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经济观察报暑期训练营C组  袁玉

新闻是有嗜血的本性（倾向于报道那些负面的新闻），但这并不影响着我们对它的最一般的认识，即新闻媒体是好战的、执著、无所不在地探求真相并捍卫正义的一种形象，我国的媒体由于受到体制很大的限制往往在有些事件的表现上是存在着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在经观，除却理性与建设性的殿堂外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新闻人带着镣铐起舞的身影，我们常常会说这是中国新闻的窘境。相反，我们都对美国的新闻媒体给予很高的评价，把他们看成自由民主的代名词，事实真的如此么？《制造共识》的作者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却极具开创性的向我们揭示了美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在实践中维护对国内、国家以及全球秩序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议程的，可见我们以为的以为显然也是错误的。正如本书的背面所说的那样：“这是关于美国大众媒体何以未能提供我们为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信息的一本力作”。

《制造共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的代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与丰富的案例，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的新闻信息体制，这也是作者所主要批评的对象，作者通过“宣传模型”的建构，指出了信息过滤中的五道关口，揭露了美国媒体为精英阶层代言的本质。作者指出，媒体的功能就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娱乐、信息和教育，并向其灌输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以便其融入社会整体。在权利杠杆为官僚机构掌握的国家里，对媒体的政治专制辅以官方的审查机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体为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服务的。但是，在媒体私有且不存在官方审查机制的国家中却难以看到宣传体系起作用，尤其在媒体竞相宣告自己是言论自由和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时，我们能看到这背后的本质就更加困难了。

宣传模型着重分析财富和权利的不均以及这种不均对大众传媒利益和选择的多重影响。该模型探索金钱与权利如何对新闻进行过滤和筛选，如何将不同见解边缘化并让官方和利益集团得以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作者谈到了四种过滤层：

1、      大众媒体的规模、所有权分配和利益取向。即主要指的是在媒体市场化运作过程之中，随着媒体垄断的加剧，办报的大投入限制了办报的多元化，使得报纸沦为资本的附属物，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些媒体都会被市场强烈的影响，并且各媒体肯定会与它的母公司之间存在某种不可告人的利益纠葛。

2、      广告成为媒体的第二种监管力量。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却反而面临了倒闭的困境。广告青睐于那些向市场靠近的媒体，而广告的支持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提升它们的市场影响力，相反那些缺乏广告的媒体处于极大的劣势，尤其是一些工人报纸收到了重创。这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媒体的经营方式就非得依赖于广告的支持不可吗？媒体该为了利润最大化而一味迎合受众，一味逢迎广告主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出路呢？这个问题我会到后面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3、      大众媒体的新闻获取渠道。主要指的是，现在的媒体的新闻资源主要来自于大部分的政府和企业，因为这样可以省去很多的财力及人力。政府和企业都备有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制好可供记者发表的新闻稿，根据新闻发布规律发布新闻。这不仅让我感到悲哀，本来采写新闻并将它播报给受众是新闻的职责所在，但是我们所信赖的新闻媒体却是这样的给我们制造出来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这些消息源新闻媒体不敢得罪，所以使得新闻和企业得以轻松控制新闻。这个观点怕对我们理解作者在最一开始提出的为什么媒体没给我们提供我有权了解的事实真相有很大帮助吧。

4、      新闻批评和新闻评论家。主要的指的是对媒体言论或节目发表反面的观点，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性的。但是如果新闻批评的规模较大或是由影响力较大的团体发起的，则媒体就会感到不适，为此必须在媒体内部和外部均采取措施以捍卫其观点，以防广告商随时撤走广告业务。

并且作者还在接下来介绍了控制手段：反共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两分法的宣传战。作者在随后的章节中例举了大量的例子来印证其提出的该模型。并提出“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受害者”这个说法，其实质仍是两分法的宣传手法的变形。在关于不同国家的受害者的报道中，如果对美国本国内或是与美国盟国的报道，其负面报道是无价值的，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很好地分析：任何媒体要想报道土耳其针对其公民的爆性行为，必须支付额外花销以向消息源进行调查核实；一旦他们进行了报道，还可能遭到来自政府、企业界和右翼新闻批评机构的批判，并且这样的想法也会遭到企业界（广告商）的白眼。因此媒体就可能处于一个卖力不讨好的尴尬的地位，这一切均因为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国，这样的新闻美国国内民众不会接受。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一系列的扭曲的妖魔化的报道，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它二分法报道的体现。

总之，运用宣传模型理论分析媒体报道行为可以帮我们看到，基于是否对大型的国内利益集团有利的原则，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采用系统化、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两分法处理手段。作者举出的越南战争的报道的例子分析和老挝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提法。

看来对国外媒体的过于推崇并不是理性的方式。然而经观在传播的道路走得多远，走得多好，走得如何，也许需要我们这群有理性、有建设性的经观人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