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林/文

二战的“三巨头”，即美国、英国和苏联，在1945年的两个会议上共同决定了战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其中在对德国人民战后反省与再教育的必要性原则上也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因为苏联与其他占领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没有树立一个统一的目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领国准备在德国西部打破第三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苏联则想在德国东部打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

众所周知，日本的情况跟德国的情况并不一样。美方在1942年开始为战后的占领做各方面准备，当时还没有把德国与日本的情况区分开来，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对待日本的政策与其对待德国的政策有着明显区别。这一政策上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日两国精英在面对历史问题上的态度。

外部因素对德国的历史反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分裂之后的东德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反省政策是反法西斯总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个总叙事，在东德成立的人民民主主义制度跟过去的第三帝国早就划清了界限，因此也不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解释它对过去的态度。东德从来没有承认它在法律上是继承第三帝国的，它把自己说成是“另外一个德国”，用实际行动反对希特勒统治的继续。在这一点上，东德跟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冷战的开始对此没有造成太大的变化。

以美国为首的德国西部占领国通过把分裂之后的西德当作欧洲统一过程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来遏制，使其能在经济上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在政治上侵犯周围国家的利益。通过这样一个机制，西德不得不跟邻国达成和谐的状态。德国精英因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说服原来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国家以及从前的敌对国家，它再也不会霸占欧洲。西德精英的反省政策完全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也为它作为战后新领导阶层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持。所以，冷战也没有对这个政策造成太大的变化。

东亚战后的局面跟欧洲大不一样。1949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根据美国的判断，在东亚不需要遏制日本，而需要遏制中国，因此也没有必要统一东亚。而根据日本精英的理解，韩国和台湾地区不是曾经的战争受害者或敌对者，还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同时它们跟日本经济上的差距太大，不可能像德国的邻国那样提出要求。加上美国在分析德国与日本的国内情况时很快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美国一直把德国人看作集体犯罪者；而日本平民在美国专家看来是日本精英的受害者，也没有必要逼着他们进行集体反省。因此，总的来说，日本战后在历史反省问题上的外来压力没有德国那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对历史负责任的问题上，西德与日本具有很大差异。除了外来压力，还有内部因素，不过区别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

美国对德国战后政策的准备工作

美国对德国战后政策的设计大概是从1942、1943年开始的，其中写于1943年年底的《美国处理德国问题草案》最为重要。它强调，占领统治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应该尽可能快地建立起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应导向建立与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全然无关的政党、文化协会以及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军队准备采取四种办法：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中央化 (decentralization)、去垄断化(decartelization)。其中对历史反省最起作用的当然是去纳粹化，它的目的是打破第三帝国的政治体制。

接着，在1943年编订的《美国军政府手册》就指出，去纳粹化政策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从国家的各个官僚机构中清除出去，使曾经参与第三帝国执政工作以及积极支持过纳粹统治的人再也不能参与政治。为此，他们列出了一个很长的犯罪者名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单列出了所谓可靠的人，这些人都在第三帝国时期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按计划，这一部分人要代替因为曾经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再也不能留在原有工作岗位上的人。

第二个阶段的内容主要是改变一般德国老百姓对政治的想法与态度。它跟所谓的再教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Re-education(再教育)这个词是在一部涉及精神病问题的著作里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作者提到：“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具有犯罪性质的种族主义特征，其世界观带有明显的妄想性，因此需要制定一项政策来帮助治疗德国人的偏执狂。”这可以理解为，当时美国的一部分心理学家是把紧跟希特勒的德国人当作有心理问题并需要进行治疗的人来对待。

他们打算采用的治疗方法是把德国人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可以成为现代社会提倡民主的公民。他们治疗的对象不仅是每一个单独的德国人，而是全体德国人民。曾经在纳粹统治下成为受害者的那一部分人是德国民众当中“健康”的部分，治疗要加强他们在民众中的威望与作用；而曾经与纳粹党合作过的人是德国民众当中“不健康”的部分，他们是应该受到限制的，不能让他们影响到社会的运行。这样的想法后来成为著名的《战后德国》(Germany　after　the　War)一文的一根思想支柱。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　做了一次演讲来解释德国人的症结在哪里。他说：“我们必须以民主制度为目标，确保完成对德国和日本人民的清除教育和再教育。对于欧洲来说，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德国人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必须学会战胜一个世纪以来占据他们头脑的信条，即他们属于一个统治种族。德国人民必须学会忘记一切，既有希特勒教给他们的一切，还有在他以前数百年间的众多哲学家和导师教给他们的铁血理念。美国必须把军事层面的非武装化继续扩展到心理层面的非武装化。”

在这个基础之上，心理学家开始讨论德国人的民族性，认为由于德国人特有的家庭传统，德国人的心理状况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他们在“战后德国”会议通过的报告中指出：“这里刻画的德国人特性不是遗传的，而是通过教育习得的。体制在一切文明中都可以塑造性格，个人在体制内寻求自我实现。所谓体制，我们指的是传统的行为方式、语言、信仰和感情。历史上它们塑造了每个群体，目的在于创建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并克服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体制塑造了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反过来巩固了体制的延续。”

到了1945年年初，一个专家组发出了一份《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把再教育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声明指出了德国人为改造自己并产生出民主主义思想而必须学习的内容：“第一，国家之间存在双边义务，一国不得奴役他国；第二，个人的尊严与完整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这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同样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个人贬损为国家的工具；第三，全体公民对国家与社会都负有责任，每个个体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该权利需要得到国家的保障；第四，真理与真实性对法治国家的运行至关重要，这是对横行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欺骗与压迫的否定；第五，在一国内部推行文化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宽容对于民主制度意义重大，与此相对的是，强制推行文化统一是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标志。”

德国战后初期对历史的反思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美国的专家们虽然很关心德国人思维方式与政治立场的改变，但他们并没有把历史反省当作他们特别关心的内容。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民主来代替专制，以没有跟纳粹党合作过的人来代替紧跟着希特勒的人。实际上，美国占领军所采取的方法是一种法治与组织相结合的方法。法治解决方法是通过纽伦堡军事法庭来实现的。而组织上的解决方法采取通过他们的名单来认定纳粹统治的积极支持者，逼他们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再也不能参与政治。

但应该看到，纽伦堡军事法庭发挥了通过法律来判决纳粹党和德国军队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认识历史和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罪行进行判决的作用。当时的媒体都很积极地对有关法庭上所讨论问题进行了报道，使读者第一次了解了德国政府与军队在第三帝国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揭露这些罪行并没有唤起大多数德国人对历史自我批评式的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第三帝国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需要对德国的罪行负责。相反，他们认识到德国作为国家与军队所犯下的罪行之后，觉得他们信任并支持这个制度是因为受到了欺骗。他们知道了很多希特勒统治下的牺牲者，也知道了很多别国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但在这么多牺牲者面前，他们是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对待。因为受骗，所以就成为了受害者。

米切利希 (Alexander　Mitscher-lich)作为德国战后最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把这个态度解释为一种“紧急自救法”。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追悼的无能力》中指出，在自己的国家全部崩溃的情况下，德国民众不得不采取这种紧急自救法，否则，他们就会失去生存能力。他们不可能在对自己的过去负全部责任的同时去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

米切利希对这样的认知表示理解，但同时他也向德国民众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德国人必须或早或晚开始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省。这个工作做得够不够，有一个标准，就是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好感。如果德国民众，能够集体对受害者产生同情的话，就表示他们确实能够对自己的历史负起责任，可以保证德国未来不会再一次打起仗来。

德国民众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可以从西德曾经做过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中了解一二。调查者问民众，德国是否对二战负有主要责任，1951年的调查显示只有32%认为负主要责任，1955　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43%，而1959年已有50%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另一个跟同情直接相关的问题非常有趣，涉及德国老百姓对曾经参与反抗希特勒的人的态度。1960年被问者当中有40%表示不同意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到了1970年，不支持反对希特勒的人只剩下7%。这说明德国民众对二战与第三帝国问题的想法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但米切利希指的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好感不仅仅是指反对派当中的受难者，更主要是针对曾经在希特勒统治下有计划地被消灭的犹太人。幸存者大多数在战后离开了德国，其中有不少到了以色列。西德政府于1952年跟以色列达成协议，保证为幸存者提供补偿，并且给予以色列无条件的经济支持。根据当时的一项社会调查，在被问者当中不同意德国政府决策的占44%，赞同政府决策的只有24%。到了1980年代后期，大多数德国民众认为德国有义务支持以色列。这就说明，德国民众能够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地面对自己的历史。

但米切利希提出以上观点时，正好是德国战后生长的第一代人上大学的年代。这些年轻人自己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积极参与和支持过希特勒。他们很无奈地对前辈提出批评，说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省。所谓“68年一代”到现在为止还认为，没有他们，德国人就永远不会对自己的过去产生批评的态度。他们这么激烈地反抗自己的父母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但是肯定也跟当时德国的教育有关。

虽然1950年代德国精英特别强调要跟邻国搞好关系，也开始有专家跟邻国讨论怎样在历史教科书中描写二战，但是当时的老师没有积极地让学生了解到第三帝国的具体情况。老师们都属于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所以不愿意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交代他们和他们这一代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所作所为。而年轻人发现了这个空白，提出一定要知道二战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敏感地认识到，如果德国不把要对过去负责任的态度提到一个集体认同的层次，那么这些邻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以色列，都不会相信德国人确实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观点。

他们的态度有其内在原因，但也是在非常复杂的外部条件下产生的。实际上，他们完成了美国占领军原来想完成却没有全部完成的转变德国人思维方式的过程，他们对美国占领军的再教育政策实行了本土化。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完成这个转变的同时，激烈地反对所谓的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对日本战后政策的准备工作

罗斯福在跟专家讨论战后对日本的政策时，一再强调要消灭日本的所谓侵略哲学，使日本再也不能侵略东亚其他国家，但同时他也强调日本民众是日本精英阶层的牺牲品。在探讨怎样消灭日本的战争能力时，他曾经问过蒋介石，需不需要消灭日本的天皇帝国制。蒋介石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留给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

为什么美国有关专家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民众是集体犯罪者，而日本民众是日本领导阶层的牺牲品?　　　　　

对于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美国军队对日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为回答这个问题制造了很大的困扰。虽然美国在对待日本民众的问题上好像比对待德国民众要宽容，但是前者后来成为美国原子弹最残酷的牺牲品。实际上美国对日本民众、对日本天皇制以及对原子弹问题的态度，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如果不采取原子弹的战略，根据美国军队的判断，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与大量财力并且牺牲很多生命，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有了原子弹，一切都很顺利，当时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文中说：“原子弹正好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和平的对象因为它才能走上投降的道路，而天皇的全部威信可以为将来的和平所用。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占领日本的任务，包括去武装化的任务，都可以很顺利地完成。”不过，这个想法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只能通过天皇来实现。“日本民众传统上对天皇的崇拜以及忠心追随他的军队所赋予他的权力……使得如果能够说服他和他周围的顾问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话，对以后的占领政策会产生很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不能对德国采取这种简单办法？在欧洲战争快结束时，原子弹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应用的地步，并且希特勒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以他为代表的第三帝国。而亚洲的战争还在继续，而且日本的天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希特勒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从时间上来说，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到1945年夏天已经完成，这算是日本和德国在战争最后时刻的一个重大区别。但原子弹对民众的残酷是无限的，这是对于后来的反省过程不同的重要原因。当时谁也不知道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后果。这样的摧毁，谁也没经历过。如果说德国民众把自己当作受骗者，因而成为了牺牲品，那么日本民众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就是因为原子弹的爆炸。这也就是说，日本民众不是本国领导阶层的牺牲品，而是美国的牺牲品。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不仅不存在外来的压力，而且外来因素所引起的后果跟德国相比也是完全两样。日本普通民众没有产生犯罪意识，相反，他们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牺牲感。而在德国，外来的压力逼着民众往反省的道路上走，而且越来越不容许他们坚持其原有的牺牲感。德国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开始反叛，促进了父母一辈进行反省。日本在1960年代同样有很多社会运动，但年轻一代没有提出反省的问题，他们的斗争诉求集中在反美上。

充满争论的记忆

德日两国地理政治环境在战后大不一样，再加上美国对两个国家的战后政策有明显区别，因此，外部因素在两国能否学会面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上起的作用也不同。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内部因素在两个国家都是存在的。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总有一部分人提倡对过去进行反省。两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从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就提倡要对过去负责任。他们这部分人不一定受欢迎，但是从长远的意义上讲，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在德国，因为政治领导阶层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带头承认了德国的责任，知识分子则是从道德上倡导进一步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个人的责任，所以就不需要从左派的观点出发来探讨历史反省的问题。德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大学教授实际上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帮助和支持政治精英把德国人的反省意图更好地表达出来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一定属于左派，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这样做还不够，从左派的观点出发走得比政治精英更快、更远。

当时的德国总统理查德·魏茨泽克于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在西德议会发表了著名讲话，总结了历经40年争论而达成的有关如何对待第三帝国的共识。这就标志着德国精英阶层敢于超越其原先面对过去的方式，并根据一部分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总叙事制定了一个大多数德国人都能接受的共识。这是西德长期以来在反省历史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峰。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个共识完全是一个西德共识。人们在德国统一之后不久发现，经过苏联式反法西斯主义教育的一部分东部德国人不能接受这个共识。到现在为止，虽然共识早就存在，但是争论还在继续。

与此相比，日本的记忆一直是分散的，甚至可以说，它是两极化的，并且从来没有产生出一种共识。右派认为应该在年轻人当中培养一种自豪感，不要过多地承认过去的错误。他们是历史修正主义者，但并不占大多数。与此相对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本国历史持有批评的观点。这些人很积极地参与跟邻国共同编写教材的工作，但是他们也不占多数。因此，在日本跟在德国一样，历史记忆还处在争论之中。

从欧洲当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对二战的历史记忆还没有达成共识，对这个国家的团结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乌克兰为此提供了一个可怕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在二战结束后跟受害的邻国不能和谐相处，也是很危险的。东亚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担心的例子。

（ 作 者 魏 格 林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系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