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 文

从写就这篇文章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几个月前，小波的母亲宋华女士也在92岁高龄上仙逝。告别仪式上，两位家兄和小波的姐姐哥哥久别重逢。算起来小波姐姐小芹今天也70岁了，一代人正在渐渐老去。

先父在《我的好友王方名》里记录了他和小波父亲的半世纪友谊，因为这一重关系，小波于我首先是家里的一位朋友，早年过从颇密，后来天各一方。他的文字，是他的一个部分，我读来更多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对我说来，小波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生命，我写的也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与感受。世人对他的评价与我毫无关系，而且我素来认为，真实的叙述远远比判断更重要。

随着岁月的流逝，十年前写下的话似乎越来越被人们接受：“王小波已经是二十世纪末在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成为文学史的一道风景。”

一

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97年4月13日晚九时许，居洛杉矶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小波因心脏病突然过世。这位朋友平素写京味小说与杂文，偶尔来电话，总是一侃起来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那晚却是很忧伤黯然的声音。我们的通话很短，然后各自去体会同代人死亡消息带来的冲击。

那天夜里，我枯坐了半小时，连吸了四支烟。我感到难过的是，小波和他父亲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岁月蹉跎。小波之死和乃父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在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得很孤独，让人感到一种宿命的悲哀。我想写几句话，但终竟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过了些时日，小波的追悼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悼念文字越来越多。我想，比我更熟悉他的人大有人在。而且我从来抵触八宝山，也没有想发表文字，就把纸笔放在了一边。后来关于小波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就更多，我也就更不想凑热闹了。

我的朋友和我，与小波相识都是由于上一代的交情。家父和小波的令尊王方名先生自1934年在川东师范同学，到1985年王先生过世，有长达半世纪的友谊。“文革”期间，家父曾赠诗云：“风雨巴山四十秋，长江不改向东流。凶终隙末寻常事，惟我与君到白头。”王方名先生过世六年后，平时不写悼念文字尤其不为名人写的家父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记录了终生默默无闻的王方名先生在小波出生那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并开除共产党党籍，28年后始获平反的坎坷，晚年的几近疯颠以至郁郁而逝。今天是小波的九周年忌日，近来终于拾起纸笔的我，忽然想写这篇短文回忆身后忽然名满天下的王小波，也是因为对于世事的变幻，别有一种感慨。

我是家中幼子，在父母的同辈朋友的子女中也是最小的一个，父母和朋友过从时，我便常在各家哥哥姐姐身上爬来爬去，直到七八岁还闹着要骑马。小波比我大八岁多，就连他的小弟晨光也长我近六岁，所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在他们背上的情景。在整个“文革”时期，我从儿童成长到少年，除了小学一年级上了几个月以外，一直在家无所事事，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大院第二重门进去后向右转的那三间平房，是我常去的地方之一。其中单独坐落在拐角的一间，就是小波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地方。那间只有一扇朝西窗户的小屋，又暗又乱，总是飘着北京卷烟厂的劣质烟草味道。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波的床，被子大约从来不叠，和床单一起总是近乎灰色。1976年或更晚一点，我就斜靠在这张床上读了《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很普通的薄薄的作业本上。我也读过其它的几个短篇，但印象都不深。后来果然只有《绿毛水怪》留下来了。

我记忆里的小波，是20岁上下，高高瘦瘦，不修边幅，穿很旧的蓝制服领子常有点歪，走路踢踢踏踏，时而咧嘴一笑，露出白色牙齿，与偏深的脸色和发光的额头相映成趣。他说话在北京人里算不怎么快的，有时带些嘲讽，更多时透着些疲懶的神色。小波的相貌更多像父亲，只是脸更长个子也高许多。他父亲那硕大歇顶的脑袋如同他那神色飞扬狂奔不已的谈吐一样留给我很深印象。王方名先生一生都是一个充满狂想的人，性格狷傲，言词极端。他很年青就革命去也，直到中年仕途顿挫，被发配到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尔后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研究室，因命运而进入没有人说得清是什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逻辑学。尽管他才气纵横也很勤奋，总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却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加上政治运动不断，终未写出任何传世之作。与王方名先生相比，小波的性格在我印象里要沉潜得多，在小时候属于看上去“憨厚”的那种，在五兄弟姐妹中是最蔫儿的一个，但时而话语有异常人。比如他15岁时来我家见到家母的问候不是说“阿姨，您最近身体好吗？”而是诚恳地问“阿姨，您没病吧？”这种装傻和成年后修练出来的反讽，在小波的文字中颇为多见。少时家境，虽然谈不上遭过大难，但总不免有走背字的感觉，似乎对小波有巨大影响。王方名先生在反抗尚有自由的年代，为包办婚姻与家庭决裂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深禀川人爱摆龙门阵的习性，从不含蓄，虽未由于多言贾祸，一张利索的嘴就得罪了不少人大约也在所难免。小波一方面和他父亲一样，胸怀大志，内心骄傲；另一方面，由于性格、经历，更由于所处时代的禁忌，在早年就不是一个张扬的人，内心躲在好像满不在乎而疲懶的外表背后。

由于年龄最小，我都是坐在一边，听大人或兄长们神聊。那些闲暇似无穷尽的日子，当时常感无聊，如今好不怀念。到“文革”结束不久后，小波这拨人都开始准备考大学，我也回到学校开始读教科书，和同龄人接轨，初恋与高考等等。生活突然变得人人皆忙碌起来，圈子发生巨大的改变。很少再见到小波，只偶尔听到他的消息。我上大学不久后即留学，而小波也在1984年赴美。待我到美国时他已回国，而当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时，他已归道山了。

小波故后，我曾多次到匹兹堡。那是一个依山带水的城市，夜景尤其美丽。每次去匹城，我都会驱车到山顶，隔江眺望北岸市区的灯光。有一次我想到小波大约也来过这里很多次，而时间河水流过，斯人已远。

二

文字还是很反映一个人性格的。我觉得小波后来的文字也有意无意之间没有走上激烈的路子。读其杂文，感觉是他其实谈不上激进也回避强力批判型的思想。我倒不以为，那仅仅是为了文章能够发表而做的妥协。我更倾向于他向往的是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也是我们这一代文人的情结之一。我们在革命时代长大而被革命咬了几口，自身也无可避免地带些革命后遗症的痞气。另外，经历过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人，从本能里就懂得如何曲折地表达社会关注，这既是一种坚守，也是一种处世术。小波的思想与背景使他的选择不是去做一个敢言者或斗士，而是比较中性的评论家，在现实层面上，唯其如此文章才能出版，写作才能不被外部环境干扰。他的主张，如反对偏执，追求智慧，要讲得有趣种种，和他的小说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毫无声息，而从1990年后半起大为流行，实在与时势变迁有莫大的关系。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近来有些文章在拿鲁迅和小波比较。不知道是否由于去年在鲁迅纪念馆办了一次王小波生平展览的关系。这很有拿鲁迅说事来借此提高王小波的文学地位的嫌疑，因为鲁迅先生仍是中国大众最公认的大作家。然而鲁迅先生追求的是做一勇者，终其一生激烈批评现实文化政治，其“勇气”自不待言，其偏执亦不必为尊者讳。小波追求的是做一智者，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王方名先生生前最受刺激的事，莫过于大量手稿在“文革”里散失无遗。据说他晚年精神偏执，思路飘逸，与几乎所有人都吵翻。而小波则太幸运了，幸运到了让人无法抱怨：他穿过的毛衣成了展品，从此或价值不菲；他写过的情书成了畅销书，让书商喜笑颜开，也给今后的情书指南提供了一本参考书。对比父子际遇，也算是对生活的残酷与荒诞的一瞥。

我为小波的小说杂文有很多读者而高兴，因为我相信小波也想成名，希望自己的作品广为人知。毕竟，一个人想当作家，也就会想有人读其作品，说自己不这么想的人十有八九是矫情。如果他有一些与朋友思想往来的书信，拿来出版也不为过，倒会对将来研究他的人有益。不过小波好象属于独行大盗一类，既未打入文坛某一团伙，也不见有许多曾深入交流思想的朋友。

人性喜欢窥探隐私的好奇心，远胜于追求智慧这种高尚愿望。所以商业时代，名人感情私事最适合做书架上的公共风景使之贴近大众。一次成功的文化商业行为往往以牺牲审美趣味为代价。当年曾见大杂文家梁实秋的情书，情挚词朴仍不免读来滑稽肉麻。

智者和勇者从来是人类的短缺产品。在今天，被认为是勇者的人一般容易引起争议还很可能犯忌，而被认为是智者的人不大招惹谁，还保不准商机无限。如果说鲁迅先生和王小波有可比性的话，或许首先该比较二人身后的盛名。鲁迅先生被祭奠了几十年还将大把的文人倒进了鲁迅研究的池塘里，与红学并驾齐驱，蔚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大奇观。与鲁迅先生相比，所谓“王小波热”还只算小巫见大巫。如果不再赚钱，“王学”兴起的可能性也不太大。虽然我完全理解“王小波迷”们多是心地善良，渴望智慧的文学青年，“王小波热”的推手们也多是为了他的文字而尽心尽力，我仍然不以为无节制的溢美是对逝者的尊重。尤其对于小波这样一个十分在意语言的准确并说过“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我的师承》）这个道理的人，把他捧上天去恰恰会把他塗写成一个错误的前提，“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人性的逆转》）。

我17岁游逛到杭州时想去看岳飞庙，见到的是一片夷平的工地。从那以后，我了解到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很容易也常见的。神化也好，亵渎也好，折腾永远不再会说话的死人是最省事的选择，折射出这个族群缺少宗教和不尊重个人的传统；还可能有内心深处的胆小怕事，好事的人们往往也是世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