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文

一

李银河七岁之前的名字叫李三反，这名字像个书签，一下把我们带入中国历史。李银河在自述中这样写她的小名的来历：“‘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父母政治上过于敏感，所以才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记得我们小学同年级的同学里有好几个叫‘三反’的，什么蒋三反啊，陈三反啊，可是我上小学后改了名字，三反只是小名了。”

因为父母亲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关系，有一股知识分子的自由开放，李银河兄弟姐妹四个人，大姐和二姐是跟着父亲的姓，而李银河和哥哥是跟了母亲的姓。这样，她们亲姐妹，却不是一个姓氏。然而，李银河这种姓氏文化在当时并不是特殊的个案，还有，她写到傅作义的女儿，和一个姓周的同事结了婚，并生了三个女儿。这三个孩子，老大跟了母亲，姓傅。老二跟了父亲姓周。老三呢，谁的姓也不跟，直接起了一个名字，叫晨风。因为和李银河家住对门邻居，晨风常常来找李银河玩，算是李银河的一个没有姓氏的朋友。

李银河的小学同班同学都是从中国历史书里走出来的家庭，彭真的儿子付亮，谭震林的儿子谭小光，张霖之的儿子张景渝等等。平杰三的女儿叫平燕妮，也是李银河的同学，那个时候，李银河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平燕妮因为曾经被同学发现用富强粉馒头喂小兔子，在那样一个正处饥荒的时代，自然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恨，所以，她很长时间入不了少先队。还是李银河帮了她一下，让她入了少先队。

这便是李银河个人史中的中国历史，尽管那个时候遍地饥荒，但是，就在李银河的同学中，便有用白面馒头喂兔子的个案。

二

李银河刚上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让她看不懂的是，老师们全成了牛鬼蛇神，就连她的父亲也有历史问题。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李银河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所以，也没有资格和她的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们一起去打人斗人。怎么办呢，她这样写她的内心：“我那时头脑昏乱，情绪激动。有一天，我买了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用白粉笔在上面写了毛主席语录，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家里有好多外国音乐唱片和小说，我要批判它们，跟它们划清界限。我把这张纸贴在了爸爸的书房里，也不顾它显得多么丑陋不堪。爸爸当时的表情很不以为然，没过几天就把它悄悄摘掉了。”

这是李银河的在文革初的家庭记忆。如果说，她们家里并没有出现妻离子散的哀伤。而她的小学同学张景渝就惨了，张景渝的父亲当时任煤炭部的部长，却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这件事情据说还让周恩来非常生气，但是，又如何呢？那个时候，造反有理。想想，荒诞而又绝望。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停课。李银河开始和同学们一起，到全国各地大串连。只需要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开一个介绍信，就可以到全国任何地方去。火车不需要钱，住宿不需要钱。只需要自己带一点生活费即可。

当时李银河出行的情形是这样的：“硬卧车厢的每个铺位都至少塞了三四个孩子，还有人挤在行李架上，有人躺在硬座车厢的座位下面，而我是坐在车窗前的小桌上，把腿吊在车窗外面——因为车里太挤了，实在放不下那两条腿了。坐了一夜，下火车时，我的腿都吊肿了。”

这情形，差不多和现在的印度人出行一样，人摞着人。

三

1967年，李银河又和她哥哥以及哥哥的一些朋友们长征了一次，徒步去了河北的白洋淀，说是要了解农村和农民，了解中国社会。

到农村后，李银河们了解的第一课，竟然是农村的厕所文化。农民们上厕所根本不用手纸擦屁股，用什么呢，用玉米杆，这差不多对李银河进行了一次性的启蒙。

这并不是玩笑。因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李银河很快就遇到了她的性幻想对象。

她们到了白洋淀不久，当地的公安局来了一帮警察，要将她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遣送回京城，原因未知。总之是强制性的。下乡来的人中，有一个叫江山的男生，反抗警察，便被警察用绳子捆了，捆得五花大绑，十分暴力的样子。然后，这些人一起被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运回北京。李银河很快便被江山吸引，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现实生活中被捆绑的男生。她这样写她的心理感受：“一路上，我的注意力全在江山身上。他长得很英俊，不知道是由于被绑的疼痛还是精神的屈辱，他紧紧抿着嘴唇，一滴泪水挂在脸颊上。除了电影里以外，我从没见过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且我正处于情窦初开的年龄，现在想来，我从江山的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感，他那被凌辱的痛苦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后来常常出现的性幻想形象之一。”

四

而学校并没有开课，人生需要有新的目的地抵达。一九六九年，李银河以写血书的方式申请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然而，因为决策的失误，李银河劳动的农场根本无法生长庄稼，这些知识青年们，辛苦地干活，忙碌了一年，一亩田只能收入七十斤粮食。最重要的是，他们种的这些田地，本来是牧民的草原，现在草原毁了，庄稼又种不好。还有，天气也非常糟糕。这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想挖一条水渠，可以引水过来。哪知，拼了命挖出的河沟，几场大风过后，沙土便将他们辛苦挖成的沟填平了。那真是一种让人发疯的沮丧。一同到了草原来的不少知青都疯了——其实现在来说，是精神抑郁了。李银河这样写这些人的疯：“因为这种沮丧，我们连总共才一两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癔病发作起来就和一般的精神病一样，只是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得癔病的人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难。”

李银河虽然没有得癔病，但也处于意志崩溃的边缘。当时，她经常给母亲写信。每一次收到信，母亲都会让同事们一起看，因为大家都担心她在内蒙古草原上得了精神病。

五

这便是李银河的知青史。她的琐碎而充满痛楚的个人史，何尝不是混浊而又梳理不完的中国大历史呢。李银河从内蒙回到北京以后，这样总结她的个人史：“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是啊，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她从此打碎了偶像崇拜，那个挂在她们那一代人胸口的神也在这次下乡过程中被打碎了。她不再轻易地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伟大的语录。

后来，李银河和王小波恋爱了。李银河总结她们为什么能走到一起的原因时，写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绝望。”

差不多，这一句概括了中国一九六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阅读李银河的个人史，轻松，有趣，却也沉重，透彻。因为她的个人史里有太多沉重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