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倾城”，都不过是“之恋”的背景。从腐旧家庭走出来的剩女流苏，不是巴金小说《家》里出走的激进青年，香港战争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她只是与范柳原结婚了，过上平实的生活。易先生送“鸽子蛋”钻戒，王佳芝在爱情与民族大义的两端一个趔趄，让她放走汉奸、丢了性命。电影《色戒》结尾，黑风吹衰草的行刑场上，在子弹洞穿王佳芝之前，她脑子里闪过的是悔是愧是恨，还是“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不得而知；但易先生事后是想了的，他认为“她还是爱他的，是他平生第一个红粉知己”，“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有人撰文批评：反派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必要写得如此细腻、“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吗？张爱玲霸气回应：“‘毛骨悚然’正是这一段所企图达到的效果，多谢指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好张爱玲有这样洞彻人性的尖锐，才让她不至于混同于平庸的爱情小说家。

不是没这种可能。张爱玲中学毕业时添过一份调查表，被她称作“爱憎表”：她最喜欢叉烧饭，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爱美人不爱江山合乎张爱玲的口味，她在中学校刊上发表《霸王别姬》，这篇被她自嘲为“新文艺腔”的小说，是这样描写霸王身后这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在垓下的心理：霸王若是一统天下，她即使做了贵妃，前途也未可乐观，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反射他的光；他若有了三宫六院，便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因此她私下里是盼望这战一直打下去。这样的调子后来在《小团圆》里、甚至在她与胡兰成热恋时也一而再地表述。为了“之恋”，哪管“倾城”还是“倾国”。

张爱玲曾经构思、准备写却最终没有写出的文章还有一些，比如郑和下西洋。当时有一本小册子讲郑和船过锡兰时，曾为那里的王位之争打了一仗，还把夺位的人俘虏、带到南京治罪。张爱玲不大明白我大唐天威，觉得这仗、这治罪有点奇怪，于是计划改写成这个样子——

郑和追建文帝至锡兰，建文帝以做和尚掩饰身份。锡兰是信奉佛教到地方，当地一位有势力的公主庇护建文帝，不肯交出，结果就变成政变，最终演变成一场海战。郑和胜，擒公主，拟带回南京治罪，但建文帝逃走了。郑和继续追到东非洲，途中手下侵犯公主，为郑和惩罚。公主因郑和在锡兰大宴后不亲昵舞女，喜欢上郑和，被拒。郑和告知公主，如捉到建文帝，就不需公主回南京，公主不为所动。郑和追到东非，打探不到任何消息，便特意让公主贿赂看守，逃上岸，公主最终靠锡兰商人帮助，到沙漠某地警告建文帝，但被郑和追踪并截获。索马里部落人听说郑和是坐“宝船”到来，于是展开突袭。在战乱中，公主受伤了。郑和抱着公主突围而出。建文帝说他爱公主，但与郑和一样和她无缘，因为他们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太监。公主才知道郑和是阉人，并非无情，相对怆然。最终郑和放了公主与建文帝，空手回国。（摘自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

这改写的热闹，颇似好莱坞大片了：大海，航海，海战，宫廷，异域，皇帝，公主，太监，而一切最终成就的还是一部爱情大片。张爱玲将情爱进行到底。然而，即便透过宋以朗草草介绍，也还是感觉得到张爱玲式的苍凉。

倾城，或曰革命、战争，在张爱玲笔下，就是一个大背景，她所关注和表达的，是由革命、战争所激发的人性飞扬的那一面。而且她认为，某种程度上，人在恋爱中，是和在革命、战争中一样放恣的，而且更主动。在探讨、揭示人性这个使命下，爱情也好，倾城也好，都是工具，门径。这是张爱玲写了许多情爱故事却没有被人目为爱情小说家的原因。

写散文的张爱玲，则显出她素朴的底色，笔触所及，多是寻常巷陌、人性安稳的一面，比如：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和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那年代骑自行车还是时髦的新鲜事，而坐在后座的，多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或儿童。有天她看见绿衣邮差骑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于是写道：“那多半是他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着老妈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还有附近夜营的喇叭——

那种磕磕绊绊、断断续续的吹奏该是恼人的，她却不嫌烦，因为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是的，此中有人性。这样的片段，竟让人想到汪曾祺，这位与张爱玲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他的小说《职业》中，那个提着篮子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小孩，小大人似的勤勉懂事，常有放学的孩子追在他后边调皮起哄，学着他叫卖的调子，却改了词：捏着鼻子吹洋号！忽一日，小孩没有提篮卖饼，甩着两手，走在路上，见前后无人，突然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

这篇小说很短，很轻盈，却写出了生活重压和重压下仍然顽强的童真，写出了作家的怜惜、惊喜、释然、惆怅。

像是互文互证，张爱玲也有类似的书写——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在这个喧嚣而荒寒的世界上，在这个满是争竞、营营求求的社会中，所谓作家，无论是高冷的张爱玲，还是温文的汪曾祺，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性片断的饕餮者，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抱持一捧人性的火光，有时是取暖，有时是照亮，是警示，为自己，也为别人。

穿过政治、爱情的繁华热闹，文艺到底，即见人性。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