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东与西】

李冬君

哲人的悲剧性

古希腊人家中总要设一个火的祭坛，使柴薪相续，长燃圣火。据说，在火光中，可以观照家族之命运。

关注无法把握的命运，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流泪的哲人”——以弗所的隐者赫拉克利特，也使我们想起了神话中的“盗火者”——那个为人类受难的普罗米修斯。悲剧的灵魂，不仅来自哲学，还源于神话，哲学与神话对命运的理解，在古希腊早期有着共同的悲剧意识，哲学本身就带有神话色彩。悲剧的灵魂，不仅根植于如火烈烈的家族心灵，还成为自由化的城邦精神。

民主提倡集体生活，而史诗和抒情诗则是贵族化和个人化的。来自民间的戏剧活动是适应民主化的新要求的。在戏剧活动中，民众不仅是观赏者，而且是参与者，就像他们是英雄祭仪的参与者一样；他们合唱的英雄赞歌，成了命运的主旋律；而对白，则是在哲学中挥之不去的对命运的述说；悲剧的严肃主题，依然是古老的“命运”之歌。

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远在思辨的哲学发问之前，神话和史诗，便早已伏下了“命运”的线索，而米利都的先知们，对于宇宙本体“始基”的追问，再一次用哲学逼出了“命运”。传说哲人阿那克西曼德，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衣服走来，“严肃”有如悲剧，悲壮的气色亦如哲学，他面对“无限”的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人生是一幕悲剧，而他生来就得扮演英雄角色。

这样的悲剧情怀，应该源于自然。因为哲人说过，凡是已经生成的，必定重归于消失。无论人的生命、水，还是热、力，均是如此；凡是具备了确定属性可以被感知的，都要衰亡，没有永恒。而哲学的“始基”，则没有任何确定属性，它不是被产生出来的，所以无所谓衰亡。它是生成者，生成永不停止，而生成者的唯一属性，就是它自身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命运”的自然属性，就像一个不确定的“小精灵”，使哲人也难以把握。

神赐理智于人，世界归于宿命，在服从“命运”的标识下，人类觉醒了价值属性。对于人生为何有价值，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回答是：为了观赏苍穹和整个宇宙的秩序。他以一颗神秘的敬畏之心，赋予“命运”以公正和正义的价值属性。哲学眷注于命运，与悲剧如出一辙。命运无言，在古希腊，先由“神谕”作预告，再以哲学来推导，然后由悲剧予以确认。

在哲学中，“命运”表现为逻各斯；在悲剧中，“命运”隐在秘索思（muthos）里。逻各斯是理性，而秘索思是诗性；逻各斯是规律，而秘索思是意志；逻各斯是思维，而秘索思是话语。

哲学中的自由灵魂，也含有秘索思的基因，有了诗性与理性的冲突，哲学才有深度，悲剧才能获得崇高的审美意义。在哲学的追问下，一种发自于人类生命深处对命运的诗性体认油然而生，一种非理性化的由人性深层的抗拒意识而引发的审美风暴，在古希腊的悲剧大合唱中彻底爆发出来。于是，惊心动魄的秘索思被释放出来了，无比任性地化作惊天动地的惨烈之命运。

面对命运，绝望的德谟克利特竟然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悲剧里，悲惨的俄狄浦斯也弄瞎了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命运”，正是深不可测的“命运”，构成古希腊人知（哲学）与行（悲剧）的一道风景。

因此，当询问宇宙始基的哲学诞生于阿卡亚人迁徙的殖民地米利都时，悲剧也毫不迟疑地发孕在不曾降临迁徙厄运的阿提卡人定居的雅典。悲剧直接表现出命运的跌宕，与哲学的命运追问交辉相映，那源远流长的英雄史诗，在启蒙了文明世界的第一代哲人之后，又启发了人类第一代悲剧诗人。

希腊人，并没有止步于哲学提供的答案，他们还需要自由的审美——悲剧。命运是吊悬于哲学与悲剧头上的同一把利剑。

在永无确定的命运中，人是无法存在的，哲学必须给出时间和空间的定格，哲人巴门尼德开始寻找这扇形而上学之门；而悲剧感，使人只有等待命运，让命运来安排。但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勇于承担，人们开始试图从神的意志中挣脱出来，在社会伦理以及政治伦理中再现人性，于是悲剧促成形而上学和民主城邦的出现。

悲剧否定悲哀

悲剧，起源于希腊民间歌唱活动，据说跟歌颂酒神有关。

公元前六世纪，僭主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创办了“酒神节”，在收获葡萄的季节，农民们装扮成牧羊人载歌载舞，歌颂酒神狄俄尼索斯死而复生，这歌舞就叫做“酒神颂”。

其实，早在庇西特拉图之前，就有一些僭主为了获得农民拥护而提倡崇拜草木动物之神狄俄尼索斯，用以与贵族化的奥林匹斯山正统神和众英雄的教仪相抗衡。如科林斯僭主和西库翁僭主，早就在各自的城邦上演过酒神颂，而科林斯和西库翁都是多利亚城邦，所以多利亚人自称是他们首创了悲剧。

僭主与悲剧是如此有缘，他们彷佛就是那死而复生的酒神的政治化身。历尽劫难死而复生的狄俄尼索斯神是希腊人的真正原型，在死亡面前重申生活的意志，在痛苦的深渊里荡漾起自由的欢欣。而阿波罗则代表希腊人的理性，他是光明和太阳神，引导希腊人走向理性和命运。如果说狄俄尼索斯是奔向命运的诗的灵感，那么阿波罗就是赋予灵感以形式的理性；如果说狄俄尼索斯是悲剧的创生者，那么阿波罗就是命运的立法者；狄俄尼索斯代表了自由精神，阿波罗则使自由具有了合法性；如果狄俄尼索斯的意志难免要滋生野心勃勃的僭主，那么阿波罗的理性则终于培育了高贵的梭伦；如果说僭主是民主难产时应运而来的接生婆，那么梭伦则是为了迎接自由圣婴来临而建造法治摇篮的父亲。

民主，以自由为母以法治为父。作为一个过程，悲剧与民主彼此难解难分；作为一种精神，自由和理性相反又相成。悲剧是自由心灵的产物，自由的心灵我行我素如天真无邪的幼儿不断尝试“错误”，这些错误一些可以改正，一些则无可挽救。可以改正的“错误”还属于自由，无可挽救的“错误”则进入必然性范畴，而理性就是对必然性的把握。人类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理性，而立法就是人类理性与必然性的契约，是自由精神与命运的契约，正是在这一契约中，自由认可了理性的限制，从而获得了它的法权形式。于是，酒神颂变成了欢乐颂，悲剧与法典同时诞生。

立法是人类以法律的形式履行神谕——“毋过”，它意味着文明已经成人，而悲剧则是人类以艺术的形式“认识自己”，它是古典文明的青春期反应。诗人的激情和战士的理性，融于一冶而又恰如其分，这就是真正的雅典人——纯粹的“阿提卡的美少年”。当他们身披山羊皮唱着“山羊歌”，用山羊来献祭时，那“身披黑山羊皮的神明”就成为他们的摹本。悲剧有如涅槃，从复活中获得灵感，也从复活进入永恒。正是死而复生，让他们看到了自由的灵魂，对轮回的突破以及对生死的超越和承担。

这些“美少年”是诗人又是演员，他们是神的“唱颂者”，还是命运的“述说者”。他们用悲怆的曲调“述说”英雄的故事，梭伦将首次上演悲剧的“功绩”归之与他自己。在他之后，有被称为“悲剧缪斯”的泰斯庇斯，泰氏与梭伦相识，而庇西特拉图则以山羊给予他奖励。与泰氏齐名的是佛律尼科斯，据说他的悲剧《米利都的陷落》使全场观众流泪不已，因而被判罚币。这就是悲剧的精神，它诉诸于人的理性，而非煽动人的怜悯之情；它使人为崇高而流泪，而非因悲哀而哭泣。悲剧远离悲哀，否定悲哀。从这个角度说，感天动地的《窦娥冤》是冤剧，不是悲剧。

悲剧属于少年

所谓“阿提卡的美少年”，他们天然就是公民和战士。他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执政官，不是追求权力。当然只要他们愿意，几乎都有执政的机会，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力；他们的目标也不是追求财富，国家足够富裕，而他们的生活并不奢侈，3颗橄榄，1个玉葱，1个沙田鱼头，就能度日，至于穿着和居住就更是简朴了。他们的目标，是对人生境界的审美和对终极意义的探询。他们要成为万物尺度的知识分子，成为宇宙和世界的立法者。

与近邻文明相比，他们既不像埃及人那样耽溺于神秘的宗教观念，也不像亚述人和波斯人那样致力于庞大的帝国组织，更没有如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那样经营大规模的工商业。他们以悲剧为宗教，以民主为国家，以自由为贸易，囊括了地中海。从广场到剧场到运动场，那是他们活动的天堂。家则用来睡觉，一张床，二三个水壶，就是主要家具，而他们的公共设施却极尽豪华和庄严；他们衣着简单：一双凉鞋一件短褂一席长袍，仅此而已，然而，他们在运动场上却尽其所能，展示了青春少年的裸体之美。

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也属于意气风发的美少年，他曾以裸体之舞，庆祝希波战争的胜利；还有亚历山大，在“哲学家王”理念中成长的少年，曾于阿卡琉斯墓前，以裸体竞走进行悼念。黑格尔曾经说过，希腊世界，从阿卡琉斯开始，由亚历山大完成。史诗造就了阿卡琉斯，哲学造就了亚历山大。“哲学家王”这一纯粹的希腊化世界理念，在展开为实践的历史进程中，随亚历山大夭折而幻灭，宛如珍贵之瓶坠落，不经意地摔成了碎片。

希腊精神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悲剧精神。史诗播下种子，哲学收获命运，从阿卡琉斯到亚历山大，一部希腊史，就是一出悲剧，而正是“阿提卡的美少年”赋予了它理念和形式。

在走向世界帝国的希腊化运程中，剧场里的诗人呼唤出马背上的哲人王——亚历山大。于是，哲人王开始行动，悲剧雷鸣，而欢呼者就是“阿提卡的美少年”。

希腊形象从头到尾皆为少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留恋青春，钟情于美少年。阿卡琉斯是史诗中的美少年，亚历山大是哲学中的美少年，而“美少年”，说到底，是阿提卡人对文明的贡献。《荷马史诗》由阿提卡人结集，正是阿提卡人赋予史诗以“美少年”的理念和形式，而亚历山大本人毫无疑问，就是阿提卡人追求智慧的形而上学的结晶，代表了行动着的天命。

亚历山大对这一美的结晶无比珍惜，据说他一直留恋青春美貌，不肯舍弃，为此，他开始刮了胡子（如今这一风习，还在风靡），直到临死，亚历山大还是一副青春美少年的样子。他能得到历史垂青，并非他多么不可一世，作为君主，他还不及他的父亲；要论出类拔萃，希腊何时无人？若问谁最能反映希腊文明的特征，谁最能代表美妙绝伦的希腊精神？则必众口一词：非他莫论！因为他在本质上是“阿提卡的美少年”。他的父亲老气横秋，即使征服了世界，也得不到这项文明的桂冠。这桂冠是为少年准备的，虽然“美少年”作为哲人王还有点嫩，但鲜嫩恰好就是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

悲剧蕴于民主

悲剧尤其鲜嫩，鲜嫩的美少年是会思想的芦苇，任凭命运的风暴吹拂。他们柔软而坚韧，文明之根深入阿提卡的城邦基石，肃杀来临时，他们从未迁徙。

在多利亚人的复仇风暴中，阿提卡国王科德洛斯战死，悲痛的阿提卡人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国王了，从此，他们不再设国王，以示对这位最好的国王的纪念。但这却意外促成了阿提卡人走向民主城邦的一个前提，因运而生的雅典从此走向民主，守住了文明的根柢，使文明死而复生，使阿提卡人的民主城邦取代了迈锡尼王国，宛如酒神狄奥尼索斯显示的奇迹。

阿提卡悲剧兴盛之时，正值希波战争时期，文明早已开花，绽放在枝头的不是自然哲学，而是英雄悲剧。悲剧中，命运总是给出铁与血的恶之花，然而这恶之花，反而在城邦结出了法治的果实；命运压迫着美少年，使他们成长为诗人和战士。

悲剧脱胎于神话和史诗，而音乐则给予了它灵魂。诗人独奏表现了英雄的特立独行，而合唱队则是城邦公民大会的缩影。合唱使英雄的个体性转化为普遍的人民性，将英雄主义转化为公民精神，同时，也给为自由而战的城邦注入了悲剧兴奋剂。我们可以想象雅典人在合唱中那种万众欢腾的情景，小我化为大我，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从剧场回到广场，他们仍沉浸在剧情中而激烈争论，盛况空前。

据柏拉图《会饮篇》载，苏格拉底说，有三万人在剧场观看悲剧。数字虽然夸张，但一万人的狂欢，不是比三万人的观赏更加声势浩大吗？正是在狂欢中，希腊人体认了自由的价值。

雅典人每年有3个戏剧节，一二月份，演出喜剧；三四月份，是“酒神大节”上演悲剧，此时，春光明媚，航运安全，有其他城邦和外国人来；十二月份，是“乡村酒神节”，或在农村，或在雅典码头，重演旧的悲剧。此外，在各地的宗教节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也常常上演悲剧。戏剧节是全体民众的节日，在此期间，一切事务停办，法庭关闭。所有公民包括妇女、儿童、奴隶，都能看戏，连犯人也可以出狱看戏。作为公益，看戏不收费，后来观众过多，又要修缮剧场，才开始卖票。对于贫穷公民，由政府发放戏剧津贴。雅典人看戏时头戴花冠，身穿白色礼服，携带坐垫和食物，因为四五出剧要连续上演，中间没有休息。观众太多时，半夜就要去占坐位，法律规定对于挤走别人的人要惩之以死刑。

在僭主庇西特拉图时期的雅典举办过悲剧大赛，克利斯梯尼以后，建立了大赛评判制度。先由雅典十区各推选数人为候选评判员，再由执政官从中抽出一人，组成十人评委。评委们在赛前要宣誓公正投票，投票以后，由执政官从中抽出五张，看由谁来荣膺桂冠。有舞弊者处以死刑，如认为评判不当，观众可以当场质疑，而评委则要有问必答。虽然民主大开，却有重刑伺候显出法治的严厉。

看戏时，观众有权要求好戏重演，精彩台词重念。苏格拉底就曾要求重念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的头三行：“没有一件说来也可怕的事情，或是痛苦，或是天罚，不是人类所要承担的。”相反，不受欢迎的，演出就要中断。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达娜厄》，有段赞美金钱的台词就因观众反感而停止。因此，悲剧诗人经常要用剧词来讨观众的欢心，歌颂雅典民主的台词最受观众欢迎。

悲剧《俄瑞斯忒斯》主张以法治代替革命。剧中，雅典人来到了阿瑞奥帕戈法庭，这法庭是雅典娜为了审判俄瑞斯忒斯而建的，原告是复仇女神，陪审团由雅典公民组成。审判中，复仇女神说：在雅典新秩序中，恐惧对人有益，那心灵的监察员应当留在那里。对此雅典娜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不要不受约束，也不要受专制统治——这就是我劝公民遵守的法则。她称赞复仇女神以“恐惧”作为“心灵的监察员”，称赞阿波罗是人类“灵魂导引师”，就这样，悲剧性的种子结出了法治的果实。

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进入民主的全盛期，伯里克利于克利斯梯尼之后，继续民主改革。在他的提议下，公民大会除了批准或否决贵族议事会提案的权力，又获得了立法权；十将军由公民大会选出，任期一年，但可以无限期再度当选，他们身兼军事与行政之职，却不能成为僭主，因为他们的政策连同他们的行为都要受公民大会的审核和监督；除了最高法庭外，雅典又建立一批处理各种案件的民众法庭，每年年初，都要通过抽签选出6000名公民，以这些公民再组成规模不等的各个陪审团，而陪审团成员就是法官。

伯里克利的改革比前任走得更远，为了让穷人与有钱人权力平等，他规定，担任一天陪审员，其报酬可抵雅典人人均半天所得。此后，他又规定服兵役、参加国家庆典、观看悲剧以及参与竞技运动，都有相应的报酬。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会败坏雅典人的品格。但伯里克利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悲剧和运动会不应该只是中上阶级的奢侈品，而应该成为提高全体公民心智的精神营养品。公元前430年，他在著名的“临葬演说”中颂扬了雅典民主制度，同时，他提醒人们，这一美好的制度来源于阿提卡文化，而阿提卡文化的主要原则就是，我们喜爱与朴素相结合的美，赞赏有教养而不柔懦。这一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悲剧的底蕴。

（作者近著《青花里的乡愁》，四川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