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金玉良/文 周有光先生99岁生日因病住在医院里，医院买蛋糕、送鲜花为其祝寿。住院的病人及家属听说有位百岁老人，就到病房窗子外面偷偷看。老人病好出院，幽默地对我说：“我变成医院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活到99岁死去叫‘圆寂’，功德圆满了。我的功德可圆满不了，还得回家读书，过尘世余年。”

1月14日，112岁的周先生“功德圆满”羽化西去。按民间说法是喜丧，不应悲伤，但众亲友和粉丝仍然惆怅和不舍。思念之余，脑中时时浮现与周先生交往的琐事。

周先生去世前几天，我去家里探望。他刚出院，坐在椅子上，保姆小田和小徐一边扶着，一边喂他营养液。我走到跟前与他打招呼，老先生抬眼看看我，没有任何表情，一声不响。他的身体不断前倾，显然坐不住。两个小保姆将爷爷扶抱到床边坐下，他无力地靠在小保姆怀里。此情此景让人心酸。我握起他的手，他又几次抬眼看我，仍然不讲话，也不松手，只是那样看着。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的意识清晰，思维正常，似乎有话，但又说不出来。

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元旦前夕，周先生住在协和医院，我打电话去，小保姆对他说“爷爷，金大姐电话，你和金大姐讲讲话。”周先生在电话里大声说“祝你节日快乐！”我说：“您一两天要出院了，回家去看您。”怎么短短几天就变成这样了呢？小保姆说，爷爷出院后就不讲话了，总是拉着她们的手不让离开。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知道老人日子不多了。这是此前未料到的。周先生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他的个人命运和时代息息相关。他熬过国破人亡的“抗日战争”；经过史无前例的“文革”磨难；风烛残年痛失独子、大病一场却奇迹般闯过鬼门关。两年来，老人的身心在慢慢恢复，不断好转。大家冀望周先生不但创造世界文化史的奇迹，也能创造人类生命史的奇迹。

三个多月前与先生见面的欢乐场景历历在目，老人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见。

那天，我按常规去看周先生。先生正在好眠，一会儿后睡醒。我与他打招呼，他躺在床上笑着摆手说：“对不住，我看看书，睡着了。怠慢你，对不住！”小保姆小声说，爷爷没看书。我心想，周先生是在为自己“有失君子风度”而解围呢。小保姆扶他坐起，和我聊天。他先问我“你好吗？”我告诉他，“我回沈阳，刚回来。”周先生突然注意到我的穿着打扮，说，“漂亮！”。因为是深秋，我穿了一件用旧裙子改的紫罗兰薄花呢短上衣，胸前别一个珊瑚手链改造的小饰物，下面是一条银灰色针织长裙。我告诉老人，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他又连声说：“漂亮，真漂亮！”

周先生向来对新鲜的、好玩的事或物感兴趣，好奇得就像孩子。他会把一些好玩的小物件留给你，把有趣的故事讲给你。记得十五、六年前的一天，我刚进门，周夫人便提醒说，“你给玉良留的那盒糖呢？”周先生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比火柴盒稍大的小盒子，颜色和图案都雅致大方。我不认识上面的外国字，图面上有咖啡豆，只看明白“45克”。周先生告诉我，是一位外国朋友送的咖啡硬糖。他接着说，“糖味没什么，糖盒好玩儿。”我仔细观察，糖盒开关设计巧妙，用手往上轻轻一推，顶端部分“咔哒”一声——封口跳开，顺手就可以从中取出一粒裸糖。周先生说“真奇妙！”我至今保存着这个小小纸盒。我想，这童心、童趣也是周先生睿智、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小保姆那时告诉我，爷爷最近淀粉酶指标不正常，医生建议喝另一种营养液。爷爷不爱喝，每天哄他喝。我劝周先生说，世界现在年龄最大的男性（生于1903年7月15日）生活在以色列。您要听医生话，好好喝营养液，争取双花甲。小保姆把我带去的西瓜切了一盘给我，我端着盘子问周先生“吃不吃？”他忙回答：“是给你的。”我开玩笑说，“您招待我，谢谢！”他也笑了。小田拿来新榨的西瓜汁和营养液，喂一口西瓜汁，又喂一口营养液。周先生勉强喝了几口说，“哄小孩子呢！”我在他耳边大声说，“你这小孩子很好，要表扬呦！”周先生说“听不懂。”不知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问周先生累不累？他说，“累倒不累。”接着说，“我还要工作……现在不比年轻了。”听到111岁的老先生说“还要工作”，我惊住了，更让平庸的我真正领悟什么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情怀。我又给周先生拍拍背，问他“痛不痛？”他说，“痛倒不痛，只是弯了，驼了。”我心里想，怎么会不痛？周先生腰椎曾受伤、错位。2002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躺在床上睡觉，只能蜷着腿窝在双人小沙发上。有好几次，听周先生在卫生间里叫“痛啊，痛！”但是回到书房，看见有人在，嘴角又露出微笑。老先生的刚强，无人可比。几年前周先生医院CT报告结果：一个肾全部萎缩，另一个只剩三分之二功能。老人却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够用了”。

小田拿来两本周先生新出版的书送我说，“爷爷不能签名了”。我说，“试试！”我把笔交给周先生，笔拿得还好。我翻到新书扉页放在先生腿上，请他签名。他拿着笔，手在动，但落不到纸上，比划半天，笔尖终于落到纸上，却又不知如何动笔。过了几分钟，“周”字的外框写成功了！在框内写了一笔，又不听使唤了。笔总是在同一地方画（可能眼睛看不清），还边写边说：“写不成，莫名奇妙。”

我担心老人写不好而着急，打岔说，“不写了，下次拿张大纸写”。但周先生不肯放手，我问他“还想写？”回答“想写”。又过了几分钟，自言自语“写不成”。我问“为什么写不成？”他说，“不知道，糊涂了”。但是还不罢休。又过了几分钟，我把书从他腿上移开，拿过笔说，“不写了，喝西瓜水”。心中暗想，假以时日，我一定帮助周先生恢复写字的功能。

一个下午，我们聊得很开心。临走，我说“下次再来看您！”周先生乐呵呵地说，“欢迎你再来，我们聊聊。我有时糊涂，但聊天可以。”能陪周先生这样的大智者聊天，是一种精神享受和难得的学习机会。

有幸结识周有光先生，还要从他的妻妹张兆和（沈从文夫人）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中国作家协会老干部处工作。张兆和是作家协会离休干部，是我的服务对象。当时她八十多岁，是离休干部中年龄最大的。平时与她同住的孙女是搞社会学的，经常国内、外出差。因此，我常去陪伴老人家，帮助她办理诸如报销药费，送去单位发放的钱、物，去邮局寄、取邮件等。作家协会组织老干部赴外地旅游或去“创作之家”疗养，都是我与张兆和阿姨同住一室。旅途中，我们常被不知情的人误认是母女。对此，她也不否认，俨然我就是她的女儿，并将我介绍给她的几个弟弟、弟媳和二姐（张允和）、二姐夫（周有光）。

她第一次拉着我的手向苏州来的五弟、五弟媳介绍说“这是我的小朋友”时，我犹如小羊进了骆驼群，心中惶恐。开始，我称她——张兆和同志，后来一直叫她张兆和阿姨。有一天，她送书给我。签名时，突然在落款处停笔，抬头问我：“我该签什么呢？”那眼神充满真诚。我明白老人的心意，但担心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女儿，更怕受之有愧，不敢冒昧接受。但是面对老人的期待，只能“恭敬不如从命”。我灵机一动说，“签准妈妈吧”。尽管如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叫她张兆和阿姨，她也不勉强我改口。但是，她的二姐张允和却不准我叫她允和二姨，一定要叫他们夫妇“干爸、干妈”，还常常得意地向朋友说：“这是三妹的干女儿，被我抢来的。”那神气好像她又占了上风，捡了大便宜。周先生逢人也介绍说:“这是允和的干女儿。”周有光夫妇送书签名写，“吾女玉良留念”。兆和阿姨当仁不让，写“我女玉良”，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她那么多干女儿，还抢我的。”

两姐妹似乎又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儿时：二姐（允和）和三妹（兆和）相差一岁，从小吃玩在一起。一次两人吃苹果，二姐很快吃完，见三妹仍然在吃，二姐一手抢过来，三妹咧嘴要哭，二姐一巴掌打过去说，“不准哭！”晚年，二姐反思说：“我怎么那样霸道？”说归说，做归做，二姐仍然“霸道”。被老人抢来抢去享受幸福的同时，也发现“老小孩”会有“任性、撒娇”的时候。中华民族自古有“尊老”传统，相传春秋楚国老莱子，有孝行，年七十常穿五彩衣做婴儿状，以娱父母。

2014年，上海图书馆专门印制“周有光藏书票”。受该馆委托，我去请周先生在藏书票上签名。老人虚弱，已封笔。我说“不给别人签，给不给我签？”周先生接过笔，颤巍巍给我签名，笔力大不如前。周先生边和我聊天，边打瞌睡。当时周晓平也在，他说“爸爸打电话让我回来。我回来守在他身边，爸爸又不讲话，就这样打瞌睡。”即便周晓平不说，我也发现周先生对儿子、对亲友越来越依恋。而从前周晓平出差、讲学，老先生从不拖后腿，父子俩各忙各的。有时周晓平打电话要回家，周先生常让小保姆回话说：“我很好，家里没事，不用回来。”

自从认识他们，约好每周一次我下班直接去看望二位老人，进门吃晚饭，饭后陪他们聊天至九、十点回家。周夫人是能干的主妇，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对周先生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吃鱼、吃虾，把鱼刺、虾壳摘得干干净净放到周先生的碟子里，吃橘子不但把外皮剥开，里面的内皮也撕去……后来，周夫人走了，周先生自己管家。我每次去老人还招呼我的饭菜，总说“没什么好吃的。”近两、三年来，周先生的健康和精神变差，我改为上午去看他。考虑老先生饭后休息，不便多聊，尽量找理由饭前离开。每次走，周先生都依依不舍，一再挽留。后来，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几次问我“你为什么不在家吃饭了呢？”说心里话，我真的是担心老人太累，同时也不想给小保姆增加额外负担，她们已经够辛苦。

记得2013年10月的一天，快中午了，我起身告辞。周先生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笑着说：“你下次来买几个包子什么的，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你不肯留下，你请我好吗？”我知道周先生早不能吃我带去的三鲜包了，只能吃些汤汤水水的半流食。他是在变相挽留我！听到此，我的眼泪几乎流出来，心想，是不是人老了就没有安全感，时时希望有子女或亲人陪伴？就像小孩子需要的那种“依赖爱”？

与周先生多年接触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每次见面，听他谈论最多的是社会时事和热点问题。他满脑子都是国家、世界。诚如老人儿子所说“国事大于家事，世界变化重于妻子儿女”。2013年夏天，我从北戴河回来，去看望周先生，碰巧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夫妇也在，周先生正在与他们谈论韩国的变化。他说，韩国继欧美七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之后，成为第九个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韩国的例子说明，只要政治道路走对了，就能快速发展起来。三十年工夫，韩国的发展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韩国人均GDP是北朝鲜的近二十倍……说话间，毛晓园告诉我周晓平住院，做胃部手术。我怕周先生着急上火，就安慰他说：“胃切除一块对人体影响不大，很快就恢复了。”想不到老人竟“拿得起放得下”地说：“晓平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韩国。”周先生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隔天，我去医院看周晓平，将周先生的话学给他，告诉他，爸爸想得开，你放心吧。并打趣说：“你可别吃醋！”周晓平想笑又不敢笑（伤口痛），摆动一下头说：“没办法！周先生是‘国事大于家事’，‘世界变化重于妻子儿女’。”

这就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实写照！

2012年底，我的拙著《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出版。拿到稿费本应请周先生吃饭庆祝一番，但老人下楼困难，又不能吃什么东西。恰巧老人寿诞将至，便包个红包送他，其实也没有几个钱，就是表个心意。周先生坚决不收，并说，“你收入不高，我们还想给你钱呢！”

周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你认识我，都穷趴地了。我现在钱不够也不愁，明天讨饭，今天也不愁。”我问他，当初为什么放弃美国优裕的生活而回国？周先生说，当时认为美国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人才济济，要在经济建设或学术研究方面有所贡献，很难。在美国的作用相对而言是有限的，唯一的好处是个人生活会很好，但只能独善其身，不能兼善天下。而中国的经济长期落后，又打了仗，需要做的经济工作很多。他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不太看重个人利益。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时代不一样了。”周先生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虽然，个人清贫，却惠及天下。他主持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广泛流传，人亡业显，身谢道不衰！周有光的名字将和仓颉、蔡伦为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