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文

与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帝制晚期的旧中国可能或许的确“贫穷落后”，但未必“愚昧”——如果“愚昧”主要是指受教育程度很低的话。根据美国学者罗友枝的研究，在19世纪的中国，35-45%的成年男子和约2-10%的女子都具备基本识字（两千个汉字）能力，这个水平在全世界而言都是不低的。

借用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的话说，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历来是一种“书本的文化”，与欧洲天主教传统中的那种“形象的文化”（a　cul-ture　of　the　image）大为不同。中国的口语文化传统不发达，民众历来以识字为荣，文盲即便在乡村里也被讥为“睁眼瞎”，加之科举制度下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遂使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读书识字的价值观。最后，中国又是发明了纸和印刷术的国度，这就更使得人们接触到书本成为可能。

不过，以往对于传统印刷文化的讨论，通常都集中在那些印制精美、保存完好、几乎已堪称“珍贵文物”的典籍和善本上，它们自然是当时文化的精华部分，但理所当然地也是精英文化的体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阅读生活及所受的文化熏陶而言，却不见得有多大帮助。

但美国学者包筠雅在考察了闽西一个书籍印刷中心之后得出的结论则是：至少是在清代的东南地区，书籍已经相当深入地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民众之中。

现在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重要而兴盛两百多年的出版业基地，居然是在闽西群山之中的一些小村庄。不过考虑到直至近代，中国的学术、教育、出版中心才完全转移到大城市，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可能也正是四堡所处的乡村环境，使得他们的出版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乡村社会的文化需求，采取某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避开在发达城市和苏州、汉口等地印制的精美书籍竞争，而在村镇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和西欧近代的出版家一样，他们秉持着“对于一个书商来说最好的书是卖出去的书”这一明智的原则，主要选刊绝对普及的“畅销”书，例如四书五经、家常日用类书，而这又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普通中国社会精神需求的侧面。无论如何，他们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在远离都市文化、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乡村腹地，也存在很大的对书本的需求，且书籍文本已广泛流传，而他们又进一步推动和促成了书籍传播和识字能力的扩散。

值得补充的是，清代出版业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深刻变化，是奠基于明代以来文化知识普遍“向下渗透”的趋势之上的。据洪璞研究，江苏吴江县的进士，在宋代仅局限于县内极个别城镇，县域内大部分乡镇在宋代无一人中进士，但到明代则境内各地都涌现出了中进士的人才。这并非个别现象。此外，清代人口是明代的三四倍，而进士数量并无增长，这就使得清代的人才竞争更趋激烈。

毫无疑问，和任何商品一样，书籍能广泛流通，取决于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力，后者有时甚至更重要。即便我们假定清代中国人普遍想要买些书来读，但不必讳言，它毕竟是在满足衣食等更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非必需品”——毕竟不吃饭活不了，但不读书还可以活（也许极少数读书人除外）。遗憾的是，包筠雅并未估算当时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不过可想在食品、衣服的开支之外，一般人家只能有极少部分用于文教。

因此，四堡的书商坚定贯彻“薄利多销”原则无疑是对这一市场现实的适应，它最贵的几种出版物批发价是：《聊斋志异》1.1两银、《本草纲目》和《康熙字典》则大致均为8钱银。按张仲礼的估算，当时一个劳工年收入仅5-10两银（但雇主提供伙食），中等收入水平的私塾教师则年薪约40两银。

晚清时明恩溥曾说，在山东乡村，一部刊印精良的新《康熙字典》，足以花掉一位乡村教师一年的薪水。因此，“在方圆八个或十个村子里，可能只能找到一部《康熙字典》”，他认为“普通”中国士人没有几本书，“因为在这个发明印刷术的国度，书籍不过是富人的奢侈品。”明恩溥所说的那种《康熙字典》版本无疑非常之贵，但四堡书籍的定价却至少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承受的——如果参照18世纪中后期法国《百科全书》的价格就更是了，当时法国平民很难买得起，因为“一部‘便宜’的八开本的价格就几乎相当于一年的食品预算，一部四开本相当于一年半的，一部对开本则相当于四年的。”

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正是由于四堡书商契合下层社会需求的销售策略，使得阅读活动和经典文化从某种特权变成普遍权利，从奢侈品变为人人可获得的事物。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相比起20世纪初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这些商人们可算是“走向民众”的先驱。四堡的书商所从事的也可说是“儒家启蒙的生意”，虽然他们以“儒商/士商”作为自我认识，在族谱中也认为自己印书、卖书正体现了其儒家本质，但也会“相当坦率地承认出版售书的逐利性质”，虽然所有地方志中都“没有一位四堡商人因出版商或售书商的身份而得到尊崇”。

包筠雅无意过分抬高四堡马氏、邹氏两大出版家族的成就，她一方面深入详尽地分析了他们的出版书目、销售网络，为我们揭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清代南方书籍销售、文化普及如此广泛深入的画面；另一方面也客观指出，四堡的诸多书坊长期“只能采用粗简的方法来经营图书出版、销售业”，刻字、印刷的大部分工序其实也未必需要很复杂的文化技能，因为在细分的流程中，那往往是机械性的工作，可以由家族劳动力相当灵活地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堡出版商最终的衰落之所以不可避免，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当初促使他们成功的那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极好地适应了一个静态、保守的社会，致力于传播一种稳定而保守的文化，如包筠雅所言，“是在思想保守、读书只为科考的学风下从事出版业的”，以至于当1905年科举废止给了他们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他们原先畅销的出版物突然之间就过时了，或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他们无法适应这一剧变，还在于长期以来他们是依靠雇佣家庭成员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作坊式的运作、在乡村腹地没有竞争者这些层面，却从未在获利之后设法改进书籍、技术升级或深入到江浙等更有利可图的市场，这正是因为他们原先的运作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组织和做法，以至于难以自行做出结构性调整来应对新的挑战。就此而言，四堡出版业的兴衰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