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事功】

周泽雄

七

对于写作，胡适多次表白过一个态度：

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不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

这态度让人肃然起敬，也叫人哭笑不得，胡适文章惹眼的优缺点，恐与该态度有染。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有某种倨恭不定，时而捧上云端，时而痛加贬斥。细细想来，这份大起大落，并非不可索解。

既然“改了又改”，按说胡适文章不致出现太多低级错误，何况胡适熟悉校勘法，还提到过陈垣、周作人的榜样：“陈援庵（垣）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过头来校勘的，使它失了文词的意义，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周启明（作人）发表的文章，终要自己作最后的校正，才付印的。”——然而，在文化大师这一档次的人物里，我从未见到有人像胡适那样漫不经心，留下满地笔误。其中个别错误，若隐去作者大名，读者甚至会有掏戒尺打他手心的冲动——

罗氏（罗斯福）三任总统胜利当选后，乃敢明目张胆地援助抗战国家。虽向侵略者挑战，亦在所不恤。

胡适对罗斯福总统怀有敬佩，又素来不屑正话反说，如此，“明目张胆”就实足滑稽了。诚然，从词源上说，“明目张胆”原寓褒义，但作为“处处为读者着想”的启蒙大师，胡适无权使用一个只有专家里手才洞悉究竟的词源学含义。该词一出，胡适“改了又改”的自夸，顿显成色不足。再看一个例子——

在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我获得卜郎吟文学论文奖金……这宗五十元的文学奖金对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一个卜郎吟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新闻。

连用两个“竟然”，又算哪家文法？几让人疑心含有双重否定。倘“改了又改”，其中一个“竟然”断无苟活之理。胡适的文学革命观里，包含八条著名主张，如“不用典”。“不用典”是否高明暂且不论，然身为倡议者兼强力推行者，胡适概括上述主张的一篇文章，标题居然就是个著名典故“逼上梁山”，这是不可思议的自我打脸，难怪章太炎说“胡（适）于语言文字，向来粗疏”。下一组出自《胡适自传》的关联例子，虽与文法无关，胡适独有的“粗疏”，却让人惊掉下巴——

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

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块的时候还不满六个月。

我年甫十三，即离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自这次别离后，我于十四年之中，只省候过我母亲三次，一总同她住了大约七个月。

《胡适自传》篇幅不大，关于自己与母亲“一总”住了多久，胡适每隔四十来页就换一个说法，让人错愕。胡适多次提到自己记性不佳，说平时读书主要“靠硬记”，但这个疏漏无关记性，攸关态度。胡适可能真.的地无法记住与母亲合住的日子，但对一位“写张便条”都要考虑“给后人省多少事”的学者来说，漫不经心地罗列三种时间，等于给后人无端添乱。本来，无需“改了又改”，大作付梓前只要“校正”一过，这个疏漏即可避免。尤其奇怪的是，其中“不满六个月”是一个注重精确的描述，意在表明传主记得很清楚，且胡适撰写自传时，正值年富力强，记忆力不致下滑太大。再则，就算茫然于长短时间，也有两种通行策略可采：要么避实就虚，囫囵言之，要么强行固定一种说法，一口咬定“不满六个月”。总之，听任三种时间在书里无序流窜，“态度”上肯定说不过去。

如果相信胡适的诚实，认为上述笔墨事故仍不足以否定他“改了又改”的表白，我们就得给胡适法外增法，另作解释。且尝试言之。

文人写作的常见病是自视甚高，好为豪语，俗话“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家的好”，道出了庸常文人的某类通病。但“自视甚高”并非一个需要竭力矫治的写作痼疾，其弊端不过在于分寸失当；相较而言，以温良驯顺为笔墨美德，一味自我贬抑，将写作之道混同于礼仪待客之道，危害更大。因为，作者总是需要点自珍自爱的，适度的自恋（以避免臭美为界限）也不失为一种心理润滑剂和助燃器，可以维持写作激情于不坠。就本性而论，优秀作者都有某种孤胆英雄气质，他对表达荣耀的饥渴，对文字功业的留意，在成全个人功名的同时，幸运的话也会附带升格为民族文学的骄傲。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表演欲，杜甫一旦失去“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追求，他的诗性法力也会失去泰半。诗贵有我，文之贵也不在“有他”，只是程度略轻而已。

写作一味“为读者着想”，方写数语，即思张三是否能解，李四会否有惑，下笔处处掣肘，作者又将何处著我？“目中无人”纵有欠妥之处，总好过耳目里充斥摩肩接踵的芸芸万姓吧？胡适为读者操心过度，目标读者又主要以学生及工友、农友为主，长此以往，写作难免失去必要的激情和亢奋，写作心绪也渐趋萧索沉闷。此种情绪下的“改了又改”，迹近服文字苦役，效率是谈不上的。

所有的写作都有假想读者，假想读者不同，表述方法和写作心气也将随之上下。在《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坚持认为，西方近现代文学里的一流人物，心目中都有莎士比亚的存在。托尔斯泰、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不敬，也未尝不是一种嫉妒——在布鲁姆眼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要是一位散文家，其不敬则体现在竭力证明莎剧作者另有其人。布鲁姆的观点或有过于新奇之嫌，但我们不难达成如下共识：某人的假想读者是知音方家，还是乡间老妪，定会对其写作心态造成影响。而胡适，众所周知他的选择是后者，他早就知道“我的朋友都不读我的书”，却不以为意，坚持以“老妪能解”的方式向普罗大众宣扬民主大法。

胡适面向民众的态度堪称诚挚，他刻意祛除了身上的文人气质——那原是传统文士最难割舍的气质。胡适接受过传统文人的教育和训练，却好像完全没有古典文人的癖好：他不会给书房起个斋名，对文房四宝也没有特殊追求。明朝才子张岱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胡适对此一概无感，只以收藏火柴盒自娱。台静农打算给他治一枚藏书章，胡适提的要求是：“就用‘胡适的书’四个字，字体用隶书，不用篆字，叫人一看就认得。”藏书章原属个人雅玩，是一件意在取悦自己的私人器物，并不要求别人“认得”。胡适心悬民众，近乎失控。

良性写作，必须有些目中无人的因素，仿佛直面、单挑某个语言之神。为读者着想过度，则会斫伤文气，颓唐情怀，使得原本充满乐趣的私人写作，蜕变为一种应卯履职的笔墨公干：不是所有事情都能被宏伟目标激活的，写作即是其一。即便心怀公心，写作过程中也不宜把“小我”驱逐太过。我愿意相信胡适写作时“改了又改”，但由于心力另有贯注，失去了传统文士的考究欲和竞争心，结果就颇难称善了。

另外，作者的公共责任感、文化使命感过强，有时也会诱导他将自家作品混同于天下公器，进而失去抚词弄句、精益求精的心情。与预期中的内容重要性相比，作者还可能认为，在公共作品里过于强调私人品质，有失体统。这倒也有例可循，索尔仁尼琴并非缺乏文学野心的人，但当他意识到更充分、更全面的揭露有助于社会摆脱苦难时，他郑重放弃私人荣耀，在《古拉格群岛》后记里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约翰·密尔自幼熟悉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也和胡适一样很早就留意公共表达技艺的培养，语言上的“浩然之气”并不稍缺，但当他意识到自己阐述的自由学说有可能推动人类的政治进步，他果断放弃“原创权”，宣称“我对自己署名的《论自由》一书中的学说没有原创权”。他还坚持认为，亡妻泰勒夫人不仅应该与自己共享署名权，实际贡献还更大。

作为天生的知识分子，胡适走得更远，导致不少文章失去单独赏析的资质。严令自己的表达只能以普罗大众的理解为标准，与迫使一名爱美姑娘不得梳妆打扮、只以素颜示人，具有同等的心理难度。姑娘被禁“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日子一久可能失去对美丽的敏感，毕竟，“蓬头垢面，不掩国色”云云，只是阶段性地适用于“天生丽质”者，而胡适的笔墨天赋原非突出，又执意素颜示人，终因文人意气阙如之故，留下诸般遗恨。——好在多是小节，他全力捍卫的民主高论及“方法”，峥嵘仍在。

周策纵曾提及胡适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经他统计，胡适“总计新体诗（旧体诗词不算）共六十八题，有‘了’结的诗行共一百零一条好汉，平均几乎每诗快到两行”。——写诗时的胡适，得有多么大的无精打采，才会写出那么多“了”，还浑然不当回事儿。唐德刚如此附和周策纵：“我想胡先生如果也曾写过《爱眉小札》一类的作品，那一定糟糕得令人不忍卒读。”

八

处处为普通读者着想，听上去很美，却可能是一种沙盘美德、纸上富贵，经不起检验。但话分两头，胡适文章中的若干不足固然有负其“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巍巍声名，他通过巨大舍弃而斩获的另类风景，别人同样难以企及。胡适在一条乏人问津的道路上独自前行，所见所得，自有迥异他人之处。而他选择这条似宽实窄的表达僻径，本身也是其独特的胸襟抱负使然。他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

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

两年后，他脑海里又萦绕着“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的问题，并在日记里告诫自己：“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25岁时即立志成为“国人导师”，其文字心气与寻常文士定然大有不同，我们拿寻常的笔墨章法掂量他，话一出口说不定即落入“燕鹊安知鸿鹄之志”之讥。在胡适“为读者着想”的背后，同样有着“为自己着想”的周详思虑，不可不察。

把握得当的话，坚持使用平易的表达，本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自信。19世纪英国文章大家威廉·赫兹里特在《谈平易的文体》一文里，曾推荐一种“可行的技巧，那就是坚持使用绝对普通的词，而这些词所表达的意思既不会因为某些令人生厌的情形而被贬低，也不会借助于那些呆板而专业的典故来显示其重要性和说服力”，好像是在声援胡适的八条主张。赫兹里特尝现身说法：“作为一个作者，我尽力使用那些平常的词和通常的方式组织语言，就好像我是一个小贩和商人，只使用普通的秤和尺码。”

胡适不是“小贩和商人”，他的做法更彻底，更富牺牲精神，“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我确信，胡适对于“文似看山不喜平”、“嬉笑怒骂皆文章”挑逗读者的常规技艺，嗤之以鼻。有人问他对李敖的文章怎么看，胡适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觉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胡适也不会在文章开头多费心思，他压根不打算通过先声夺人，玩一把“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表达前戏，“我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的。”标题也是如此，胡适天生做不来“标题党”：《归国杂感》《什么是文学》《论翻译》《研究国故的方法》《再谈谈整理国故》等等，都是典型的胡适式标题，读者只有事先知道作者是何等样人，才有兴趣拜读。好在胡适名满天下，以他“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声名，他像音乐家那样把标题按序编号，读者也会买账。

胡适的文章观里似乎藏着某种贞操观，他评价某君时说：“他的文章太轻薄了。你要知道，写文章的态度要严正，切不可流于轻薄！”政治人物林长民当年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说的虽是做人处事，但也不妨移评他的文章。昔人常持一种做人与做文的两分法，著例即梁简文帝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胡适对此法不屑一顾，他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言行一致。除了正大光明，再无别种文字手法可入胡适法眼。

在胡适的法眼之外，原本存在着一种更加悠久的文章术，姑且命名为“兵法写作”。盖自有写作以来，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纯粹的“言者无罪”、“畅所欲言”环境，表达与惩罚的关联度，或多或少总是悬在作者案头。战国思想巨子韩非撰《说难》，已道尽厥旨，司马迁感叹道：“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即使在视“言论自由”为立国之本的当代美国，一柄名叫“政治正确”的悬剑，也常令执笔者左右不适，动辄得咎，虽不必担心牢狱之灾，丢掉饭碗仍是可能的。如此，在批评与避祸之间，就有一片适合文字游击战的区域，供批评玩家小心策马，谨慎扬鞭。那是一套与兵法相通的表达技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常规手段：瞒天过海、围魏救赵、指桑骂槐、假痴不癫、声东击西等等，李敖的“借题发挥”亦在其列，隶属一支名叫“影射”的战术分支。在批评话语密布雷池之地，作者因顾忌“逆鳞”而借鉴兵法韬略，自属情有可原，不宜轻非。

影射虽属无奈，神奇的是，它又会带来文字上的种种美色，助推作者写出生动俏皮、风月无边的犀利妙文。“兵法写作”一方面具有风险，另一方面又极易收获赞美，这种赞美是如此浓烈，以至受赞者未必有心情倾听钱锺书的一条忠告：“赞美很可能跟毁骂一样的盲目，而且往往对作家心理上的影响更坏。因为赞美是无形中的贿赂，没有白受的道理；我们要保持这种不该受的赞美，要常博得这些人的虽不中肯而颇中听的赞美，便不知不觉中迁就迎合，逐渐损失了思想和创作的自主权。”结果，因擅长影射而畅饮点赞之乐的作者，还可能形成一种俏皮强迫症，似乎不让读者隔三岔五地拍腿叫好，写作即归失败。

迷恋影射技艺者，易忽略堂皇表述的重要性。“兵法写作”里有暗礁和湍流，作者迫于形势采取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文字魔术，也会令观点横生枝节，使题旨出现变异。此外，读者接受此类文章，有时不是因为其内在理据，而是受到其别致表述的魅惑和感染。影射文章的好处是：令读者欢喜，让批评者恼怒并无奈。坏处是：你观点有毒，也会让人欣然吞下。

这就回到胡适的选择了。胡适警示我们，对知识分子写作来说，让读者莞尔或亢奋，让观点变形或潜伏，非但不是一种正当目标，常常还会坏事。长远来看，用花枝乱颤的文字技艺表演观点，效果未必高于另一种安静风格：它将作者的私人情怀蒸发殆尽，不作愤懑语，不为煽情语，唯以无懈可击的理据推进观点。文贵有我，理尚无我，当“摆事实，讲道理”以纯粹形态出之，再挑剔的读者、再严酷的当轴者都无法嗅出醉翁之意时（作者本来就不是醉翁），其思想反而可能伴随“正道直行”的堂堂锣鼓而臻于最大化。

胡适的堂正写法之所以可行，还与作者早年“爆得大名”有关。但仍有一个事实足以支撑胡适的选择：历来存在一些伟大的书，主题明显不见容于某类社会，但表述的扎实性和严正性，口气的非个性化及非战斗性，使得素以专制著称的国家都不好意思把它禁掉。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经由严复翻译而在大清朝风行一时，即是一例——大概没有哪位精于“借题发挥”者，能自诩比密尔的见解更高明、更新锐，他们同样写不出胡适的《人权与约法》，那份渗入骨髓、持论正大的阳刚之气，确实不是凡品。

如果汉娜·阿伦特算伟大知识分子，胡适接近完美知识分子：他不够伟大的地方，正好促成了完美。完美知识分子通常不以思想超前、见解新奇著称，他们是盗取天火的人，而非制造天火的人；是传播民主福音的人，而非创立民主思想的人。作为真理的使徒，他们对文明社会的实际贡献，常常还能超越前贤。在学问和思想领域有资格鄙薄胡适者大有人在，但说到中国的“民主男神”，胡适当仁不让，舍我其谁。

在纽约的胡适寓所，唐德刚曾“沙发斜倚、手捧咖啡”，向胡老师请教“‘四声’填词（一般人只分平仄）”的问题。胡适“一发难收，竟向我谈了一整晚有关宋代词人用韵的问题。一夕之谈，真是胜读十年书。……难得的是胡先生随口念出的百十条例子。他在美成、白石、三变、八叉……晚唐、五代、两宋诸朝中的大小词人的作品中，信手拈来，无不贴切。真是倒背《花间》而能融会贯通之！”唐德刚惊愕之余，喟然感叹：

二十多年来，教过我的文学老师，以及学界前辈，乃至朋辈间所有的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和胡适比不显得灰溜溜的。胡适之那种盖世才华，真是人间少有，天下无双！

这大概说明，胡适亦有斑斓之才，锦绣之笔，只是为了“国人导师”的目标，才强自谦抑，大加割爱。比如，胡适在公开著述中不愿说什么“美成”“八叉”，他只会老老实实地写周邦彦、温庭筠。他的精神力量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