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李大兴/文

1980年代中期，在日本仙台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图书馆打工，也就是坐在前台借书还书，然后把还回来的书放到书架上。打这份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便进出书库，坐在前台时也可以看书。那些比较中外香艳小说的段子先不必说，第一次读到余英时论陈寅恪、夏志清论张爱玲，都是那段时光难忘的事情。出国之前，国内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我都大致读过，里面或者根本没提张爱玲，或者说到也是一笔带过，评价很低。最早听说她的名字还是从母亲那里，不过机缘不巧，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的著作，至于夏志清的名字，更是没有听说过。初次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我被相当地电击了一下：夏志清先生的文字与研究方法都与国内的著作大不相同，他对沈从文、钱钟书的议论深得我心，关于张爱玲的赞美更是让我印象深刻。然而等我静下心来读张爱玲时，已经到达美国的芝加哥。书是在华埠图书馆借的，纸边已经有点卷了。读的第一本，是相对说来评价没有那么高的《半生缘》，却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离故土最远的几年，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孤独而荒凉，何以解忧，唯有读书与月光。青年时代在东方，读的都是西学；感觉遥远了，反而是中国书逮到什么读什么。于是胡适、钱穆和未臻一流的温瑞安、卧龙生杂在一起，张爱玲、白先勇也和毕竟野史的柏杨、黎锦晖交叉着阅读。时光就这样消逝，到差不多读完了张爱玲时，传来她悄然远行的消息。

张爱玲成名在敌后时期的上海，1952年仓皇去香港然后转美国。如果不是夏志清鼎力推崇，恐怕她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性不易被承认，在台湾香港也不至有太大名气。至于她进入中国并且大行其道，已经是1990年代初，商业化兴起，文化与政治退潮，在急剧灯红酒绿化的时光里，那些爱情故事征服了一代人，尤其是女性，成为软文学与小资情调的经典。当年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深感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比较薄弱的部类。大体上除了一部《红楼梦》，直到清末民初，基本还只是继承话本的传统。夏志清先生批评早期新文学小说多半不成熟，极力推许沈从文、张爱玲等等，我以为并没有错，虽然他对张爱玲的评价有一点用力过度。而且夏志清先生由于扬张抑鲁，便看不到张爱玲和鲁迅一样具有直面人生的犀利，只不过张爱玲是以女性的直觉与同情，鲁迅是以男性的观念与刻薄。他因为在海外治西方文学，不免有些学院派的分析归类习惯，然而张爱玲偏偏是难以归类的天才型作家。她的天才倒不在于少岁横空出世，一举成名，而在于即使最早的作品都带着一份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苍凉，又丝毫看不出师承。张爱玲的文字是直觉的，她当然读过很多，既汉译过《老人与海》也英译过《海上花列传》，晚年还专门研究过《红楼梦》，然而她谈不上继承曹雪芹，也不曾显示出任何特定外国作家的影响。我初识张爱玲时恰值《百年孤独》洛阳纸贵，后来高密东北乡和白鹿原都红遍了中国，却不免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笔下长尾巴的怪胎。90年代学张爱玲的作家也颇有几位，而才气与底蕴无可相比。原创性的匮乏，有时是当代人不愿承认又不得不面对的状态吧。如果说《倾城之恋》状写白家，还有两分贾府面影，可那支笔却是张爱玲的。虽说是异代不同时，没有可比性，但是张爱玲的感性、简练、主观是18世纪的《石头记》里没有的。她对悲喜尘世的感知、对流金都市的沉浸、对人情冷暖的锐敏都是独特的。她不需要想怎么写小说，形式、结构、流派等等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好像在政治上一样，她两任丈夫一个是中国的汉奸、一个是美国麦卡锡时代的左倾社会主义者，折射出张爱玲或者是毫不介意，或者是兼容并包。在文学上她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19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到1970年代大隐于市，三十载颠簸起伏，张爱玲依然故我，只是年青时毕竟是看客，老去则历经沧桑，连文字也会渐渐从最里面透出凉意。

二

为了写《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见本报2015年8月24日734期37版），免不了重新读一些张爱玲的作品。上一次通读，已经是20年前，对她那力穿纸背的沧桑，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张爱玲脍炙人口的作品，大多写于年青时，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她去国以后，才气下降。确实张爱玲到美国以后，小说写得少了，更多是电影剧本、散文和翻译。张爱玲文字我谈不上有多少深读，仅从个人印象而言，张爱玲后期文章老到纯熟，不复早年一气呵成的咄咄逼人，多几分极冷的轻描淡写。才华是否暗淡，是见仁见智的事，若论对于人世的观照，张爱玲后期似乎清醒内敛得多。需要留意的是，《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在身后出版，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作者满意的定稿，还是仅仅一个草稿。《半生缘》和《怨女》分别是《十八春》和《金锁记》的改写。发表于1979年的《色·戒》，据张爱玲自己说，从初稿到最后定稿过了近30年。我以为《色·戒》是一篇很成熟的短篇小说，不过人们熟悉《色·戒》，多半由于大导演李安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到底有多少人精读过原著待考。

八年前一场秋雨后，去城里看《色·戒》，电影当时在华人圈子里造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平常不看这类文艺片的人都去看了。倒是美国人没有几个关注《Lust,　Caution》，而几家大报的影评给出的星数都不高。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色·戒》领到了一个17岁以下不得看的NC-17，这在美国是最少用的一个级别。从我住的小镇进城，有30英哩路程，到城边天色已黯，橙色路灯纷纷亮起。影院在克拉克街上，那是芝加哥城北很热闹又有些文化气息的地段，早年坐落着许多看起来古旧的小饭馆、当铺、书店等等。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常来这一带，曾感受到索尔·贝娄的描述原来十分写实。那时爱去的一家旧影院，在不远的百老汇街上，有时放些在美国难得一见的欧洲或亚洲电影。稍有规模的城市，都有一条百老汇街，其实和纽约的百老汇大道根本不沾边。百老汇是Broadway的音译，更准确的翻译是宽街，和北京的一条路名一模一样。儿时就住在宽街附近，知道那只是一条宽点的胡同。

此后很多年没到城北来，一路但见很多房子都已重建。房子虽新，式样却是老的，保存着上世纪初到1930年代的风格。在灯色里，颇有走在布景的感觉。如果再放上一段舒缓的萨克斯管，就几乎不知今夕何年了。《色·戒》给我印象较深的，正是布景的用心：平安戏院、凯司令咖啡馆据说都是花大力气还原的。虽说做得太新而少些真实的质地，但这是当今电影的通病，无可厚非，加上音乐以后，已经很有些逝去的年代感了。李欧梵和龙应台说得不错，李安是一位注重历史细节的导演。但也恰好说明，如果他有时把握不住那个年代，并非由于疏失，而是力有未逮。在我看来，李安把一篇不露声色的叙事改得相当煽情，而且着力在性元素上，不仅有票房考量，更见出导演的诠释。张爱玲原本轻轻带过之处，被敷衍成三段漫长的床上肉搏，以证实原著的一句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而省略了后面那句“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李安是很敬业的导演也深得好莱坞神韵，然而他在《色·戒》里对女性的理解颇成问题，以至把张爱玲原著多处理解反了，还真以为男性可以从床上直接抵达女性的心灵，以为张爱玲原著是关于爱情。李安顶着压力去破忠奸两分法，顶得自己得奖时感极而泣，虽然滑稽，倒也可理解。但是破忠奸两分法的武器是性爱一元论，未免半斤八两。

李欧梵和龙应台几乎是李安的拥趸，对小说的解读也几乎和李安一样。李先生从文学的人性探微出发，龙女士则着眼于历史判断的重新审视。虽然他们的视角不同，但都倾向于把《色·戒》看成是一个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性爱故事，是对基于好与坏、正义与邪恶的历史图解的解构。李先生说“在人物个性方面﹐李安真是下了极大功夫﹐不仅是照传统好莱坞的方式加强了两位男女主角的心理动机﹐而且更用了大量（也极大胆）的当代电影手法﹐把‘色’的层次加强了﹔换言之就是在‘性’和身体方面大费周章﹐所以床戏也特別重要。”。龙女士则道“张爱玲的这篇‘不好看’的小说，之所以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小说中违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一般的作者去处理女特工和汉奸的故事，难免要写女特工的壮烈和汉奸的可恶。张爱玲的女特工却因为私情而害了国事，张爱玲的汉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恶”。

其实张爱玲所写的是佳芝内心的柔软，柔软到即使自己也认为是正义的行为，终归是下不了狠手。在说“快走”那一瞬间，人性超越了民族大义、价值判断，不计自身安危。换来的结果，恰好形成对比：易先生毫不留情，下命令把她立刻枪毙。这对比之间，人性的光辉照得连易先生自己感受都十分的复杂，这种复杂才昭示易先生人性里的冷酷与果决。仅仅从爱情、从性去解读《色·戒》，不免看低了张爱玲。从她的早期作品开始，在沧桑的笔触、对人情世故的洞烛幽微背后，是张爱玲一份不需要道德支撑的悲悯之心。这一份对尘世的理解与描述能力，贯穿她一生的作品。只不过《半生缘》里面细细的铺陈、淡淡的柔情，到《色·戒》变成了极简的白描、寥寥数语之间的残酷。

三

文本分析自然是批评的基本，从文学史或者批评理论的角度给出评价也是应有之义。不过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家需要有历史感，一如历史家需要有关于心灵的理解力。关于作者，比评价更为重要的是钩沉史事，构建个人史的河流与景色，从而试图抵达作者的内心世界。我们所受的教育，习惯的思维方式，大多是一元化的两极对立，区分好坏，辨明是非的判断先行。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也好，看现实的时候也好，往往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倾向，然而无论是寻找过去的真实，还是看清现实的面目，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给出价值判断。在历史，我们需要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而价值判断往往会影响对真实的把握。在人生，同样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力，而不是褒贬与对错判断。

天才自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大约多数论者都会同意，张爱玲的家世对她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吧。学历史的人有一个习惯，文章里人与事总要去核实一下。前两天提到她的祖父张佩纶，就去看了有关他的一些文字。张佩纶是晚清清流的重要人物，我在文章里是这样写的：“在清流极盛的1870年代，张佩纶是与张之洞齐名的‘直隶二张’之一，三十六岁就位居枢要，却因中法战争马尾海战惨败而断送仕途。李鸿章与张佩纶父亲张印塘是故交，他极其欣赏并倚重张佩纶，在他倒霉以后，仍然让小女儿嫁给他做第三任妻子，所生幼子便是张爱玲的父亲。张佩纶以才学称于世，却被充军，归来后入李鸿章幕府，又被弹劾赶出京城，五十六岁上郁郁逝于金陵。”关于晚清政治，往往强调的是清流与洋务派的对立，从而忽视了两者紧密的关联，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从繁杂的史实中抽象出一些范式虽然是必须的，但是一旦简单化、绝对化，就可能错得没边。尤其在牵涉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千丝万缕需要慢慢的梳理考证，避免轻易下结论。最近发现的张佩纶与李鸿章通信表明，张佩纶在作为清流要角最活跃的时期，私下里和李鸿章有很密切的联系，清流领袖李鸿藻对他的本家并非很排斥，而是也有笼络的一面。一般那种清流主战但是保守爱国，洋务派务实但是求和媚外的固定模式（stereotype），其实是可疑的。事实上，张之洞就是从清流华丽转身变成洋务派重臣。张佩纶如果不是仕途断绝，想必为李鸿章之股紘。

张佩纶和李鸿章的女儿李鞠耦婚后感情极笃，曾经共同著书，李鞠耦自己也留下来不少文字书信，据说有辅佐乃父之才，主张见识相当不凡。张佩纶虽经大难，仍然性格倔强、议论尖锐，因此后来又被赶出北京，之后不免颓唐。李鞠耦在张佩纶去世后，独力抚养子女，家教严格而中西并重，张志沂国学英文皆佳。其妻黄素琼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孙女，更是当时罕见的特立独行新女性：擅英语，学油画；离家出走，去国游学。大抵晚清时代的官宦世家，在教育上已经相当重视西学，教育开放的程度，往往不是今人能够想象的。张爱玲性格上颇有乃祖之风，和父亲爱恨交织，最终断绝；和母亲则关系微妙复杂：既深受影响，又有着冲突。她少年时的家庭痛苦经历，自然对其创作和性格都有影响，然而她终其一生的高傲孤绝、对世俗道德的超然、功利得失的洞察，都有一种俯视人间的姿态，这恐怕和她的少年生长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和她的家族一一对号入座。其实小说家言不必与本事同，更多是经过故意加工的。张爱玲说过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她自己的小说也是如此：“也间或有作者亲身的经验……但是绝大部份的故事内容都是虚构的”。如果想从小说中考证出张爱玲的生活故事，多半会不靠谱。比较靠谱的是，她从青年时就写出繁华背后的苍凉，文字的气质氛围，不仅仅出自天才，也缘于独特背景与身世。

张佩纶虽然当了李鸿章的女婿，但也因此为了避嫌，更加不可能重新进入官场。晚年在南京时常以酒浇愁，抑郁寡欢。张爱玲最后20年在洛杉矶离群索居，往往也被认为人生不幸。然而张爱玲的人生事实上与张佩纶是完全不同的，她是一个独立而叛逆的人，一生中的重要选择一直是主动的：放弃学业以写作为生，与胡兰成相恋然后决然离开，改朝换代之后只身赴港转美，晚年在赖雅死后选择隐居独处是再自然不过的。孤独与宁静，对于张爱玲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已经去世几天了。据宋淇之子宋以朗说，唯一见到她遗容的华人林式同先生记录：“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纽约时报》为她发的讣告的最后一句是：“她身后没有亲人。”（There　are　no　surviv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