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淄川/文  漫长的希腊悲剧似乎正在演变成一场闹剧。在经历一场拉锯战式的谈判之后，这一次，希腊政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似已达到不可化解的程度。希腊退出欧元区，这个曾经像是梦魇式的场景，现在变得无比真切起来。各国政府及投资者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逐渐开始为这一幕的到来做好准备。

本月初，希腊表示，将会把欠IMF的债务在月底捆绑偿还，而不是在6月5日还债期限到来时偿还，这为可能的违约奏响先声。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成为了一个讨论希腊危机的舞台。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改过去要求双方都做出让步的立场，转而把矛头主要对准希腊政府，要求其尽快做出“艰难抉择”。

表面上看，希腊的债务压力极为紧迫，急需72亿欧元的贷款来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但希腊这一次拒不接受债权人提出的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双方的立场之间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鸿沟。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公开表示，债权人的要求是“荒谬”和“非理性”的。希腊执政党内部对齐普拉斯的压力也在增大，要求他不要对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做让步。

一

事情何以至此？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希腊危机的历程。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危机正式爆发。但直到2010年4月，欧元区和IMF才联合提出救助方案，提供贷款以满足希腊的国际支付需求。

根据预期计划，希腊应该在2012年就实现经济复苏，但衰退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在此期间希腊经济总量萎缩了1/4。2014年稍有起色，但至今依然阴晴不定，更严重的是，希腊国内失业率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高位。六年来，希腊这个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1.8%的小经济体吸引了欧盟各大国的主要精力，但谈判结果却日益令人悲观。

根本的原因在于，希腊危机所涉及的各方——希腊、欧洲央行、IMF及其他债权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利益的不同造成危机的独特演化路径。

在一开始，救援方不能依据希腊的现实所需提供有效的救济，帮助其实现内生性的经济复苏，越是“救援”，希腊的经济境况越是不断恶化。而每当危机到达临界点，可能危及欧元区完整性、从而危及救助方利益时，各救援主体又仓促出台一项救火措施，又只能治标而不治本。在此过程中，希腊所面临的问题从单纯的主权债务风险，发展为经济停滞、倒退乃至政治社会动荡的全面风险。

在心理层面上，希腊与国际救援者之间的认知裂痕不断扩大。救援者坚持认为它们对希腊已足够宽容，给予了希腊超水平的优待，而希腊在浪费他们的信心与善意；但在希腊人看来，本国自陷入危机以来就不断遭到救援者的虐待和羞辱，希腊国内对IMF等方面的愤怒和讽刺不断升级。

希腊和国际救援方之间的矛盾看似错综复杂，但根本分歧在于，希腊被要求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从一开始，国际救援方提供贷款的前提就是希腊削减财政开支，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缩小。然而，希腊政府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在国内增税以“开源”，同时调整公务员工资、养老金开支等“节流”，而这些被动了“奶酪”的人爆发了激烈反弹。税收的提高同时损害了希腊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让希腊更加远离提高财政开支可持续性的目标。

在债权人看来，他们要求希腊实行的是“经济改革计划”，潜台词是，希腊必须愿意承受结构性改革的痛苦，才能换来金主们的出资救援。希腊方面不这么看，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近期撰文表示，希腊完全愿意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包括改革税制、推进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等，但尽管希腊已经采取的紧缩措施的力度是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塞浦路斯等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两倍，国际债权人仍要求希腊实行非常严厉的财政紧缩，要求其初级财政盈余达到GDP的4.5%。瓦鲁法基斯认为，这将阻滞希腊经济增长，恶化债务与通缩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害希腊实施经济改革的能力，“希腊政府不能也不会接受一个五年来已证明比疾病更具危害的药方”。

二

在今天，对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来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通行的选择，比如美国和欧洲在面临危机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在通常情况下，小国遇到债务危机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增强出口，逐渐走出危机。然而希腊从属于欧元区，没有自身独立的货币政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财政扩张政策，而这又为国际救援方所阻止。

受紧缩政策影响，希腊的避税、地下交易和资本外逃活动已经猖獗化，加上利益受损，各个社会群体怨声载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今年初在希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其领导人齐普拉斯提出的政纲就是反对紧缩政策，结束国际债权人施加给希腊的“屈辱和痛苦”。

关于希腊危机，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所谓“福利制度养懒人”。然而，希腊遭遇的是主权债务危机，并没有研究表明福利制度是危机的促发因素之一。而且在欧元区内，希腊等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是比较落后的，危机前希腊的社会保障开支占GDP比例一直处于欧盟平均水平以下。希腊绝没有发生福利过度问题，而欧洲福利保障程度最高的北欧国家一直保持健康。把危机归结为“福利病”，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读。

不可否认，希腊在危机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借债，但在陷入危机后如何脱身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仅因为希腊在危机前借债过度的某种“罪过”，就迫使其必须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在国民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出牺牲，显得有些惩罚过度。

三

目前，希腊危机已经成为撬动欧洲及全球局势的一个杠杆。希腊危机助长了国际恐慌情绪，因危机导致的全球避险需求助长了美元的升值和欧元的贬值。希腊危机还影响了欧洲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并加大了欧洲金融业监管困境。危机不断的延宕，让希腊的经济困境如雪球般愈滚愈大，其爆炸性的潜能也在不断积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逐渐开始觉得，危机尽早有个了断，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过去两年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导实施的欧洲版量化宽松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至少让欧洲免于陷入通缩陷阱。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希腊危机持续困扰着欧盟，面对这个不断“流血”的伤口，欧元区可能最终不得不选择壮士断腕，放弃希腊。

希腊经济因为规模很小，如果退出欧元区，或许影响也不大，但谁也不能对此打保票，因为这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不可测度。假如希腊退出欧元区，将意味着欧元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扩张走向收缩，对欧洲经济将构成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可能导致西班牙、葡萄牙等脆弱的“欧猪国家”再次陷入困境，打断欧洲复苏进程。近期，欧洲的中流砥柱德国也出现了一定的经济放缓迹象，对欧洲来说，这是非常不祥的征兆。

希腊问题也是对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一个挑战，然而，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IMF等机构的表现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早在上世纪的拉美、东亚金融危机中，IMF对受灾国提出的紧缩要求就颇受诟病，其所要求的紧缩政策都加剧了其经济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写道，债权人所要求希腊实施的方案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赞同的。有趣的是，希腊近期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意愿，这或许是对IMF等机构的某种示威。

同时，希腊危机早已不仅是其与欧元区之间的博弈，而是涉及与美国、俄罗斯等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乌俄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变得不稳定，尤其是在其边缘地带。齐普拉斯上台后，明显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希腊曾表示希望从俄罗斯获得经济贷款，并同俄罗斯合作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如果希腊的被孤立感加强，或者直接退出欧盟，它可能更加选择倒向俄罗斯。而自二战结束以来，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就一直是一个地缘政治争夺的舞台。

当前，欧元区虽然对希腊感到失望，但仍然希望尽可能将其留在欧元区之内。在这一情况下，希腊目前似乎把威胁违约和退出欧元区作为主要的谈判筹码，以弥补自身的劣势。对希腊政府而言，国内民众的抗议，既是压力，也是一种工具，可让它们增强这一筹码的效力。所以，希腊政府这次选择和债权人“死磕”到底，寄希望于德国等方面为保持欧元区的完整性而最终做出让步。

目前希腊和救援方之间玩的是一场看谁先动摇的游戏，但不论结果如何，希腊悲剧都将延续。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那将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工程的巨大倒退；如果达成协议，按照国际救援方开出的药方，其经济也难以恢复增长，危机不会解决而是会拖延下去。

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治理条件之下，遭遇金融危机的小国能不能通过与债权人的博弈，达成某种兼顾各方利益的合理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无论希腊危机如何演进，这个巨大的问号将长久地悬在人们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