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角处】

付如初

梁鸿的“乡村传记”

2008年到2013年，围绕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穰县吴镇梁庄村，梁鸿写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前一本写“留守”在梁庄的人，后一本是“出梁庄记”——写梁庄人在全国各地的打工生活。随后，两本书获得了巨大反响。在各类好书评选中榜上有名自不必说，梁庄也由此从中国近70万个行政村（数字来自百度百科）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典型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梁庄虽不能和华西村、小岗村、大寨那样因参与重大历史进程而成为标志性的历史名村，但假以时日，它或许可以和费孝通的江村一样，获得一定的社会学地位。梁鸿在田野调查和“非虚构”基础上呈现的梁庄生态，某种意义上也为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等问题提供了普通大众可知可感的抽样标本。

或许，两本书的反响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包括梁鸿自己。正如她在很多访谈中反复表达的那样，作为梁庄的女儿、从梁庄走出来的文学博士，她本来想做的，只是一件跟文学、跟自我、跟生命有关的事儿。

她警惕书斋生命的空洞，警惕任何潮流或派别，警惕自己可能产生的启蒙者的眼光，她只是想重新感受自我来处，感受大地和生命本身。甚至在写下第一本书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什么是“非虚构”，更不知道这种写法还能够在“小说力竭的边界之外”，获得一种“‘史诗’般的精神品质。”（李敬泽语）

“文变染乎世情”，世情总是比文学更丰富，而文学总是比世情更本质。在时代太过复杂，资讯太过发达的当下，文学几乎失去了对现实的提炼能力和概括能力。或者说，擅长“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虚构文学欠缺描摹现实的功力，从而欠缺与这个复杂的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君不见，有很多小说都是直接把新闻素材收进去了。

而此时，梁鸿以调查采访为基础为梁庄写的“传记”，反而担当了通过小人物命运捕捉现实、概括时代的使命：梁庄之小与中国之大，梁庄人物之卑微与时代问题之宏大，如佛家的芥子须弥一般，在梁鸿的两本书里自然而然地浑然一体。

于是，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每一个事件：大到南水北调工程，小到黑摩的和城管的矛盾，无不与梁庄有关。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曾经或多或少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环保、土地流转、留守儿童、农村医保、传销、富士康、城中村、蚁族、职业病、垃圾电话等等，无不与梁庄有关。

可以说，为一个梁庄立传几乎就是为近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立传。而倘若附会钱锺书先生“史蕴诗心，诗具史笔”的理论，那么，为梁庄立传也是在为中国乡村修史。

从双水村到梁庄：中国乡村史的一种写法

双水村是路遥笔下的奋斗青年孙少平的家。时隔三十年之后，见证新一轮“路遥热”的读者和观众对它都已不再陌生。而因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展现这个村庄的生态，双水村就更加让人印象深刻了——这一点说起来非常难能可贵，要知道，《平凡的世界》这种被很多人当成励志书读的原著，被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极容易堕入庸俗成功学的套路。

虽是小说，但路遥在描写双水村时，是当成纪事型文本来写的。路遥出身乡土，对乡村社会的一切并不陌生。而为了写这个小说，他更是查阅了1975年到1985年几乎所有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还用了三年的时间体验生活，做田野调查。

在路遥笔下，1985年之前的双水村，父慈子孝、长幼有序、中国乡村传统的伦理秩序顽强而坚韧。尽管也有阶级斗争、有家族矛盾、有以孙福堂为代表的旧势力对新事物的抵制，甚至还有孙玉亭的通奸丑闻等等，但传统美德作为村庄精神的底盘，还坚如磐石。或者说，那时候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形成，而且，因为远离建国后一系列政治波动的中心，乡村受到的冲击反而比较小。

于是我们还在经济贫穷的双水村看到了伦理的富足，诚信、仁义、自尊、忠贞、善良、美好等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在双水村闪耀着诱人的光芒。路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于是，离乡背井的孙少平能够一直用双水村的行为方式，走在“脱村进城”的路上。他的精神困境总是来自于贫穷本身，而没有伦理方面的困惑。

到了梁鸿笔下的梁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然形成，“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于是，我们看到了为了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而拒绝认弟弟尸首的哥哥；看到了强奸八十岁老太太的十六岁少年；看到了感叹“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的离乡青年；看到学校变成了养猪场；看到了黑色的河流；看到了因为淘沙卖钱而形成的“吃人”的坑塘；看到了因为性压抑而自杀的留守妇女……

应该说，乡村的绝对贫穷有改观，但乡村的破败，从环境到伦理，从外在到内在，更让人揪心。双水村一切让人依恋、向往和怀念的东西，在梁庄都变成了“隐结构”，只有在深入人物内心的时候，才偶尔得见，但稍纵即逝，脆弱不堪。在梁鸿笔下，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甚至他们每个人都有性格，但在读者心中，他们又往往是实实在在的时代的“无名者”，因为在他们身上，命运感要远远弱于问题感，个体特征要远远弱于群体色彩。

从双水村到梁庄，或许可以勾勒出一种中国乡村历史的变迁图：依恋乡土的孙少安越来越少，投奔城市的孙少平越来越多，而在这种“人的流动”中，乡村秩序被改写了——不仅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所说的乡村秩序被改写，即便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乡村秩序也被改写了。梁鸿试图用一个个在时代洪流中微不足道的“无名者”的经历，捕捉这种乡村历史变迁的痕迹。她极力让“我”退居幕后。索尔仁尼琴在“全景历史”著作《红轮》中说：“历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小的东西又经常为历史所鲜知。”

当然，路遥有乌托邦化双水村的笔调，正如陈忠实有乌托邦化白鹿原的笔调、贾平凹有乌托邦化商州的笔调一样——文人的乡愁，或者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的怀想，往往容易流露出这样的倾向，一种类似沈从文“人性小庙”的情怀。这也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之后，文学的潮流之一。

而梁鸿极力想避免的，正是这样的笔调。或者说，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文体要求，都决定了她须得摈弃骨子里的抒情和写意，正面迎视这些问题。但她的迎视和面对，又时常带着困惑和犹疑。她毫不回避自己的无力、烦躁和想逃离，也坦陈自己的伤感、痛苦和软弱，由此她陷入了有关“真实”和“知识分子道德”的困惑，她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终将无家可归”。

坦率说，作为一个读者，最害怕在面对令人心痛的乡村破败、面对令人心痛的小人物命运的时候，作者有太多的感性和愤激。中国不缺少这样的文学，读者也不愿意被这样“煽情”。某种程度上，梁鸿的梁庄之所以独特，恰恰在于她没有任由自己的情感四溢，她没有犯知识分子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候容易出现的“意图伦理过剩，责任伦理匮乏”（马克思·韦伯语）的“药方师”的幼稚病。准确地说，是梁鸿在尊重生命基础上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她在感性采访之上的理性思考，是她向内转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反省，是她用文学的复杂性精神呈现现实的复杂性的方式，深深打动了我。

“田野里响起诚挚的旋律”

其实，将历史命运化，将命运历史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就好像做田野调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样。在写两本书的过程中，梁鸿多次返乡，跟梁庄人聊。尤其是写第二本书，她追踪乡亲们打工的足迹，跑了10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个人，历时两年。

她跟他们一起住出租屋，进他们所在的有毒的生产车间，进富士康的工厂。她像一个走亲戚的乡亲一样，贴近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谈自己的经历、甚至是“隐私”。他们信任她，甚至是不求回报地“配合”她。每一次的交流，开始、结束，都是具体的过程；每一个记录，开始、结束，都和具体的性格有关。人与人的接触是最微妙的，人与人的深入交流是最难的，尤其对于梁鸿这样离开故乡的人，距离感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有她的父亲。父亲是她“重返田野”的桥梁。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注意到，每一次采访，甚至每一次电话联系，都是通过父亲。而东奔西走于各个城市的时候，也常常能够见到梁鸿父亲的身影。梁鸿说，自己每次见到母亲的坟，对故乡的归属感都会更加清晰。实际上，有父亲在身边，她重新寻找归属感的每一步才得以实现。父亲在梁庄这个“熟人社会”所建立的基于血缘和乡情的人际关系，是梁鸿得以为梁庄立传的重要支撑。某种程度上，父亲也是梁庄与外界联系、让外界了解的一个通道。随着一代代的人老去，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固化、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不知道，这样的通道会更多还是更少……

在听哥哥毅志讲故事的时候，梁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居然不知道自己的亲哥哥曾经有被收容、被打的经历。而她反复提到的，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小柱的死，更是让人痛彻心扉。她没能采访到小柱，因为那时候她还没有开始做调查。后来，从别人的讲述中，她才理出了小柱的生命轨迹。从1989年开始，十六岁的小柱开始打工，先后到过北京的煤场、河北的铁厂、青岛的电镀厂等等，直到2001年，28岁的小柱返乡去世。除了小柱，还有那个和北京人谈恋爱，被伤得千疮百孔的“狐狸精”梁欢；还有被邻居猥亵了的黑女儿，她让人在名誉和法律求助之间游移不定……其实，“无名之死”岂止是一个小柱，历史车轮碾压的，又岂止是梁庄人。

里尔克在《故乡之歌》中这样写道：“田野里响起诚挚的旋律；不知道，我心中发生了什么……‘来吧，捷克的姑娘。给我唱支故乡的歌’。姑娘把镰刀放下来，又是嗬来又是哈，便坐在了田埂上唱起‘哪儿是我家’……现在她沉默了，眼睛朝着我，双泪交流，——拿着我的铜十字币，无言地吻着我的手。”

70后的文学使命和社会责任感

除了梁鸿，另一个70后熊培云也在关注乡土中国的问题。他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试图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关注江西乡村的变迁。跟梁鸿直接写中原农村的现实痛感相比，熊培云写的是江西农村历史的和文化的痛感。而且，跟梁鸿的自省和困惑相比，熊培云显得更为自信、自我更为强大。

显然，这有地域的差别，河南作为人口众多的农业大省，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到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同时，或许也有性别的差异，熊培云的乡村中国是向外的，纵横捭阖的，有国外经验的参照、有历史的参照；而梁鸿的乡村中国是向内的，温婉内联的，大多是人与人、人的内心和人的情感。因而，熊培云的村庄中国显得理念更为强大，而梁鸿的梁庄中国细节更为丰富。

当然，最根本的是角度和立场的差别。熊培云说：“我们着力改造一个社会，首先需要做的是改造关系，改造制度，而非改造人性。”而梁鸿说：“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在转型期的中国，熊培云和梁鸿的不同选择，除了个体的原因，或许也涉及有关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和身份意识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最常谈到的是北宋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自从“士”具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之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开始受到推崇。因为特殊的经历，萨义德强调学术和政治的结合，他赞赏站在弱者一方的知识分子，赞赏知识分子的圈外人状态，他特别警惕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当然，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他们要“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

或许，结合阅读熊培云和梁鸿的书，更有利于对农村问题的体会和认识。梁鸿缺乏的历史视野能够在熊培云的书里找到，而熊培云缺乏的现象支撑能够在梁鸿的书里找到。后来，梁鸿从梁庄拓展到吴镇，从去年开始，她的“云下吴镇系列”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不过不是访谈的形式，而是小说。如果梁鸿的梁庄系列访谈能够继续下去，采访一下跟梁庄人打交道的城里人，《中国在梁庄》或许会更为完整和震撼吧。

无论如何，在文学界总是被认为没有崛起、没有创作出标志性文本的70后，实际上以更为深广的方式，参与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承担了一代人的使命。这种使命，横跨乡村和城市，见证了“文革”后中国的每一步发展。文体上，当然也不局限于“非虚构”。除了梁鸿和熊培云，这个名单里还有徐则臣、阿乙、路内、王十月、张楚……只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了文学被市场冲击得落寞无边的时代。

如果故乡背后站着的是整个时代

梁鸿的采访对象，不全是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也有走出梁庄的大学生和成功人士。这两个采访对象在北京。

大学生毕业于师范学院的美术专业，到北京打拼之后，住在著名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后来慢慢成长为一名商装设计师。工作中，他飞机来去，住高档酒店，接触的都是国际奢侈品牌，面对的是世界各地的高端客户，喝的是高档红酒，偶尔还说英文。然而，回到家里，就是城中村的小房子。他没户口，没房子，孩子生出来了，还需要回乡托人才能办农村户口。他一直积极努力，也对职业前景充满信心，但就是“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成功人士是个千万富翁。成功的过程充满曲折，曲折之一是因为自己是河南人。所以，他不做家族企业，而用“现代管理”。他一方面说要回县城买山坡盖别墅，一方面“很鄙夷那个他曾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并以“现代管理”的名义遮蔽他的厌弃和逃避。

其他的采访对象，那些奔波在穷愁之路上的梁庄人，固然让人同情、让人忧思，但情感上是有间离的。而这两个人的命运，尤其是大学生的命运，更让人有代入感。而且，他因为受过教育走出梁庄、走进城市，而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是最合理、最正常、甚至是最值得鼓励的阶层流动。惟其如此，他的生存状态、他的情感心理，才更令人深思，也牵涉更多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梁庄人更有“乡愁”，但他们却更加无处寄托。

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这样的表述曾经让很多人意外：“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据说“乡愁”这种情感化的词汇是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可见，它成了一个多大的问题——“乡愁”之无处托寄何止是乡村沦落的结果，它还是整个时代中，所有灵魂和精神被物质冲击得无处安放的状态。

梁鸿显然不愿意自己的书成为“问题文学”，因为那可能限制这本书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因为作为学者，她开不出药方，她甚至不能化解自己的焦虑。她只想用自己的笔写写故乡，却没想到，故乡背后站着一个时代。

有谁会有勇气跟大时代谈谈自己的乡愁呢？

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一生漂泊，他写过很多关于村庄的诗，其中一首叫做《我怀念》，这样写道：

“我怀念：

太平盛世一个朴素的小村庄，

里面有公鸡长啼；

而这村庄久已迷失

在花之雪里。

在穿着星期日盛装的小村庄里

有一座小屋；

一个金发头颅从网眼窗帷里

窥望出去。

户枢迅速沙哑地

向门呼救，——

然后在房间里飘着一缕淡淡的

淡淡的／薰衣草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