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耐冬/文 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乐于谈论战争、描述战争，可是他们审视战争的视角并不一致。小说家们更愿意揭示在战争这类特异环境下的表现出的人性，历史学家则要么站在高处，俯瞰战争发生前后的历史线索，要么深入现场翻遍瓦砾，寻找与战争相关的每一个细节。不过，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对他们来说，最值得关注的都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藏匿在其背后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1453年5月29日，经过惨烈的攻城战，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就此凄然谢幕。这场对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意义重大的攻防战，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种种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有些甚至对战局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本来效力于拜占庭帝国的铸炮专家乌尔班因为待遇问题而转投奥斯曼阵营。这些战争过程中的异动，在关于罗马帝国史的著作中多有体现，英国史家罗杰·克劳利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更是着意对这些偶然因素进行描绘，让来自五百余年前现场的嘈杂与骚乱得以重现于我们眼前。

重现当年这场攻防战中的细节有何意义？作为一部史学著作而非历史小说，《1453》显然不想对君士坦丁堡被征服的始末做简单的讲述。在描述战争细节的说法时，克劳利往往要对那些带有明显倾向的不实之词加以辩驳，而这些不实之词正是对这场战争进行过度解读与误解的重要依据。推翻不实传闻，将会把建立在这些虚言上的历史判断——特别是过分强调这场战争的象征意义的判断—一清除。

在克劳利之前也有史家做过对这场战争的史实进行考察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不世出的天才史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吉本就对与战争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有所辩正，包括发动战争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与执政风格。克劳利则是将与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相关的各种记载与传闻一一罗列并加以甄别，一面辨伪，一面依据可信的史料重述史实。

经过克劳利的重述，我们看到了一个纷乱但真实的历史现场：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里，不但有奥斯曼人，还有斯拉夫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他们习俗不同，信仰各异；这支大军在前线驻扎时，军中的基督徒就像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居民们一样，按照他们的宗教习俗进行祷告，而穆罕默德二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在某些民族意识强烈的近代史家心目中，这一场君士坦丁堡的最后防御战是希腊与土耳其两个民族之战，然而，来自多个文化区域、各个种族共同组成的联军，才是这支被称为“土耳其”的军队真实之面貌。甚至，就连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有一个身为基督徒的非奥斯曼种族的母亲。

的确，在15世纪，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并不强烈，在多个不同族群杂居共处之地，甚至并不存在自觉的族群区分观念，当时最能为世人所接受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这也恰恰能够解释穆罕默德二世为何能够组建起这样一支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军队。后人用自己深信不疑的民族主义观念去理解古人，却往往忽视了古人在观念上与自己的不同。

既然这并非是一场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真正的的“民族战争”，那么它是什么？答案也许过于简单，就是一场为了征服、掠夺而爆发的战争。据说，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前，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铜像手中所捧的“红苹果”——一个上插十字架的圆球——象征着基督教所拥有的世界主宰权，攻占君士坦丁堡，就相当于向世界宣告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世界霸权，这是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先辈们所向往的千秋功业。

因此，也有史家认为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个残酷、暴虐的君主，正是邪恶与疯狂的本性，让他竟然对这座作为文明象征的名城开战。这简直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天真到以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奥斯曼长期以来对拜占庭帝国的蚕食、基督教会自身的分裂，都让奥斯曼越来越强而拜占庭愈来愈弱。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时代，君士坦丁堡已经孤悬于奥斯曼兵锋所向之处，任何有所作为的奥斯曼首领都会对它发动进攻，事实上他们也正是如此做的，穆罕默德二世只是沿着先辈们的足迹前行，个人性格并没有对奥斯曼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既定目标做任何本质上的调整。但正因为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英雄崇拜的传统让史家们将一切功过都归于他的名下，总是用放大镜审视他，认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时势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穆罕默德二世的臣子们对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与基督徒过从甚密的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在年轻的苏丹准备发动战争时曲意逢迎，表示对开战的支持，战争开始后又劝说苏丹与拜占庭和解；得到宗教领袖支持的军事暴发户们想要凭借战功获得更多封赏，始终坚定支持将战争进行到底。无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都不曾站在正义的一方，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如何，取决于他们能获得何种利益。没有人真正为苏丹考虑，他们只效忠于自己的野心和贪婪。

野心与贪婪，成为一场摧毁一个帝国、改变万千人命运战争的助推力，这是文明的悲哀。然而，这种悲哀在历史上一再重演，也难怪吉本会慨叹：“在一座大城陷落和遭到洗劫的时候，总有历史学家重复叙述一再发生的灾祸，同样的激情产生类似的结果。要是说这种激情无法控制，可以任意滥用，唉呀，那么文明人和野蛮人又有多大区别呢？”

事实就是没有区别。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战车上，不仅有激情作为动力，还有臣子们的私心在助燃。此外，有关君士坦丁堡拥有惊人财富的传说，也激起了他们大肆劫掠的欲望。但他们也许不清楚，那有如梦境般的巨大财富其实并不存在于君士坦丁堡，即便存在的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也已经被东征的十字军洗劫一空。但这并不妨碍穆罕默德二世在发动总攻之前为了鼓舞士气而许诺将士们可以任意劫掠城中的财富和市民，这是他预支给臣下的战争红利，尽管很多从军者是出于朴素的宗教热情而投入战斗。

穆罕默德二世因史家的倾向而被丑化，而守城者，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被描写成悲剧英雄，他们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凭着坚韧的毅力与超乎常人的意志守护着这座名城，并能在敌军数量远胜于己的情况下屡挫对手的锋锐，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这种将正义与邪恶、黑与白截然对立的书写方式，是传统史家的拿手好戏，他们秉持某种立场，而将某一事件中的某些人神圣化，同时将另外一些人妖魔化。

因为欧洲史家们大致相同的立场，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形象在各种描述中并无太多出入，克劳利也未发掘出多少新的材料。他只是将其英雄形象做历史还原，如实叙述他继承皇位时拜占庭在财政和领土方面的窘迫，他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争端中的无能，他隐瞒守城兵力真实状况的小聪明和他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的恐惧与脆弱。这样的一个末代皇帝形象更接近一个正常人，而非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作为正常人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才是真实的，因为他的对手也非恶魔，他们都没有被神庇佑，差距只在实力，和偶然因素带来的运气——这种运气一度眷顾穆罕默德二世，就在5月29日早上，一位守军在发动突击后回城时忘记了关角门，让一群奥斯曼士兵乘虚而入，可是这个运气并未给战局带来多大影响，因为这支入城部队很快就被守军阻挡。

有关战争的细节，此类偶然因素比比皆是，它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瞬息万变的战况。不过，过多谈论战事也许无益，作为后来者，我们完全体会不到那些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对当事人造成的精神重压。相对于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后来者之见，被卷入战争之人的感受另有一种今人难以描摹的微妙。这种微妙缘自个体人生被战争改变的现场感，作为后人的我们，无论多么理性，也无法真正进入到身处现场之人的内心。所有自以为可以亲近前人的“理解之同情”在这里只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就像我们无法理解特洛伊战争中每个人的心情，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晓君士坦丁堡之战对亲历者们的心灵造成的冲击。

好在克劳利提供了能够让我们近距离接触当事人心态的若干片断。在攻城战进入白热化时，城内的居民人心惶惶，他们想起了之前阿拉伯人在攻城时留下的预言，从城内文物的特征中寻找末日的提示讯息，各种关于不祥预兆与带有预言性质的梦的故事在城市中快速散播，市民们只能靠祈祷与相信神迹的出现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这种末日情绪，是来自历史现场最真实存在的。在兵力悬殊、作战装备差距明显等条件之外，战意的崩溃是不可挽回的。当时的市民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任何天气异常、日月星辰异相都会令他们精神崩溃，此时最后的总攻还未打响，但胜负已分。

尽管历史学家们会讨论如果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早些施以援手，或是派来更多的援军是否能扭转局势，但在我看来，这座城和城中居民的灵魂已经彻底被战争击溃，即便躲过这一劫，他们也维持不了多久。这就是战争留下的最大伤痕。与城郭毁坏、财产损失相比，意志被摧毁，信念被击垮，才是最大的惨剧。

所以，对于“战争是否能改变历史走向”的问题，我们不妨激进一些，否定战争对历史有重大影响。如果我们承认战争将改变历史的走向，那就意味着我们默许用战争推动历史、认可用暴力改变世界，那将令文明付出更大的代价。时论中常有“某国与某国必有一战”的论调，持此论者，恐怕都没有想到战争对被卷入者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更何况，在几千年的历史之中，战争只是某些情境下事态发展的催化剂，而非决定因素。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堡之战，积贫积弱的拜占庭帝国也将日益凋敝，或是因为宗教纷争、或是因为内部皇位之争而不复存在，而1453年发生的这场战争，只是用最残酷的形式，造就了最荒谬的结果。

关于这场战争，具体的细节还有很多，包括常被军事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火药武器在城池攻防战中的应用。君士坦丁堡那座曾经阻挡了“上帝之鞭”阿提拉的帝国城墙，终究没能抵挡住奥斯曼大炮的猛轰。这是两个时代的对峙，有点像请神上身的拳民们与操火器的军队之间的对决。但那不是我想讨论的，回望这场五百多年前的战争，此刻在头脑中响起的，却是那句歌词：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　are　forever　banned.（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