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李翔/文

（本文曾刊于2008年2月25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对权力的贪婪是驱使政治家、军人甚至商业领袖走向毁灭的根源，只有那些最为自信或者最为明智的人才会主动放弃权力，这些人或者成为华盛顿，或者成为李光耀。这一次，81岁的卡斯特罗宣布自己将不再寻求、并且也不再接受古巴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导职务：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是否会融入“终结历史”的潮流之中？

最初，他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他罗宾汉式的传奇。英俊的小伙子们拿起枪隐藏到森林中，反抗残酷的暴君，所遇到的任何艰辛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意志和决心，甚至也无损于他们俊朗的面孔。

然后，当罗宾汉在这个土地并不辽阔的国度走出丛林和山区，成为掌权者时，他又令人惊讶地上演了一场弱小的社会主义大卫同资本主义歌利亚抗争的戏剧。在这幕戏剧最极端的时候，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椭圆形的球体被放置在一枚巨大的、等待发射的核弹头之上，岌岌可危。即使没有掉下来摔成碎片的危险，也存在被轰炸到体无完肤的可能。

接下来，当整个世界日益变得怯懦和无趣时，他仍然不断为全世界提供着各种20世纪中叶才存在的话题：高贵得有些过时的理想、对霸权的抗衡，以及种种逃脱暗杀的惊险故事。世界迅速变得现代和后现代，严肃被肢解，谈论任何脱离常规的话题都显得同整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一个上世纪的政治领袖却异常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像是被封存在琥珀中保存下来一般。他用自己的坚持狠狠掴了这个趋炎附势的世界一个耳光，对拉塞尔·雅各比描述的远离乌托邦的“冷漠世界”不屑一顾。

他所经历的战争并不像电影中常见的内战那般激烈。在经历了一次监禁和一次流亡，以及游荡于丛林中和山区中的六年之后，卡斯特罗成为古巴的领袖。那是1959年，是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毛泽东和尼赫鲁的年代。

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党的成功，在它的起始阶段，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盛行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战争的一例。本土的反抗者要寻求自身的尊严，并且发泄对外来力量的愤恨。对自主权的迫切需求让任何同他国力量的纠结成为个人政治上的毒药。从东方到西方，从遥远中国的深山内到拉丁美洲的丛林中，理想主义的天真汉们做着遥远的梦。

到最后，这个普通例子却被时代塑造成一个所谓的神话。古巴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容易成为相邻的超级大国的附庸。正是这种可能性带来的强烈逆反作用，以及艾森豪威尔和当时遍布美国与欧洲的反共产主义分子们，把古巴和卡斯特罗推向另一个极端。强大者创造了自己的对手，掌权者让异端的地位得以确立。温斯顿·丘吉尔大声宣布，铁幕已经降下，可是铁幕却并没有均匀地将两个阵营隔开，而是在另一端遗留了一个刚刚诞生的异端国家和它的异端领袖。它本可以和它的邻居达成完美的和谐，或者成为敌对者眼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瑕疵。但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让古巴和卡斯特罗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同卡斯特罗相比，尽管同样出身于军队，艾森豪威尔太容易妥协。艾森豪威尔可以跻身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人行列，他在二战中的战绩让他在战争的万神殿中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将军，但是作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却太容易为政治力量左右。在麦卡锡参议员掀起的清洗共产主义分子风潮卷向军队时，艾森豪威尔竟然不敢为他的战友、同样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马歇尔辩护。艾森豪威尔对古巴和卡斯特罗的强硬，事后看来愚蠢而毫无必要，他把一个本来无足轻重的瑕疵变成美国的鸡眼，每次被人踩到，白宫就会夸张地大叫。

肯尼迪的魅力和理想主义让他本能地对卡斯特罗抱有好感。在这两个人身上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很英俊，备受女性欢迎，都曾经是本国政治上的异端——他们分别是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轻的社会主义分子。不过年轻的总统却无法摆脱他的前任的遗产，其中正包括古巴和越南。

肯尼迪同卡斯特罗的两次对弈也是年轻总统和他的幕僚们成长的过程。猪湾登陆的愚蠢之举让白宫蒙羞。他和他年轻的神童们——包括福特汽车的前总经理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小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等被引入耻辱的泥沼。卡斯特罗的回击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束手无策。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由古巴流亡者组成的蹩脚军队，刚刚登陆就被卡斯特罗的军队逼得无路可逃。他们本打算效仿他们反对的人，进入山区打游击，但整个计划的拙劣，让他们连留在古巴做异端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对抗的高峰是古巴导弹危机。可能那个喜欢穿绿色军装、叼着雪茄的古巴领导人并没有疯狂到想要毁灭世界，但世界确实被他放置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要知道，那是一个人人担心发生核战争的年代，以至于当林登·约翰逊总统卸任之后，长出一口气说，核战争终于没有在他的任期内发生。

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让人类无限制接近毁灭的边缘。林登·约翰逊的压力可能正是来自于此：这种可能性曾经出现，而且它可能会再次出现。肯尼迪以异常强硬的态度迫使赫鲁晓夫让步。这一让步并没有取得卡斯特罗的同意。

这又一次证明，如果不是美国如此激烈的反对，卡斯特罗本来是难以获得他所具有的世界性魅力的。他并不是一个大国的领袖，像戈尔巴乔夫的倒戈造成了前苏联的解体和一整个阵营的瓦解、里根和撒切尔的执政让自由经济重新成为主流、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重组了世界的格局和国家力量对比。严格来说，正是这些领袖们终结了20世纪的意识形态纷争，结束了一场关于整个世界发展路径的癫狂试验。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造就的意识形态对抗，古巴和卡斯特罗根本不会被放置在新闻的聚光灯下，发生在古巴的任何事情，都会被当作一件遥远国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来对待。

他甚至也不属于那些虽然身处小国、但却具备高度政治智慧和外交技能的政治领袖。比如那些以威权政治开启了东南亚经济发展奇迹的政治领袖们：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国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韩国的金大中……他们周旋于大国之间，为各种攻击环绕——腐败、独裁、裙带关系，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持着政治上的掌控权，更为难得的是，虽然为争议困扰，他们毕竟或者阶段性或者持续性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同他的战友切·格瓦拉相比，卡斯特罗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前者的理想主义使让·保罗·萨特折服。在同格瓦拉会面之后，萨特称这位古巴的建国英雄为“我所见到的缺点最少的人”，“最完美的人”。正是理想主义让格瓦拉无法适应革命者成为当权者之后的处境，驱使他到南美洲继续革命。卡斯特罗要更为现实，正是这种现实感把卡斯特罗和古巴推向苏联。而也只有拥有现实感的政治家才能够经历监禁和流放抵达权力中心，并且成功地维持自己权力长达半个世纪。在古巴建国初期，他的现实感让美国的一些政治家认为，格瓦拉才是真正的危险，美国需要避免的，只是竭力让卡斯特罗远离他激进的搭档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之后，卡斯特罗和古巴再没有实质性地对世界事务形成影响。后院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妨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 《外交政策》上宣布 “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惟一路径。类似的无力感让卡斯特罗在一次采访中哀叹，苏联的解体是一个真正的损失。

存在于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持续争吵，只是为枯燥的国际新闻增加些许曼妙的蕾丝花边：关于贸易禁运、关于偷渡、关于反美浪潮、关于卡斯特罗的强硬姿态……

但是时至今日，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相关的任何一条新闻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好奇心、无休止的推测和争论：他在2004年的一次摔跤，他在2006年的手术，以及关于他可能患上癌症的传闻和关于他寿命长短的口水仗。这一次，81岁的卡斯特罗宣布自己将不再寻求、并且也不再接受古巴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导职务：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虽然从2006年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健康原因——尽管古巴政府曾经宣称卡斯特罗的身体情况属于国家机密，但全球范围内没有一家媒体停止猜测和谈论这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古巴政权实际掌控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手中，这一消息的宣布还是使卡斯特罗登上了 《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

权力是使男人永葆青春的要素之一。理查德·尼克松曾经用羡慕的口吻谈论那些在迟暮之年仍然大口抽着雪茄的政治领袖，“是权力让他们继续年轻”。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然可以用在长江中游泳来宣布自己的斗志和精力。但是没有人真正认为卡斯特罗可以一直保有权力直到迈进坟墓。没有人敢于认真对待卡斯特罗能活到140岁或者120岁的阿谀奉承之词，并且将这些来自医生和其他政治领袖的话当作支持他超过80岁仍然执政的依据。只是出人意料的是，卡斯特罗竟然自己主动寻求放弃权力。对权力的贪婪是驱使政治家、军人甚至商业领袖走向毁灭的根源，只有那些最为自信或者最为明智的人才会主动放弃权力，这些人或者成为华盛顿，或者成为李光耀。

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是否会融入“终结历史”的潮流之中？或者，用更极端的方式表达，古巴是否会成为像“金砖四国”那样备受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追捧的国家？

再或者，人们是否过于高估了一个老人的顽固，高估了他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反感？是的，卡斯特罗曾经数次向美元开火；他还曾经表达过自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感——正是外商直接投资先是造就了东南亚四小龙，而后促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且也将继续推动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但是前者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同时，古巴还面临着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对外商直接投资反感的原因，可能是卡斯特罗对拉丁美洲经济危机的印象过于深刻，正是外国投资的迅速撤离造成了这场金融和经济灾难。

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微小细节是，在参加古巴和委内瑞拉棒球友谊赛时，卡斯特罗身着的运动上衣上，有阿迪达斯的品牌标志。而2008年1月15日同巴西总统卢拉会谈时，卡斯特罗身上穿的，仍然是一件阿迪达斯的红黑相间运动服。身为一名相对的现实主义者和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卡斯特罗是否能够容忍自己的国家长期陷入经济低发展的泥潭？而他在2006年将权力移交给劳尔·卡斯特罗，能否说明他对于“权力”这枚魔戒已经具备了相对的免疫力？

当然，把权力移交给同样衰老的弟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古巴人民享有的，也是一种可想而知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李显龙是建国之父李光耀的儿子；使中国台湾地区告别贫穷和独裁的蒋经国，是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蒋介石的儿子，就连邓小平也对他这位昔日的同学蒋经国评价甚高。更容易形成动乱和灾难的，是掌权者的控制力过于薄弱的国度，频繁的军事政变和议会的形同虚设让民主仅仅成为一个软弱的名词。

在他仍然掌控着权力时，第一位曾经担当过美国总统的人到古巴访问。吉米·卡特也是卡斯特罗先后面对的九位美国总统之一。在总统任期之内，吉米·卡特曾经被人指责过于软弱，当时的华盛顿流传着西奥多·罗斯福的鬼魂深夜进入白宫，怒斥卡特总统在外交上不够强硬——老罗斯福是美国手舞大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势力扩张的符号性人物。可是，如果卡特的友好态度能够得以延续，是否美国就可以避免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呢？

卡斯特罗宣布退出权力核心的消息传出后，电视台播放了81岁的老人身着运动服行走的画面，他头发凌乱，身体有些佝偻，曾经桀骜不驯的面庞如今写满疲惫。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可能出现问题后，卡斯特罗开始加紧修改自己的自传。这部对话体自传的英译本于2008年年初在美国出版。它由法国《外交世界》主编和世界社会论坛的创始人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对卡斯特罗长达100小时的访谈整理而成。

在这本名为《我的生活》的自传中，卡斯特罗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谈论他曾经交往过的政治领袖、包括腐败在内的古巴国内问题、他对拉丁美洲的看法，以及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美国实力的衰落、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这些广为谈论的话题并没有成为卡斯特罗谈话的主题。

这使人想起，如果历史逆流，卡斯特罗是不是可能会扮演李光耀的角色，担负着向外部世界解释庞大的邻国的责任——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李光耀几乎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观察家；而卡斯特罗却没有成为一名对其他国家的商人和政治家有庞大影响力的美国观察家。他仅仅是作为某种形式的异端存在。虽然他相对于西方主流的异端形象曾经激励着很多国家的独立运动，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的智慧被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