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东与西

李冬君

历史，从表面看，是记录过去，而实质是从预期开始，有了神秘的预期，人们才喜欢回忆往事，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进入历史的轨迹。

不一样的长城

秦长城是防御性的。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北击匈奴获胜，为防止匈奴再度南侵，开始在北方大规模修筑长城。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今临洮新添镇三十墩村望儿咀）、东至辽东，约万余里。其中包括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旧长城，还有拆毁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人造险阻长城。

秦始皇的眼光是向东的，却没能向东偏北。因此，秦长城向东伸展时，在半道上拐了一个弯，沿着燕山南麓，拐到渤海湾了。这也说明了秦始皇只是想到了长城的防御性功能而不是将其视为开疆拓土的先锋。单之蔷曾提出一个设想：“如果大兴安岭与长城握手了”，中国历史将会怎样？当然，如果秦长城与大兴安岭握手，那将如汉家把长城通到西域一样，东北也许会进入秦帝国的版图，东北与中原的历史格局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历史没有也许，只有已然。

即便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历史眼光，也并没有超越秦始皇，已然沿着燕山南麓一线拐弯，落在渤海湾的碣石那一点，因此，“司马迁线”的农牧分界线，仍然落在了秦长城一线。而汉武帝的注意力，则始终都在西域那一线上。如果他像派张骞出使西域那样，也派人到东北，前往大兴安岭一带察看，也许汉长城就会从阴山一直伸向大兴安岭，汉帝国生命线也就从龙门碣石一线延伸至东北大平原，而东北大平原在汉朝就会与中原连成一片。

历史仍然是没有也许，只有已然。

但，是什么阻断了汉帝国的视线？单之蔷指出，“也许”没有出现，原因是大兴安岭过了阿尔山后，低下来了，好像中断了，燕山横空出世，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水汽。降水稀少了，沿着大兴安岭主脊线延伸的森林不见了。

草原出现了，阿尔山成了四大草原的会合点，西北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西南是锡林郭勒草原，南面和东南是科尔沁草原，西面是蒙古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握手了，向南延伸的东北大平原被截断。

科尔沁草原和沙地以及燕山的出现，使长城拐到了渤海湾。长城没有和大兴安岭握手，而是顺着山势去和大海相会。于是，山海关出现了，中原农耕文明，就此停下了脚步，便是秦长城的历史作用。

汉长城，如一首大漠长调，向西延伸，穿越河西走廊，过酒泉、敦煌、玉门关，穿透了沙海，直到罗布泊和库尔勒，深入中亚一带了。汉长城究竟有多长？据说有两万余里，为秦长城两倍，而且分为内、外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其实，汉长城的内长城指的就是秦长城。内长城依山凭险，建材多为坚硬的石料。外长城则完全不同，因山河形势，就地取材，或夯筑塞墙，或开挖壕沟，或依傍天险，或为栏栅和烽火台，如百纳褴褛，却是一付坚定地进攻姿态，那无尽头的汉塞，犹如苍龙，横卧于沙漠瀚海。尤其至玉门关一带，地多砂砾、碎石，无土可筑，就先以红柳、芦苇编框，中间实以砾石，又以芦苇作垫，垫上铺土，层层叠压，垒筑而成，在每层之间，灌浇地下水，因其盐分使砾石凝结，经千年风雨，仍然屹立。

秦长城不同，虽依山而筑，却是标志性和防御性的；而雄踞于大漠和草原的汉长城，则是进攻性的，不单是人工的农牧分界线，而且它还有了新使命。

长城，首先是文明分界线，作为农业文明的标志而出现。其次是帝国生命线，秦长城因“亡秦者胡也”而修建。而汉长城，则是汉帝国的生存空间和帝国不断前进的站点。秦长城是防御的，那是因为秦始皇的眼光不在此，而汉长城是进攻性的，那是汉武帝要打通西域。

历史上，秦皇、汉武并论，他们确有很多相像之处。如前文所述，他们看世界的着眼点却不一致，一个投向东方，眺望茫茫大海，去寻找蓬莱；而另一个则关注西域。同时，长城的功能还因他们对内的治民之术不同而异。汉武帝“霸王道杂之”治民，秦始皇则苛法酷吏以攻民。

“攻民”说，出自秦法家，按秦法家理论，不能让人民富而强，所以要经常攻民，使民贫而弱。民贫则易治，民弱则易使，这就是秦法家专制主义；秦法家还有一理论，那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首先就要消灭方国文化，尤其是那些冒出能与之争天下的“王气”苗头的方国，更要逮哪灭哪，攻其民以灭之。

因此，有说秦筑长城万里，无非是要耗尽各诸侯国的地力、人力，而攻其民以制其反骨的“王气”；当蒙恬率30万大军攻下阴山时，即可着手沿阴山和燕山山脊修筑长城，名曰拒胡，实则欲以长城灭燕赵之地的反骨“王气”。

燕赵之地，本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在中央集权的王朝看来，是令王权寝食难安的方国的反骨“王气”。长城筑在山脊上，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但却有着帝王风水学意义。以长城跨越燕赵山地，从风水学上来说，就等于切断了山体龙脉，萎靡了燕赵的反骨“王气”。从此，不再出现像赵武灵王那样雄伟的人物，也没有了像荆轲那样风萧萧兮舍命一击的勇士，被那大一统灭了燕赵文化的生机。

秦统一前，其国力尚且胜赵，统一后当更胜之，秦修万里长城，看似对外出击，实为对内镇压，长城居高临下，俯瞰并威慑燕赵大地。

《史记·蒙恬列传》说，蒙恬死到临头，自问：“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仔细一想，他似有所悟：“恬罪故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人将死，道出了秦筑长城而绝燕赵地脉的用意。

从阴谋论出发，秦长城在中国文化里，很难生成诗意的审美意象。而具有进攻特征的汉长城深入大漠，一旦点燃烽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虽然是唐人边塞诗将无边的杀气化作一点诗意，但这正是汉长城与秦长城的不同。汉长城可攻可诗意，秦长城更多地处于自守。

西域拿起又放下

汉武帝若还有首好诗的话，《天马歌》可以算一首。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就文学性而言，这首诗不如《秋风辞》，与之相比，“略输文采”，但不输气派；青春愁绪丝毫没有了，但若论帝王气象，则以此诗为优。“太一”，是最高神，它进贡天马来了，是从西域来进贡的。汉武帝像个无神论者一样，让最高神来向他进贡，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无神论的乐感，由他散发，弥漫宇宙。这是一种神话思维，如屈原《离骚》，驱使天神以为仆役。然而，虽然同是神话思维，但不同的是，汉武帝的神话思维里带有王权主义。太一神是最高神，可最高神是他一手册封的。这就如同他在百家中封了儒家一样，他在诸神中封了太一。如果说独尊儒术的合法性来源于他，那么太一神的合法性当然也就来源于他了。与其说他是太一神在人间的化身，而毋宁说太一神是他在天上的投影。

所以，他放声高歌：“太一贡兮天马下。”他的视野不是北国，而是西域，因为天马在那里。现在，他像巨人一样，即站稳了中原王朝生命线——秦岭淮河一线，也站稳了农牧分界的帝国生命线——龙门碣石一线。

当年秦帝国在这两条线上，立足未稳便轰然倒塌。可汉武帝已经站稳了，是耗费几代人的精力才站稳的。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大大的拓展帝国的生存空间，他要将长城从阴山下，向西方伸展再伸展，他成功了，那是因为他知道游仙是一种意识形态把戏，还要把游仙变成现实的历史活动。

汉武帝的历史活动，始于他的“太一贡兮天马下”，那是他眼里的西域，是张骞在《史记·大宛》里说的，属于广义西域，是包括大月氏、康居、大夏、大宛、安息在内的西域。他想把这个西域，纳入他以昆仑为中心的天下观里。

他想象着自己站在昆仑山上，回头望，天山南北两路，那些城国、山国、行国，那狭义的西域，如釜底游鱼，都应该在他的天下观的网里。

但还有一道工序，最要紧，他必须派人到葱岭那一头去，扎紧网口，贴上封条，明示天下：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其土其民，皆吾土吾民。因此，他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面对帕米尔高原停下前进脚步，而是命令汉家将士，一鼓作气，翻越过去，拿下大宛。然后向前看，视野所及，已至安息。前进！更向西去。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是“荒服”，到头来，也要归于“王土”。

最关键的是他的“天马”在大宛，可他没想到取大宛如此艰难，让整个帝国都咬紧了牙关。假如霍去病在，美少年出玉门，逾葱岭，取大宛，气吞万里，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美少年已凋零，那个贰师将军李广利像他的妹妹一样，差点儿让他“倾国倾城”。帝国自有宿命，天子终于觉悟了。老天收走了美少年，是要他意识到帝国也有局限，懂得收敛。

如果他再往西去，那就不仅断匈奴右臂，而且断其后路。没有后路的敌人，是会拼死反扑的，天子熟读兵法，当然知道穷寇勿迫。围棋的妙诀，就在于无论黑白都有活路。何况匈奴还是“上帝的鞭子”，它从西方来，就让它回西方去吧，只要漠南无王庭，漠北无根据。于是，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从今以后，凡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事儿，皆废除。

天子收兵了，回到葱岭以东，玉门以西，昆仑以北，天山以南。在丝路北道之轮台一地，设使者校尉，因地制宜，以本土制本土，经营西域。

汉家天下的诗眼

轮台，本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史记》称之为“仑头”，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馒头小国，被天子大手笔一点击，就成了一块飞地。这块汉家飞地，如天外一手棋子，下在天山和昆仑山之间。举目眺望，四围皆胡地，而轮台居其中，为重镇之重镇，汉家欲以这块飞地为“中国”而教化西域。有了这一子，山高皇帝远的胡地，就成了中国化的西域。

汉家将士屯田于此，牧马于此，兴兵于此，天子罪己亦于此。唐人岑参诗云：“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苜蓿”是牧草，开紫花，产地波斯，由张骞引入汉土，天子重视，下旨遍种内地、边地，自阴山以至于天山，以及龙门碣石一线，广泛栽植，紫透了汉西北边地，养得征马肥壮！

专制集权的行事作风，具有劳动力密集而成本低的特征。它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就是不需要制定繁复的合理程序便能调动全天下的人力达到权力的目的。修水利，筑长城，造坟墓，拓疆土等，一切出发点都以用权力意志绑架“国家利益”挂钩。以国家的名义，随意调动夫役，任意索取个人的生命以及时间，追求浩大奢华的大跃进，这正是东方专制集权的效率。所以，对兵马俑坑、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如果有惊叹的话，首先应该是对极权对个体榨取的惊叹！

在人们为浩大奢华惊叹中，那些政治的、军事的行为逐渐转为历史的文化情结。正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汉宣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甚至遍植在天山南北并延极至整个农牧分界线上的苜蓿花，皆成为唐人边塞诗意的审美意象；无论西北屯田征战抑或天山牧马，皆以轮台为标志。轮台，作为文化上的标志作用和象征意义，已超出了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的范围。

因此，“轮台”之名，非专指一地，而是泛称西北边地。唐朝时，轮台在天山以北，而汉轮台在天山以南，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可有了象征意义，唐人就“取汉轮台为名”了，因为“轮台”二字好入诗。连躲在江南一隅写宫体诗的南梁简文帝，居然也认同了轮台的象征意义，莺歌燕舞之余，不妨意淫天山，以轮台为名，过一把帝王瘾：贰师惜善马，楼兰贪汉财。前年出右地，今岁讨轮台。据说他这首《从军行》，开了唐人边塞诗的先声。迷恋江南，而意淫轮台的，还有隋炀帝的《白马篇》有“轮台令降虏……”句。

书生意气，往往也借轮台说事、言志，南宋陆游诗：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人在江南，而有西北之志，此乃汉风，如号角，吹响边塞诗，开出汉唐盛世。五代以迄，汉风稍息，宋风渐起，陆游哀思，思汉风矣。后人从此首诗中，还找到了汉家天下情愫的寄托。

何必另眼看班超

汉人的西北之志，虽然因“轮台罪己诏”稍息，到汉昭帝时又冒出来了。宣帝时，战略已明晰，乃以屯田经营国土，中国化西域。以此用兵，当有节制，要打有限战争，使战争政治化，尽可能把汉家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都转化为西域各国自己的解放战争。

这样，它们就必须在政治上做出选择：中国化，或匈奴化。要么接受西域都护府，纳入中国版图；要么被匈奴役属，继续做“僮仆”，那时，匈奴人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言外是把西域诸行国当做匈奴人的仆役。

汉与匈奴，一“都护”，一“僮仆”；一赐予，一榨取。西域诸行国，国小而富，财路连着汉土；民弱而畏，要中国保护。以是观之，中国化西域，其政治与经济，已占优势，落实汉宣帝政策和执行军事的，是当时少年英雄、汉家江南人郑吉。

如果说霍去病平定了祁连山，郑吉便来征服天山了。如果说霍去病是天才用兵，你快，我比你更快；你野，我比你更野；你狠，我比你更恨；要一战定乾坤。而郑吉用兵，以天时、地利、人和打总体战，不光打军事，更打政治。他从不以一国之兵与匈奴一决胜负，而是发动各国，打持久战。

天山南北统一了，汉家设西域都护府来治理。西域都护府的驻地，就在轮台与焉耆之间的乌垒。这样一套建制，有模有样的，摆出一副汉家小王朝的样子君临西域，在这条玉帛之路上，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新朝，中原内乱，匈奴人复返天山。汉失天山南北，退到玉门关内。公元25年刘秀建东汉，百废待兴，无力西北。公元57年明帝时，东汉帝业已光昌流丽，欲向西域再展龙姿。

奉车都尉窦固，率汉军出玉门关，与匈奴决战天山。天山之战时，班超先随窦固，后随窦宪。决战匈奴，是窦氏强力为之，但经营西域却由班超主持。班超，以一书生投笔从戎，纵横天山南北，谈何容易？后人读史，观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节，莫不扼腕而深叹之，服其智勇如斯。但也有不以为然者，如王船山先生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提到观“班超之于西域，戏焉耳矣”，如同儿戏？船山先生何出此言？

船山先生如是说：班超“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难道船山先生以为神话了班超？且看先生接着说：“盖此诸国者，地狭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余也。万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实不能逾中国一亭长。”

在船山先生的眼里，西域诸国势力，还不如“中国一亭长”。这眼光，真是天倾西北，眼空无物了。所谓“举头西北望，无我这般人”。先生以豪杰气概为湖湘文化开山，难免眼高。

当先生谈及西域诸国时，用了无足轻重的口吻：“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势；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并因此而指责班超用兵，是“欺弱凌寡，挠乱其喙息”，不过是想引天下人惊诧其奇功而侧目，并且斥班超即便如此亦不得人心。

看来，汉唐人是一路，宋明人是另一路，虽然都是豪杰，却难以心领。船山先生的豪杰气概，是从天理上来，而汉唐人的英雄气概，则从人欲中来，英雄多事，无非名利，他独具只眼，看穿了班氏兄弟的人欲。于是，揭发出来，说道：“光武闭玉门，绝西域，班固赞其盛德。”而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他从两兄弟往来书信发现班固口是心非：“其立言也如彼，其兄弟相奖、诬上徼幸以取功名也如此。”经他一揭发，原来史家班固赞美光武帝是假的。其真心，亦如班超，想去西域封侯。将门欲封侯，书生想帝师，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船山先生还不肯作罢，甚至将班氏一门，都连坐上了：“班氏之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妇人而辩有余，其才也，不如其无才也。”“叔皮”，指班氏兄弟的父亲班彪，“妇人”，班氏兄弟妹妹才女班昭。在船山先生眼里，瞧这一家子。口吻如此严厉，我们反而要对船山先生的读史功夫存疑了。班超定西域，读史者皆知其排除万难，费尽了毕生心血。西域原为三十六国，至班超时，已分为五十余国，国虽小，但形势复杂，加上汉与匈奴你来我往，进退之势多变，小国朝秦暮楚，欲以彼之力攻彼，难矣。史载，班超要回国时，他们哭了，为了留下班超，据说还有人自杀了。而船山先生还不忘尖酸嘲讽，说班超搞定西域诸国，不过是就如同抓几个小虫子，逮几条小泥鳅，还竟然用了一生。

我们不好说这位晚明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已然不知西域事，他或许还有着自己的潜台词，那就是胡人入主汉家，如辽、金、元、清者，皆从东北来，汉、唐通西域是搞反了头，只求一时之功，未立万世之策，到头来，他还得在自家的天下与满胡不共戴天，如此看来，便是汉唐大失策！然其悲愤可悯，但又何必另眼看班超？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