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文

以前读到常居香港的新加坡作家蔡澜的说法，最好吃的越南河粉店首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其次是法国巴黎。对一个缺乏国际经验、后殖民体验的人来说，真是很难理解这类判断，为什么最好吃的越南河粉店会跑到法国或者澳大利亚。后来我也去了墨尔本，才知道越南移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巨大影响，随处可见价廉味美的越南河粉店，顽固地写着“西贡”招牌，揭示了自身的来源地。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墨尔本的第一大姓氏是史密斯（Smith），第二大姓氏竟然是阮（Nyugen）。

越南向世界各国的难民潮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未绝。所以很多越南人从小在西方环境里长大，接受纯粹的西方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管是政治演讲还是上电视综艺节目都毫不逊色。他们可以从事一切最主流的工作，但长辈们在难民船里九死一生的经历似乎仍在对他们产生难以言述的影响。

很多研究者描述过如下情形：在研究柬埔寨家庭和柬埔寨移民时，研究者深知，几乎每个家庭都在红色高棉时期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惨祸。出人意料的是，无论老一辈亲历者还是小一辈，在访谈时都在尽量避免该问题，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禁忌小心翼翼包裹起来。

澳大利亚籍越南裔小说家黎南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船》近日被译成中文，就与这段历史经历有关。他生于1978年，在襁褓之中被家人抱着坐难民船来到澳洲，可算历史亲历者，偏又毫无印象。他在澳洲接受主流教育之后，先是做了律师，2004年开始专职写作，2008年出版了代表作《船》，引起国际上一片喝彩声。

《船》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故事组成，完全独立，既有作者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也有哥伦比亚杀手、广岛遗孤、女同性恋以及患病的纽约画家的故事。作者坦承，最初写作的时候，完全没来得及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只在最终结集的时候，慢慢发现它们具有“统一体”的特质，使得这本小说集读起来仿佛一本连贯完整的书。串联所有故事的大线索，就是历史和历史形成的观念。

对亲历者而言，谈论亲历的大灾难，本身就是揭开伤疤，造成新一轮的痛苦。无人愿意如此，甚至都不愿意下一辈了解那些苦难。可对于下一辈而言，自身的源头晦暗不明，总是一道内心阴影。

近年来，中国大量涌现“大江大海”、“巨流河”、“太平轮”等指向鲜明、符号突出的历史叙述，争议不断。撇开错综复杂的罗生门式的历史真相不论，这些事件本身对一整代中国人都有潜在影响。有意思的是，这些记忆往往与“水”、“船”等符号有关。因为大海没有边界，处处蕴含风险却也带着一丝希望，一艘孤独无助的小船有可能把受难的人载向另一个世界。

越南人有非常类似的记忆和表述，这一点绝非偶然。最近非常走红的德籍日裔影像艺术家希托·史特耶尔(Hito　Steyerl)的影像作品《流动公司》（Liquidity　Inc.）可作为另一个例证。它讲述了一个颇为类似的故事。越战后，越南遗孤雅各布·伍德（Jacob　Wood）被领养到美国，在那里接受了良好教育，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伍德失去了自己的饭碗，于是毅然变为一个拳击手，靠搏命来换取收入。搏斗中，他坚信不疑的座右铭是李小龙的一句话，“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Be　water,　my　friend.）

整部片子都以“水”的形象贯穿。李小龙认为，战斗要义就是把周围环境看作水一样，顺其自然，让自然来引领自己的动作方向。只要顺应自然，自身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更深层地看，伍德从越南漂泊到美国，又是从金融业转向拳击业，一切都是环境使然，身不由己。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想知道，坐在茫茫不知前途的难民船上，南越人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难民对目的地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目的国家是否会收留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支撑到目的地。小说家黎南自然也不知道，当年他才仅仅一岁。但他试图在小说《船》中试图研究该问题。

难民船和难民所要逃离的地方一样，本身都是地狱。未知的命运、无所不在的自然危险以及传染病都在影响着船民的情绪，挑动他们心底深处的恶。生存下去是所有船民的唯一信念，而支撑他们的却是小时候最不经意习得的一些基础文化。

在《船》里，一个母亲给孩子唱起了越南古典文学即喃诗。字喃是一种受汉文字影响而产生的越南文字，堪称越南文化的基础。黎南看来，在一艘逃亡西方的难民船上，前途未卜的有教养女性为孩子唱歌，脱口而出的却是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广泛流传的喃诗！

即便从黎南父辈，即逃离越南的船民那一代开始算，他们也已是后殖民文化影响下的越南人了。越南千百年来一直有自己的文化，虽受中国影响，但祖辈顽强地造出有别于汉字的喃字来记录民族文化。可到了19世纪，先是法国人到来，接着是二战爆发，日本人支配越南，主流文字也变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日本人走了之后，南越与北越无法统一，再把美国卷入，掀起了长达十多年、死亡数百万人的越战。越南难民最初希望逃往临近的香港，可香港弹丸之地无法容纳整整半个国家的人，最终大批越南人不得不奔赴世界各地.　　　　用时髦的后殖民术语说，他们是一个被迫大流散的族群，被迫带着自己的越南认同进入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异文化中去。正因为有这样的认同经验，黎南对其他各种类型的边缘身份都特别敏感，于是有了这本书里的哥伦比亚杀手、广岛遗孤等等鲜明形象。越南是一个佛教国家，距离天主教、伊斯兰教、同性恋等问题似乎都有不小距离。但大批黎南这样的越南人，背井离乡，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已融入西方主流文化之中，所以描述这些边缘问题并未显出任何突兀。

但作者自己明白，读者也明白，融入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情理解异文化是一回事，做一个具备身份认同的异国人是另一回事。二代移民都有类似的焦虑。黎南无疑已经非常像一个西方人了，在澳洲和美国用英语写作并且获得了广泛认可。可是他的文字又无处不在表达自己的挣扎和困惑。《船》的七篇小说里，以他和父亲对历史交流的困难开始，以追溯父辈坐船逃离越南结束。他可以毫无负担地描写一个看似遥远的社会题材，却已无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越南人。

这是一个全球化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后殖民现象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以美国为象征的资本符号不断侵入世界各地，可世界各地的人民也在不断用脚投票，使得文化碰撞变得更为频繁。我在阅读黎南时，首先把他界定为“澳大利亚籍越南裔作家”，可是我又对这个标签充满犹豫。他在澳洲受到教育，在美国正式开始写作生涯，而写作的主题又涵盖太多国家和文化。他自己正在用一种创造性的形式来缓解关于身份的焦虑，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创造出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

今日澳洲，虽然部分越南青年融入社会，但更多人还处于边缘地位，越南青年甚至还是黑帮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越南人聚居区拥有最新鲜、最便宜的海鲜和最美味的河粉，可同时也在相互警告，天黑了最好不要去那里，甚至最好路过都不要。另一方面看，越南文化已经深深嵌入澳洲文化。有一个统计研究说，离开墨尔本的澳洲人，最为怀念的竟是随处可得的那一碗越南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