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进上海朵云轩举办的加拿大摄影大师优素福·卡什人像摄影展，相连两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照片，一下吸引了我。

一幅很著名，经常被偷懒的装帧设计师用作丘吉尔作品的封面：嘴角坚毅的英国首相左手叉腰，右手拄拐，作金刚怒目状。另一幅初次见到：老首相嘴角松弛，左手抚腰，右手撑拐，作慈眉善目状。两幅作品其实摄于同时同地，后一幅当属失败之作，卡什可能觉得它另有寓意，才没有把胶片毁掉。两者同时展出，确实有点意思。

说到拍摄背景，我听说过一个版本是这样的：1941年底，卡什趁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访问加拿大之机，请求为丘吉尔拍摄一张照片。丘吉尔无意配合，他嘴上衔着雪茄，表情松松垮垮，迟迟进入不了摄影师期待的神奇状态。情急之下，卡什猛地从首相嘴里夺下雪茄，趁着对方满脸惊愕，按下了快门。一张杰作诞生了。传闻，丘吉尔获知卡什原意后，不以为忤，对卡什说：“你制服了一头愤怒的狮子。”由此，这幅作品被命名为“愤怒的狮子”，“愤怒”则被指向了希特勒。

我在两张照片里都没有见到雪茄，也没有在丘吉尔脸上见到残留的烟气，无法核实传闻的真伪。就当是摄影师自我推销的噱头吧。但结合那幅失败之作，我至少可以肯定，虽然丘吉尔确实具有与希特勒决战到底的伟大意志，但面对镜头的那一刻，他脑海里并未想到希特勒。两幅照片间隔只有几秒钟，那张失败作品所体现的，或许更接近他当时真实的心态，丘吉尔从和蔼可亲的长者转化为“愤怒的狮子”，不过是因为“大胆小子，竟敢戏弄老夫”的缘故，不干希特勒什么事。当年的卡什33岁，丘吉尔67岁。

如果不考虑鼓舞全世界人民反抗纳粹法西斯这一正面功能，我得说，失败作品距真实的丘吉尔更近。和传统英国绅士一样，丘吉尔对夸饰性的肢体语言缺乏热情。网上流传着大量丘吉尔的故事，读者不难发现，丘吉尔是一位擅长用幽默态度化解危机时刻的大师，越是情况紧急，他的表情越淡定，谈吐越诙谐。

当然，丘吉尔也并非做不来激情洋溢的手势，直到今天都有人四处模仿的“V”字胜利手势，据说就来自丘吉尔的创意。以撒亚·伯林讨论丘吉尔的执政风格时，尽管承认“丘吉尔不是一个吸收、聚焦、反射和放大别人情绪的灵敏镜头；和欧洲独裁者不同，他没有像一个仪器那样利用公众舆论”，但他同时表示，当伟大的时刻来临，丘吉尔也有能力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在灯火辉煌中以一种大气、从容不迫和高雅的语调说着令人难忘的台词”。

总之，一幅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决心的照片，于焉诞生。一枝遭到粗暴对待的雪茄，幽灵般地转化为一股无穷的正义力量。从军事上考量，这张作为盟军重要宣传品的丘吉尔照片，也许抵得上一支集团军群。

如果以一种严苛的道德观来质疑卡什的灵机一动，以及对照片涵义的挪转升华（诚实地说，那是一种造假），那么，批评者站上的道德高地，将由于空气过于稀薄而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社会从没有高尚到可以凭一种纯净的道德来维持，这种道德除了让世人产生心理缺氧的窒息感，别无益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认可一种撒谎的特权，即“为了国家利益而撒谎”，而号召全世界人民对抗纳粹法西斯，是一项远比国家利益来得宏大和正义的事业，不应该受到诟病。反过来说，如果以一种过于热烈的态度肯定摄影师的急中生智，我们又将陷入另一种窘境：邪恶事务的代表，如丘吉尔的对手希特勒，这方面的才能更加高明。想想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纳粹主义张势的宣传片《意志的胜利》吧，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曾一边批判它，一边赞叹作品展示的非凡审美力量，她承认，《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两片“甚至是迄今最伟大的记录片”，她评论里芬斯塔尔的文章，标题就叫“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只要有所期待，有所畏惧，一张正中下怀、击中软肋的照片，就会生成一股席卷万物的蛮力，叫人不由自主地放弃思考，同时步伐还格外坚定。与故事相比，缺乏情节要素却充满情感暗示的照片，作用更大。故事有时显得啰嗦冗长，无法在一瞬间找到人心的爆破点，一张恰到好处的照片却可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如果观者的心理已然进入某种情境，他们的泪囊就处于受操控的边缘。他们能指望的只是，操控者是正义的代言人，而非邪恶的代理人。

好莱坞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就曾困惑于虚假照片折射出的道德困境，他为此拍摄了电影《父辈的旗帜》。故事起因于一张壮丽的战争照片，四名美军战士将一面弹痕累累的星条旗，插上硫磺岛一处高地。熟悉太平洋战争的读者知道，美军与日寇曾在这座岛上血战，美军虽然获胜，但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就在美国人民牵挂前方将士安危之时，这张构图华美、张扬胜利且被认为反映了战场真实场景的照片及时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对于振奋美国人的战争意志，作用不可估量。美国军方当时作出的务实反应是，迅速找到几位旗手，让他们充当巡回说客，说服美国人民购买支援战争的国债。——这无可厚非。

真正的问题是：照片是虚假的。影片告诉我们，照片是应一名上校的冲动，在一个周边已没有敌人的安全地带制作的。此前有过一张真正的现场照片，那几名在真实的硝烟中插上国旗的士兵，多已阵亡。由于真实照片的影像效果不及摆拍品，导致真正的英雄无人过问，而那几位奉命客串的士兵（他们当然也是真正的战士），却幸运地离开了战场，并在随后的环美巡游中，大出风头。

二

事实上，不管那张照片的作用多么积极，具有自尊心的士兵，内心并不好受，他们承受着道德上的煎熬。作为影片开场白的那一大段退休老兵的自白，道出了另一层面上的心理和事实真相：

每个蠢蛋都以为懂得战争，尤其是那些从未上过战场的人。我们喜欢美好而简单的事物，善良和邪恶，英雄和恶棍，很多人两者兼具，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同于我们的想象。很多我认识的人不愿意说过去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试图忘掉那些事。他们确实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死去，没有鲜花和掌声，也没能留下照片，只有他们的战友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告诉大家说他们是为国捐躯的，其实是不是我也不确定。我们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之残酷，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总得找出点意义来，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浅显的事实，还有一些文字……如果你能照下一张照片，这年头，一张照片就能结束一场战争。看看越南吧，那位南越军官，一枪把那家伙打了个脑浆迸裂，嘣！完了，战争就输了。

我见过那张南越军官的照片，还有另一张更有名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的越南小女孩，满脸惊骇地向着镜头狂奔，背景是美军燃烧弹下化为瓦砾的越南村庄。群众上街加入了反战游行，“一张照片就能结束一场战争”，诚非虚言。要统计上街游行的美国人里，有多少是受到那些照片的触动，已无可能，但战争确实就此结束。在小布什总统以“先发制人”战略发动针对萨达姆的战争后，美国电视台整天都在新闻的片头播放一名伊拉克小男孩哀哀哭泣的镜头（中国电视台也不例外），令小布什的战争合法性广受质疑。据说布什总统曾大叫：“叫他们别放这个小男孩了，天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布什总统如果怀疑哭泣男孩的真实性，未必毫无依据。1997年，好莱坞拍摄了一部讽刺美国政坛黑幕的故事片《摇尾狗》。在影片中，正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不幸陷入一桩丑闻，他请求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总统私人顾问提供帮助，帮他化解危机；德尼罗找到了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某好莱坞制片人，要求他虚构一个足以转移国民注意力的公共安全事件。他们开始了精心策划，一桩无中生有的重大事件，被强行安插在阿尔巴尼亚身上。选择阿尔巴尼亚而不是别的国家，是因为他们断定美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一无所知，因而短期内不会穿帮。真要穿帮，也是在总统成功连任之后。两位影帝级老戏骨熟练地安排着剧情，他们找到一个阿尔巴尼亚裔的姑娘，姑娘渴望移民，总统渴望事件，双方一拍即合。当姑娘在摄影棚里惊惶走过时，电脑操作员随心所欲地从素材库里挑选着材料：危险的河流，背景的凄厉警笛和枪声，以及一只永远可以用来调动人类情绪的落难小狗。反正，虚假影像出现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上时，观众无力核实真伪，但他们会感动，会震惊，会突然间掉转目光，操心国事，这正是谋求连任的总统迫切需要的。

电影当然是虚构的，而小布什总统或许看过它，因而有理由怀疑号哭的伊拉克小男孩，只是另一位虚构的阿尔巴尼亚姑娘。何况，经由好事者揭露，人们早已知道，大量二战时期的著名照片都涉嫌造假，包括美国水兵与女护士在时代广场上的“胜利之吻”、苏联红军在柏林帝国大厦上挥舞国旗、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登陆，等等。不幸的是，每当我们满怀希望，有人就开始了魔法表演，我们脆弱的希冀和期盼，只是成全了对方的谋略。我们自以为发自肺腑的万众一心和群情激昂，竟然只是操控者事先设定的一组生物性条件反射。事后回想，我们顶多只能从“那毕竟不是坏事”中，找到些许安慰。

安慰不见得总能找到。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名著《公众舆论》里谴责了法国霞飞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策略。作为法军最高统帅，霞飞将军的军事才能并不高明，法国当年吃到的几场大败仗，以反应迟钝著称的霞飞将军皆难脱干系，而令他声名鹊起的所谓马恩河战役，首功也未必记在他头上，何况即使在这场仅有的胜仗里，霞飞一方的阵亡数，也在德军之上。李普曼接着告诉我们：“在凡尔登战役打得最糟糕的时刻，霞飞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却在开会争论明早见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这就产生了一个悲壮到滑稽程度的结果：一边是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成建制地遭到屠杀，一边是法国民众从报刊上获得的虚假振奋：“由于一种非同寻常的心理畸变，人们只看到了敌人的消耗，我们的兵力似乎不会消耗。”“由于图像集中展示了德国人尸横遍野，法国人的尸体被忽略不计，一幅特殊的作战景观便勾画了出来。”李普曼总结道：

我们已经知道，这就叫做宣传。一帮能够阻止人们独立观察事变的人，在按照自己的目的编排新闻。只要这个目的是出于爱国心，那就怎么说都行。他们利用权力，只把他们想让公众了解的事态塞给协约国公众。

宣传部门有选择地提供的那些信息，不足以让民众获知战场上的真相，又刚好可以释放他们的无穷想象，霞飞将军一度获得了无可比拟的荣耀：

两年来，整个世界给予了那位马恩河的胜利者几乎是非凡的敬意。行李管理员差不多被那些沉甸甸的箱子、包裹及书信压弯了腰，那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们寄给他的，用以狂热地证明他们的钦佩之情。……至于他收到的来信，各种字迹应有尽有，它们来自所有的国家，使用着每一种方言，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情厚意，人们不由自主地向他表示着感激、爱戴和崇敬。他们称他为世界的救星、法国之父、上帝的使者、人类的恩人，不一而足。……其中不仅有法国人，还有美国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亚人，等等、等等。……

甚至狂人、傻瓜、疯子和半疯子也把他们一塌糊涂的头脑转向他，仿佛转向了理性本身。我曾读过一个悉尼人的来信，他请求将军把他从仇人手中拯救出来；还有一个新西兰人，要求将军派遣一队士兵到一位绅士家里，说那人欠了他10英镑并且拒不偿还。

最后，还有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克服了女人的羞怯，瞒着家人要求和他约会；其他姑娘则只是希望能为他服务。

上海的淮海路曾在马恩河战役后改名为“霞飞路”，也是这股世界性迷狂的缩影。那是另一面“父辈的旗帜”，虽然高扬着爱国主义，却令人沮丧透顶。实际上，法国人在一战中付出的惨重牺牲达到这种程度，年轻人伤亡近半，致使他们在二战开始时缺乏应战的勇气和能力，被迫以所谓“绥靖政策”向希特勒屈服。

三

考察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缘起，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位具有超凡智慧的哲人，也容易受到影像的滋扰和误导。

在多数人眼里，“平庸之恶”是一个非凡概念，一束擦亮众生眼睛的智慧火把；在少数人眼里，“平庸之恶”是一个虽然值得商榷但仍不失警醒透亮的概念，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把思考推向纵深。但在该概念的创造者阿伦特那里，“平庸之恶”源于一系列可疑的观察，本身未必值得佩服。

曾经距离纳粹集中营和死神非常近的阿伦特——她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人，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时，又身处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偏偏从未见过真正的纳粹。她一度被关进法国人设立的隔离营，若非侥幸弄到赴美签证，奥斯维辛或达豪集中营，将是她人生的下一站兼终点站。但她逃脱了。她见到的敌方分子，只是一种类似伪军的家伙。她耳闻目睹了大量纳粹恶行，偏偏没有见到活生生的纳粹。出于知识分子责任，也为了对自己的心灵和好奇心负责，当她获悉以色列当局以秘密绑架方式逮捕了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并打算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时，主动向《纽约客》提出申请，要求前往耶路撒冷报道这场审判。

假如阿伦特看到的艾希曼，与她想象中的纳粹形象契合，也就是那种我们在二战电影里经常见到的身形干练、气质阴郁的盖世太保形象，“平庸之恶”恐无从产生。然而，战争过去已逾十年，就算艾希曼有过干练军人的时期（从照片上看，他的确有过），但长期在南美颠沛逃亡，磨蚀了他的锐气，简而言之，出现在阿伦特面前的艾希曼，已经被岁月这把杀猪刀过度修理了：他衰老，谢顶，还戴了一副与军人形象极不般配的黑框眼镜，神情呆滞，言语笨拙。不巧的是，受审时的艾希曼还患有感冒，老是在防弹玻璃间里打喷嚏、擤鼻涕，声音也嗡声嗡气。如果承认存在一种恶棍的光彩，该光彩在当时的艾希曼身上纤毫未现。

阿伦特年轻时，“面相学”曾流行于德国知识界，她的两位著名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亦尝留意于此，阿伦特也不例外。两位老师用面相学讨论希特勒时，评价截然不同，雅斯贝尔斯认为对希特勒“光看一眼就不寒而栗”，海德格尔则惊叹“瞧瞧他的手啊！”阿伦特的哲学前辈叔本华也迷恋此道，曾暗示自己是那种仅凭背影就能显出天才样的人物。总之，面相学虽然不是可靠学问，却构成了阿伦特阅世观人的底色之一，使她受惑于审判席上那张卑微可怜的脸，仓促间忽略了起码的常识，如学者阿莫斯·埃隆所说：

阿伦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相、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想想萨达姆·侯赛因蓬头垢面地钻出洞穴时的那副样子吧。

索尔仁尼琴写到苏联人也有过相似的观感困惑，在肃反时期，那些“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人们，出场（受审）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咩咩地叫几声，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能犯的罪行。”旁观者之所以困惑，是因为他们记得如下场景：

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可以断定这些大人物都很“平庸”吗？索尔仁尼琴的解释是：“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是由于这个缘故。”

阿伦特的困惑，八成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但索尔仁尼琴迅速找到了答案：“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换言之，一个缺乏自由思想和人格独立性的人，时而勇敢、时而怯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能因为他偶尔的勇敢表象就忽略其内在的平庸，也不应看到他此时此际的卑微与可怜，就忽视他之前的作恶能量。阿伦特一时疏忽了，再加她的丈夫正好有一句口头禅“平庸之恶”，她就听任这句话脱口而出。

西塞罗说过：“对事实的陈述越短，这个陈述就更加清晰，更易追随。”短语“平庸之恶”除了高度匹配艾希曼的尊容，又正好符合上述特点，人们可以像面对一幅照片那样面对它，因而无法克制对它的关注和“追随”。哪怕阿伦特事后对该词引致的误读表示歉意，哪怕“平庸之恶”在她名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长篇报告里总共只出现过一回，她也无法阻止这句话迅速流行。另一个原因是，该短语虽然缘于一种影像滋扰，阿伦特对它的后续阐发，仍相当精彩，足以引发一场思想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