《一滴泪——从半步桥到康桥》。他把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余英时先生在为新版《一滴泪》写的序中说：“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于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一段历史中的‘心史’”。

寻找《陆犯焉识》

仔细说来，除了文艺作品处理特殊历史题材时，必须把握的基调和必须采取的表达方式之外，《归来》和《陆犯焉识》的相关性实在不多。据说，电影只拍了《陆犯焉识》的后30页，而整部小说多达415页。即便是这30页，电影与原书的出入也非常大。

在书中，陆焉识的女儿是植物学博士，拍了一个预防血吸虫病的宣传片，陆焉识在劳改农场看到之后，萌生了逃跑回家的念头。这个念头的日积月累则来自于，身陷囹圄的他终于发现，跟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比起来，婚姻自由原来是最不值得争取的一种自由——与旧式女子的婚姻，恰恰成了他动荡人生中“安稳的底子”，他一直认定的无爱婚姻中原来包含了东方之爱的所有元素。而在三个孩子当中，唯有小女儿是他对妻子出于爱而不是责任的给予。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妻子，向妻子认一个错儿，告诉他自己在婚姻中曾经心猿意马，曾经责任大于爱，甚至曾经背叛出轨两次。

于是，他开始了一场东方肖申克的认错之旅。20年的结巴伪装与肖申克20年的地道挖掘可堪媲美。在严歌苓笔下，陆焉识在1951年开始的“镇反”和1954年的“肃反”运动中遭遇的无妄之灾就这样一路戴着成长小说、爱情小说和冒险小说的面具，安全地走到了“文革”结束。她用“浪子回头的模式”包住“新旧社会人鬼之辩”的模式，用爱情包住政治，用性格藏下命运，用通俗遮挡反思，用家族史盖住社会史。

至于陆焉识的归来，在书中更是一波三折，哪里如电影里一般轻易——“文革”一结束，陆焉识就带着行李出现在了火车站。书中，他的逃跑被小女儿电话里的一句“请顾念家人”终止了。自首之后，他被带回青海，并为此被追逃干部报复，几次在生死边缘。为了彻底“顾念家人”，他提出离婚。

多年过去了，陆焉识平反，但他半年以后才回到家里，见到二十年过去，相逢不相识的妻子。陆焉识的认错之路走了二十年，但他系之念之的那个应该听他认错的人，除了等待本身，早已经忘却了世间的一切。陆焉识很快成了患“政治恐惧症”儿子家的老保姆，无论抗战后失业还是归来后无法融入家庭，陆焉识始终都是那个在人情处世上“没用场的人”。最后，婉瑜死了，陆焉识带着她的骨灰回到流放之地——因为“草地大得到处都是自由”。

丹尼尔·贝尔谈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时候说，“革命的设想依然使某些人为之迷醉，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岂止是“革命”的第二天，“归来”的第二天，“革命结束”的第二天，“决定认错”的第二天，所有曾经让人为之迷醉的东西，第二天总是会以出人意表的面貌出现。不知道这算是文学的犬儒还是世事的残酷。

在电影中固然找不到《陆犯焉识》的“大”和“厚”，甚至如一些观众所说，也找不到它的“狠”和“烈”——小说，或者真实的人物命运，比电影里要惨烈得多——更遑论它难以穷尽的历史空间和文学意蕴了。所以，《归来》与其说是改编了《陆犯焉识》，不如说是开启了寻找《陆犯焉识》历史内涵的路径。它设定了一条由电影到小说、由一个人到一群人、由归来到离去、由结果到原因、由一个人的认错之旅到一段历史的认错之旅的寻找路径。而且，设定好了这个路径之后，会隐隐有另一个期待，那就是由《陆犯焉识》而开启一次寻找真实历史的旅程，期待在这条路上，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

说说陆焉识遇到的年轻人

电影里，只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就是跳芭蕾舞的女儿丹丹。电影给了丹丹两次面部特写，都是她扮演《红色娘子军》里那个“打不死的吴清华”时候的神态，怒目圆睁，充满仇恨。镜头不美，甚至略带狰狞。好在，父亲归来之后，丹丹很快就认了错儿，但父亲说：“怎么能怪你呢？要怪也是怪我。”

小说中，主要描写了陆焉识遇到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少年犯梁葫芦，十六岁来到大西北。为了给三个弟弟妹妹争一个馒头，他把刀挥向了母亲和她的姘头。他还是个孩子，任性而需要安全感，他以自己的方式亲近陆焉识；但他又是个早熟的少年犯，狡黠市侩、不择手段。一个是知青小邢，因为打架来到大西北，但他爱学英语，有梦想，通情达理。如果说，对梁葫芦，陆焉识是充满可怜地防范和厌恶，那对知青小邢，他则是充满了欣赏和惋惜。小邢说：“假如自己的父亲不是臭老九，母亲不是个势利女人，‘反右’‘四清’‘文革’‘下放’都没有发生，他应该是个驻外大使或者大翻译家或者大臭老九。”可现在只能“跟号子里那一滩滩大粪搅合到一起”。知识青年小邢最后放了一把火，烧了自己手上的纸拷，和只是发生了口角的贪污犯同归于尽。可怜的年轻人，何曾懂得绰号“老几”的结巴反革命陆焉识，靠着“忍和熬”才有了受难归来的一天呢？

除了这些，小说里隐隐约约还有其他年轻人的命运，比如劳改农场邓指的孩子，邓指一心盼望他能走出大西北，但他最后还是回来了。比如梁葫芦的弟弟，应召入伍，成了一名战士。小说力图用最多的细节来书写一个时代，书写陆焉识身后掩藏着的时代的更迭，书写畸形社会推动之中，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命运。历史和未来的秘密就藏在这样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更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