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马阳杨/文 “从前有一个巫师，他住在非洲，为了求取一盏灯，他去了中国。”

这凝练、隽永而诡秘的原型传说撷取自钦努阿·阿契贝的短篇小说《恰克上学记》，而类似的片段同样见诸于1994年他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的自述，“当我开始上学并试着阅读时，各类饶具异国风情的故事扑面而来。我曾写过一篇随笔回忆那些令我着迷的物事。种种不可捉摸的叙事，比如一个住在非洲的巫师远赴中国寻找一盏灯……这些来自僻远之地、好似悬荡在空中的玄密之事令我如痴如醉。”两相比照，《恰克上学记》多少显露出几分自传意味，虽然新批评一再告诫我们传记式的解读将有损读者对小说艺术性的判断，但文本中遗留的蛛丝马迹实在是诱人的暗示，好奇心催促我们潜入字句丛中，以侦探的缜密目光，反向测绘出作家的暗影人生——究竟有哪些瞬间与经验滑入了他意识的黑匣子之中，淬炼了那颗艺术之心。

我们拣起的是一枚不起眼的钥匙，打开的却是一扇宏阔的大门。在短篇小说集《一只祭祀用的蛋》里，《恰克上学记》的体量微不足道，但它却蕴藏着阿契贝一整个短篇小说世界的秘密，它是太初的混沌，它是浓缩的寓言，它是与可能性的相遇，它是对懵懂时代吉光片羽的召唤，它是把人生的原初凝缩在一片氤氲中，而最终，它是一只预言用的蛋。这支博尔赫斯式的摇篮曲，有异教徒的另类生活，有改宗者的叛变，有卦师的古老秘术，有现代世界的匆匆入侵，有假手文字咒符而成的逃离，凡此种种不可捉摸的物事，不过是一个七岁男孩周遭的日常，为我们陌生、讶异而惶惑的，是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尼日利亚伊博族的子民仍在经受的点点滴滴。

在传统尚未弃守的时刻，现代性早已携着席卷万有的飓风荡涤了小恰克的全副感官，这头利维坦吞噬了历史，吞噬了纵深感，吞噬了世界的立体可触，吞噬了我们的敏锐与纤毫可感的神经，吞噬了杂音、抗议、异议、尖锐与不服从，我们或者躬逢其盛，或者在想象中酝酿一场通往远方的奔袭，就像恰克根据巫师的旅程编就的一曲小调——“这是一首无意义的歌，里面揉进了‘长春花’和‘大马士革’之类的词。这首歌就像一扇窗子，透过它，恰克看到了远方那个陌生而神奇的新世界。恰克乐在其中。”小说就在此处戛然而止，一场有关他者与乌托邦的遐想，由于时代的切近、语言的相隔和地缘的分离，很难说这个博氏的典型结尾受到了博尔赫斯本人的影响，是非洲孕育了它们，他是非洲的博尔赫斯，不，他是非洲的钦努阿·阿契贝。

伊博族聚居区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常年温热多雨，阿契贝生长于斯，经年受此润泽。而在另一片大陆上，相同的纬度与气候激发的灵感也启发了一个世代的作家，两者都在小说里注入了永不枯竭的丰沛情感，它足以冲走凡俗生活中的琐碎、慵懒与乏味，那种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疲劳与倦怠销声匿迹，小说仿佛经由某类特殊的介质而净化，丝毫未减其活力，反有勃勃的生机兴焉。在阿契贝的笔下，我读出了博尔赫斯的兴味，也辨认出马尔克斯的气味，而巴尔加斯·略萨的浓情与摇曳，同样依稀可辨。譬如《婚姻是私事》无与伦比的收尾，“他倚在窗边凝神眺望，只见空中乌云翻滚，疾风大作，满眼都是飞舞的尘埃和干枯的树叶……连大自然都来插手人世间的纷争，这番景象可谓千载难逢。转眼间，豪雨如注，这是一年中的第一场雨。……当晚，老人几乎彻夜未眠，懊悔和隐隐约约的恐惧令他心绪难安。他害怕自己还没对两个孩子做出补偿就先死去”，极致的寓言化，万物有灵的世界，理性与逻辑的缄默，悖谬不和的情感在胸腔内惨烈厮杀，叙述却始终以田园牧歌的调子推进，阿契贝，不仅是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也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同路人。

阿契贝的文学之路远非一帆风顺，处女作《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其手稿不入编辑法眼，未蒙审读，几入纸篓，沦为废屑。即便如海涅曼出版公司这样的老牌纯文学出版商，也疑虑再三，因为前此并无所谓“非洲文学”的概念，最后延请了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唐·麦克雷，此君久居非洲，不乏在地经验，他卓越的眼光没有辜负海涅曼的信任，评读报告言简意赅——“战后最佳小说”，时为1958年。观诸阿契贝的短篇写作，英式幽默的冷然与尖利在此可见，即便予他一项“讽刺家”的称谓，也并非过誉。只不过，作为文学技艺的“讽刺”，将使他自外于苦难，成为尼日利亚殖民史与焦灼现状的局外人；而作为艺术自觉的“讽刺”，将使他重返现场，以批评性的介入，葆有审慎的姿态，不为政治正确所累。集子中《疯子》、《阿奎基》、《恰克上学记》诸篇，都对巫医、卦师这类部落文明时期的神秘术士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陷入不明病症中的少女阿奎基生死未卜，哥哥们礼聘的巫医妙想不断，有一位嘱咐务必寻到一棵藤蔓绕躯的棕榈树，而后斩断藤蔓以驱除纠缠阿奎基的神灵，真是“医者，意也”的黑色版本，阿契贝的笔触平实而不着情意，却有着拿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作药引的荒诞。

恰如评论家王来雨所言，“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阿契贝的态度固然有些暧昧不明，但他绝不是折衷主义者，那些费尽口舌企图调停激进与保守之争的中庸之士，大部分时间像是什么都没有说，此亦可彼亦可的论调让人昏昏欲睡，这是一种伪装成理智的愚蠢。而阿契贝不含个人视角的速写，则毋宁说是一种审美性的悬停，世间的悲喜纷扰，本色自现，真正哀婉的，当会令人垂泪，自相抵牾的，也掩不住破绽，虚张声势的自得，哪里抵得住诸位恳切的凝视？仿佛哑然不语的阿契贝，满含着对昔日风物礼习的尊崇，但傲然的民族本能没有遮蔽他的双目，他必须负责记录一切。《选民》一篇，以政治讽喻的框架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内心挣扎。初来乍到的民主政治水土不服，权势者只手遮天，将选举制度玩弄于股掌之间，饶是如此，生养他的故土族民仍予其一种基于族群尊荣的偏袒，“这孩子是好样的，不像石臼碾子，一见着吃的就六亲不认”，而事实上，这位生活豪奢的文化部长，施予家乡的恩惠不过是象征性地将其新居命名为“乌姆奥菲亚大厦”，以及双倍的选票贿选费。善意的传统，淳朴的居民，对于资本逻辑的抵抗，在阿契贝反讽意味十足的注目礼下，一切坚固的东西、一切田园诗般的虚构都消失了。

一直以来，中国当代作家都饱受此种诟病：他们回避现实，或者说，无力呈现现实。随着微博与微信等新型社交媒体的崛起，时政民生新闻的传播速率与辐射广度呈现几何式的跃升，小说家已无力对抗世界的平面化，小说本身也遭遇重大的危机，尤其是写实主义叙事，就其广度而言，在密集的信息流前已是力不能支，关涉深度的一端，则面临精确择取与文学化处理的挑战。揆诸实践，几位成名作家的涉险都不甚理想，余华的《第七天》更是被评论家张定浩称为“匆匆忙忙地代表中国”，微博时政段子的汇总无力书写这个的时代的诡变与不义。相形之下，阿契贝的写作堪为干涉现实的典范，对于如何以点及面地透视生活不无裨益。毕竟，重要的不再是作家是否有义务反映现实，而是如何反映现实。

以《一报还一报》为例，短短二十九页的篇幅，所归指的话题可谓夺人眼球：教育公平、贫富差距、阶级位差、政治倾轧、保姆虐童、理想主义的受挫。阿契贝的处理确是举重若轻，将触目的字眼都融入张力十足的故事。出于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尼日利亚政府废除了施行不足半年的免费教育计划，十岁的小姑娘维罗妮卡因此辍学，来到部长秘书埃米奈基先生的家里充任孩子的保姆，天真的维罗妮卡将秘书的客套话当成了许诺，一心渴望有朝一日重返学校，时日渐久，她无力承受这种念想的撕咬，为小主人灌下了一瓶红墨水，以为经此便可以撂下担子遂愿。形形色色的人物交织出场，各自发声，无所顾忌，性情毕露，冠冕堂皇者，地位卑微者，上流社会的女权主义者，众声喧哗，此起彼伏，光怪陆离的社会风貌勾连得栩栩如生。

有一项意味深长的物件贯穿了整部集子，五镑，对于《选民》里的鲁弗，足以使他反水将选票投给己所效忠政客的对手，对于埃米奈基太太，不过是某次购物花销的一小部分，对于维罗妮卡，却是辛劳一年的酬报，对于《战地姑娘》里的恩万柯沃，是一夜风流的部分代价。无疑的，阿契贝想声明一点，传统之后，尼日利亚与其他世俗世界分享了同一则信条，钱主宰了一切，包括灵魂，悖谬的是，我们回不去了，因为传统的面目可憎同样显而易见。

阿契贝是不幸的，他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比夫拉战争，目睹自己的民族坠入地狱；阿契贝是幸运的，他与图图奥拉、索因卡，以及奥克瑞、托普·弗拉瑞等后辈作家一起为尼日利亚文学赢得了显赫的国际声望。他践履了小说家应许的使命，从庞杂的义愤中抽身而出，从不屈服于无望的现实，为沙哑的时代绘就了一幅传神的画像，如同我们可以从狄更斯那里了解19世纪的英国，从钦努阿·阿契贝那里，我们得以进入20世纪的尼日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