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回炉

1997年香港回归，我也回归，回到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的身边，开始了博士学位的攻读，我自称是“回炉”，回到南开大学“再思斋”的思想之炉、学术之炉里，重新锻炼自己，三年苦“炼”，博士论文终于完成。按“再思可矣”的要求，论文一搁又三年。

先生常说，完成一篇论文，要剥一层皮。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本来就体弱，论文答辩之后，人就像虚脱了一样，有劫后余生之感。好比炼剑，我不敢说我的观点经得起千锤百炼而无瑕疵，但这篇论文在“再思斋”淬火，又在“再思斋”退火，是货真价实的“再思斋”的出品，而非思想的舶来品和赝品，我自信是确定无疑的。

“再思斋”并非培根所谓的“洞穴”，充满了五花八门的成见。相反，它是思想者的工作室，思想之锤敲打着无数的成见，我的思想火花就在这里点燃；它还是理性之光普照的广场，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理性的阳光里翩翩起舞，我是其中的一个舞蹈者——在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的书房里跳舞。

“再思斋”里的出品真是不少，当然以先生的著作为主，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的王权主义》等，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具有雷电之效的思想，震动了国内外学界，也发聩了弟子。弟子们不仅各有专攻，码字的业绩亦不菲。当然像我这样东奔西走之余，再来回炉的学生，在先生的指导下，也小有收获，我有三本书都是在“再思斋”里酝酿出来的。

农家本色

先生的书房“再思斋”，原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北村，上大学时，我们就常去，后来作先生的研究生，去的时候就更多了，那时真可谓陋室，但有一种无形的大的气象格局。我博士毕业以后，先生一家迁入西南村新居，他六十有五时才搬进去。在140平米大的房子里踱来踱去，高兴他这辈子居然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比起“再思斋”来，书房大了许多，有十几平米，全新的。范曾送来一幅画，画的是许由洗耳，美其名曰“洗耳斋”，先生“耳顺”，就采纳了。不过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名字：“再思斋”。它朴实厚重，有如农家本色。先生是农家子弟，书房也像农家一样讲究实用，没有令人啧啧的“珍本”、“孤本”，满墙的书架顶天立地，书架上排满了书，与专业有关的书，应有尽有，自给自足，如五谷杂粮，我们又称之为“刘家庄”。

“庄”的意思是“土”，不管是昔日的“再思斋”，还是如今的“洗耳斋”，“土”的色调没变。先生不仅人“土”，而且他的藏书也“土”。正像他脚上总穿的那种松垮的老式粗线袜子，是那种只有在农贸集市上才看得到的，现在流行的袜子，他是穿不惯的。他的书架上保存下来最早的书，要属郭沫若1956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侯外庐等人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与对待袜子的态度不同，在书架上，他还是为“后现代”留了一席之地。他常说自己不懂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理论，学生有好之者，他一律称之为“后主”，并请“后主”们讲解一二。

病夫治学

书房里有数万张卡片，那是他这一辈子读书的结晶，他看得很重。他说，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几十年来，他看书必抄，抄了满满几大箱。有了这样的学术积累，先生胸中似有百万兵，左冲右突皆思想，横排竖排是文章。

先生一路穷读过来，年轻时没钱买书，一家老小住在和学生宿舍相仿的筒子楼里，也没地儿摆书。筒子楼是50年代到80年代大学里中青年教师群居的特殊领地，顾名了然，一幢长筒形楼房，大概5、6层左右，房间排居南北两厢。住在北间的，苦不堪言。闷热、阴冷、潮湿，更不用说常年的夕照，养就了精神迟暮、少年老成的气质。不过，隔窗远望，一对对倘佯在林荫道上，看似幸福却没房子结婚的同事，幸福感油然。通常，南北两家默契，门窗同开，便能享受到通风纳凉的愉悦。当然各自的门框上，一定要挂一块布帘，那是维护隐私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中间楼道除行人外，每个房门边儿，摆着一个简易煤气灶，一张书桌凑乎的案台，底下塞满了煤气罐和乱七八糟的餐具，委琐不堪。但按照传统中国人的饮食概念，那就是每家每户的“天”了。孩子们在楼道里嬉戏，挨门乱窜，吃百家饭，和老鼠一起长大。

先生的两位千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常跟楼道里的一帮孩子到隔壁捣乱起哄，嘻嘻哈哈地喊着“眼镜子”，被师母严责。“眼镜子”是著名数学家王梓坤先生，与先生隔壁为临。王先生一人独居一室，面积奢侈，可以自由随适，书籍横竖安逸，随手可得。先生除却羡慕，只能去图书馆的书库里站立读书。书库是不为人置放桌椅的。

南开大学的老馆书库，读硕士时曾进去过，颇有怀旧式的贵族气，数十年不动如山。一排排的“书山”，几乎让人窒息。我曾在狭长的过道里狂奔，想在闭馆前，惊醒每一处尘封的书卷气，去触摸先生那一辈学人当年的气息。

适值饥饿时期，先生几乎整日站在书库里，以读书“忘饥”，粮食不足，就充以知识，支撑他高大的躯体。不过，还是物质决定意识，天不遂人愿，先生终于病倒了，治病期间，先生以思想史为“良药”，留连其中，忘却病魔缠身，但营养不良的底子，造成弱势身体，从此以后，“病客”便常常登堂入室。

读书中，他发现，政治思想史还是一片荒原，前人虽有开垦，但尚未脱哲学史和大思想史的樊篱，而当时治政治思想史学者亦寥寥无几，先生遂立此志。以前读过一本书，名叫《病夫治国》，以之套用于先生，可谓“病夫治学”欤？

牛棚书斋

政治思想史本来就令人“头痛”，而要认真起来就会真的头痛，可先生恰恰就是一个认真的人。先生治史，通古今之变，求经世致用，这两点，是学理的和实践的。学理求“通”已经很难；实践求“用”就难上加难了。久而久之，先生真的头痛起来。他的头痛病时常发作，然而发作一次，思想便飞跃一次，结果先生从书房进了牛棚。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但他的思想就像一颗太阳底下的自由精灵，敏锐而不安分，活跃在政治思想史学域，那里有“浮士德”式的触摸历史灵魂的愉悦。“文革”之前，他已经积累了近2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手稿，其中几篇还见诸报刊。“文革”一开始，这些文章便被贴上了“政治影射史学”的“黑草签”。1966年6月26日，先生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众目之下，被赶出革命队伍。主事人还算手下留情，把先生归为非敌亦非革命群众的“中间组”，“中间组”不准“革命”，那年他31岁。当时抄家成风，先生居然先见，对积累的稿子、日记等痛下杀手，统统销毁。果然，1967年造反派夺权之后，先生被升级为“牛鬼蛇神”，抄家的来了，却一无所获。

“挨整”时，先生痛定思痛：再也“不搞”政治思想史。可好了疮疤忘了疼，这人的通病，先生也难免。他说：我这个人多少有点社会关怀感。冷静之后，他为自己找了个出口，把疤呀痛啊地统统置诸脑后。理由：治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引起革命群众的批判，说明这个问题有现实意义。唉！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良心。牛棚没治好他的头痛病，因为他把牛棚当作了书房。

在牛棚里，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这一发现，使他的思想进入了自由王国，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碗酒奠底，什么样的酒全能喝。文革”初始，专制主义文化泛滥，先生嗅息到了这种气味儿，厌恶而又不敢公开反对，便设法逃避各种运动。他还是个“史学革命”的小兵，就“顶”了“法家著作注释会议”的敬酒，而喝了儒法斗争的罚酒。1974年，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他有幸忝列其中。与会者大谈“要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中国历史”，他竟然站起来说：“不！”有人阻止他发言，他倔强的表示：请让我讲完！后来，别人告诉他，阻止他的人，就是“文革”大腕迟群，他出了一身冷汗。

果然，先生被黑了，黑名单，黑材料，权网恢恢，他心里反而坦然。

文革思维

光明日报主编黎澍先生发现了他，扶持他，使他脱颖而出。

1977年秋，“两个凡是”盛行，辽宁大学召开了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黎澍先生没有出席，提交了一篇系统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文，先生听后，有顿开茅塞之感。

为从“文革”走出来，为从封建专制主义中走出来，也为清理自己。1970年代后期，先生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把清理君主专制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黎澍去世后，有人告诉他，老先生多么关心他，怎样提携他，他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可他却从未亲聆过老先生的教诲，与老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能倾心而谈，可是……过了“耳顺”之年，他来盘点人生，每念及此，就后悔不已，我们劝他：思想者贵在心心相印，何必戚戚。

他摇摇头，说：有些事，一辈子也不能忘记，我只有努力，再努力，来报答老先生的扶持。今天，他也80了，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可他还在反思，一直没有停止。

先生一直在反思，“文革”前后，史学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唯阶级论，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为分界线，分别给历史人物“戴帽子”。先生认为，政治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他的研究，开始为历史人物“脱帽子”。他指出，“文革”史学，主要的是指那种思维方式，那种思维方式“远”于文革，又“后”于文革。一个“远”字，一个“后”字，真是意味深长。“远”字，道出了“文革”有来历；“后”字，说明了他还有忧虑：“文革”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它没有历史的土壤和现实的机遇？运动过去了，事件结束了，然而文化始终没有结束。他扪心自问：我可以反对某种观点，可你能反对那种思维方式吗？

王权主义

从牛棚里，在病床上，他发现中国历史的核心。

他说，中国文化，既非宗教文化，亦非哲学文化，而是政治文化；中国思想，既非宗教思想，亦非哲学思想，而是政治思想，它的核心就是王权，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王权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它比“君主专制主义”或“封建专制主义”诸种概念，更为准确，内涵幽深，外延广泛。集权支配中国社会有两三千年之久，其社会化程度之高之深，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令人扼腕。

先生盛年之际，讲课到痛处，扼腕之情常常发自肺腑，形诸于色。对于王权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心态和习惯势力的抗争，如前所言，他从“文革”就开始了，到我们入学以至于今天。

1978年，国内正逢痛批“四人帮”之春风，先生的一位日本朋友菱沼达也教授，向先生问道：“你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有责任吗?”又问：“你们是公民吗?”噢，先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惊醒了。

菱沼先生是位农牧学家，上世纪30年代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坐过牢，1970年代退休后，到日本一乡间自办一张小报，继续批判军国主义，呼唤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他自称，这是一个公民应做的事。“是啊，我是公民吗?我为宪法的尊严做了些什么?”从此，这自问，一直伴随先生的头痛，萦绕不去。“再思斋”曾经挂了三个条幅，最早是“神与物游”，稍后换了“难得糊涂”，后来又换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先生问我们，哪一个境界最高？我们都认为是“神与物游”，先生说：差矣！他指着“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是它！乍一听，如雷贯耳，我们全都为之震撼了。这一震撼，余威未尽，至今仍在我们心中留下波澜……

用王权主义解读中国，你不会有那种“山阴道上行，如在画中游”的审美感受，那是李泽厚的《思想史论》所追求的目标；你也不会有那种富翁式的琳琅满目的文化享受，那种享受属于功德圆满的钱穆一流。但你依然可以“诗意的栖居于历史”，因为那里有通往未来的出口。

学术个性

我是先生学生中留在他身边的唯一女生，生性敏感浪漫，似乎与严谨的学术无缘，但命运之索却硬是把我捆绑在这逻辑的链条上，使我不得不在思想史里做道场。幸得先生督课严格，每每对问题追根溯源，论必有理，言必有据，故我常常被先生唤至家中，文中所言，逐一讨论。先生胸襟疏阔，海纳百川，学生多无顾忌，书生意气，放言高论，气氛热烈到时常忘时忘食。

然而先生一丝不苟，对于学术盲点，决不轻易放过，故时常有刚出先生家门，又被先生电话追至，责问不已。偶有与先生难以沟通的阻隔时，真是灰心丧气啊！此时师母往往挺身而出，责先生语气不够缓和，然后又悄悄告密，说先生如何夸奖了我们。不过，我从未见先生当面表扬过谁，这老头！

师母的“地下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使我底气十足地继续和这老头进行学术沟通的“斗争”。好在先生因材施教，并不过分强求研究方法的标准化和学术风格的一致性，而是更多的强调学术个性，主张思想立异标新，因此，我的多少有点出格的自由化的观点和浪漫主义的学风，不仅没有被压制，反而得以高扬起来，先生实在是在助长我的学术个性。

这一点，我起初并没有觉得有多么宝贵，后来我在作博士后时，才深有体会。为了坚持我的学术个性，尽管我已花了两年的工作时间，我还是选择了自动出站。我不想进入某种我难以接受的学术规范，吾爱吾师，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学术个性。现在我才懂得，追随先生十几年，真正所得者，乃由先生启迪之学术个性。由此放大，来看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因此，我特别强调了新私学和文化个体性。三年回炉，千辛万苦，“炼”就的也就是这么一点个性和主张。

对于学生学术个性的“放纵”，先生绝非“作秀”，他的认真严谨，常使一些学生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上先秦两汉政治思想史课，他将讲义先印发给听课的学生，让学生们自由讨论，评议讲义之得失。质疑、挑错多的学生，考试就能得高分。虽然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具有这种学习的独立性，而且大部分都是依赖型的，突然让思想独立起来，受不了大补呀，结果吓跑了。看来，个性或自由，一定要有独立性的训练，才能担待起来。

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出版，使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了经典境界。至少在讲义时代，我们是第一批读者。先生说：在我修改稿子时，参考了同学们的批评，有的章节采纳了同学的批评和建议。在这里，我要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同学们。老话说“教学相长”，我与我的学生们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小小的学术集体，互相启发和切磋，携手共进，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了多个项目，出版了近30部著作。

每当我们师徒又坐在一起时，就会讨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诸如儒学的现代性等……，记得有一次先生滔滔如当年上课说道：我向赞美儒家的先生们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儒家那么高明，试问，它怎么没有把中国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刻它怎么拿不出自救的办法？时至今日，还要从“人心不古”来找原因、找出路，我期期以为不可也……跟他在一起，只有这样的话题。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