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底，在北京见到上海著名学者朱学勤教授，在一家普通的烤鸭店，喝着近似二锅头的烈酒，聊着很尘世很无奈的话题。以我见识所及，当下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看上去都是普通人，生活也大多很平民化，在人群熙攘的北京街头，一转过街角就找不到了。

第一次知道朱学勤教授，还是九十年代读到他那篇名动一时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六八年人”的说法，很有翻译文学和沪上的气息，如果在北京可能说得直接了当：“老三届里忒有思想的那几个”。

这篇文章里我以为深刻的是，“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在当时的阅读氛围中，读黑格尔、别林斯基是有启蒙作用的。然而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接受并捍卫正在迫害我们的意识形态”。那天的饭局上，我是最年轻的，又来自远方，对于现在进行时似懂非懂，自然就多听少说。在沉默中，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像条尾巴跟在兄长辈后面听他们聊天的情景，想起七号大院的后花园。

一

七号大院的后花园在1969年全无灯光，周围的楼房回廊在夜里漆黑寂静。传说闹了几回鬼以后，没有谁敢再去那里捉迷藏，偶尔还有想练胆或者想吓唬别人的男孩子出没。花园中央的喷水池早已干凅，月光落在鹅卵石池底，泛着灰白的光芒。起风的时候，高高的柏树巨大的影子微微摇过来，遮蔽喷水池的一小半。

那个闷热的晚上月黑风高，喷水池也很幽暗。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我跟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从大院东北角抄近道穿过后花园回家。在黑暗的楼道回廊里，他问我：“你害怕吗？”“还行，我在黑夜里走过路了，去和平街北口交通部宿舍，要穿过一片没有灯的小树林呢”。“嘘……”大孩子忽然停住脚步，让我噤声。我随着他的目光往前看，看见两个人影从柏树的阴影中走出，走到喷水池中的空旷处停下，面对面站着，好像在说什么。两个人影有时分得很开，有时很近，几乎合二为一。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天空一道闪电，在瞬间的光亮里我看清了那两个人是谁，张大了嘴，差点叫出声。

隔壁单元的云家有五个女孩，自然就被称为“五朵金花”。她们都比我大多了，老大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最熟悉的是三姐，因为她总是微笑着，而且从小就给我糖吃。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点：谁给吃的就跟谁好。于是三姐成为我童年时代女孩子的典范：高挑、阳光、眼睛明亮。若干年后翻阅民国时杂志，惊艳于英格丽褒曼鼻子高、嘴唇丰满，更加巩固了我的审美指向。三姐的父亲是一位老先生，身材颀长，深目高鼻，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路、说话都很有气度。他据说是民主党派的高级人士，也有人说他是地下党。后来学了历史，我才恍然大悟，最大可能是两种身分兼而有之。

闪电照亮了三姐的脸，那份惊惶、迷茫，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很清楚。不过当时让我惊讶的是：她不是已经去黑龙江建设兵团了吗，怎么会突然深更半夜出现在后花园呢？

她对面的苏以诚比我大一轮都不止，他不认得我，我却知道他是七号大院青年人里最有名的一个。家里收集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上面，经常有他的文章，所以我识字没多久，就认识了他的名字。苏以诚个子不高，戴一副白边眼镜，看上去瘦弱书生的样子。他家住在大院角落的平房，那里面积狭小、没有暖气，条件要差很多，住户多半是工人。苏以诚的父亲也是瘦瘦小小的，在资料室里工作。母亲每次见到他的父亲，只要旁边没人，总是非常客气地招呼一声“苏先生”，苏先生也会回母亲一声先生。

大孩子很懂事地叮嘱我：“你今天晚上看到的，跟谁都别说”。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回到家就告诉了母亲，她也命令我在外边不要跟别人说这件事。

二

离开七号大院以后，好几年没有见过三姐。在光阴里，我长到身高一米七二，嘴唇上面一层薄髭，也戴上了一副白边眼镜。批林批孔正在进行，报刊上轰轰烈烈、单位里如火如荼，生活中却是冷漠取代了狂热，流行的是甩手疗法、打鸡血、自己做家具等等。

在严厉的管制下，读书会很容易被打成地下反革命集团，几乎不存在任何定期的、有组织的活动。然而经常会有某本书地下传阅，偶尔也会有某些人的话口口相传。海棠花开的夜晚，我跟着一位兄长来到西城区的一个小院，主人也是一位老三届高中生，听说是请了一个人讲黑格尔。一间不到20平米的平房里，坐了20个听众。来讲的就是苏以诚，跟着他一起进来的自然是三姐。

苏以诚讲了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估计当时也没听懂。只记得他穿着一件两袖打着补丁、洗得发白的蓝制服，与大多数人敞开领扣不同，他从第一个扣到最后一个扣得严严实实，给人一种严肃而又拘谨的感觉。他在演讲时，苍白的脸泛起红晕，激情而雄辩，自有一种逼人的气概。三姐的脸也泛起一层粉色，目光里满含爱慕。

我正在朦胧初开的年纪，敏感于心情带给人的变化。一个男人一生中，可能有一段他的巅峰岁月，精气神十足，看上去仿佛披着霞光；一个女人一生中，也可能有一段她的最美时光，幸福感溢出，看上去仿佛鲜花盛开。那一年苏以诚终于从插队的地方病退回城，在一家街道食品厂当两班倒的工人，每天和8小时糖浆，月薪30多块钱。他来我家借过书，看上去很快乐。在1974年，有一份工作，有女朋友，下了班还有书为伴，大概真的是很幸运吧。三姐也从黑龙江回来了，在一家茶叶店当售货员。我去她店里买过茶叶，客人不多，很清静，还飘着一股茶香。由此，长大以后去茶叶店当售货员成为我少年时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梦想之一。

他们不久就结婚，第二年到家里来过一次，和母亲关上门聊了半天。临走时我和他们打招呼，三姐双颊通红，看着我说“老四长得好快呀！”后来母亲说，他们是听说我家认识老中医来请她帮忙介绍的。三姐在东北站在冰冷的水里干活落下了病，怀不上孩子。又过了一年多，他们带着襁褓里的婴儿到家里来谢谢母亲。

生活在继续。高考恢复以后，苏以诚因为工龄不满五年，不能带工资上学，考虑到有家有孩子，就没有参加高考。过了两年，他想直接考研究生，却考不过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了。不过他一如既往，很勤奋地写文章、四处投稿，偶尔能发表一些介绍德国古典哲学的短文，凭此被借调到一家哲学杂志当编辑。虽然不再是主角，更多是听众，他仍然参加京城各式各样的座谈会、研讨会，我也偶尔还能听到他的消息。

1984年春，我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巧遇苏以诚。那时候留学生还很少见，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给我们讲讲国外的事情”，我也觉得该去看看三姐。他们家是单位新分的一室一厅，一家三口住着有些局促，但是布置得很温馨。三姐早就调到商业局里坐办公室，工作不忙，相夫教子，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苏以诚问我对国内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异化”问题怎么看，我说“异化”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源自黑格尔体系，在那里人性的完整与应然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而我对此是怀疑的，我更愿意用“荒诞”去描述人的状态与人生的过程。苏以诚听得很认真，不过他未置可否，只是说“异化问题在这里没有那么简单”。我完全同意他，当时现实问题往往以一种很哲学的方式呈现，利害因素常常披上一层煽情的或者道德的叙述。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知道他父亲原来是四十年代留美回国的，后来因为思想落后、出身又不好，就被打发到资料室去了。“还是像你这样好，年纪轻轻就能出去看世界，学到新东西”。他把虎头虎脑的儿子叫过来说：“你要向叔叔学习，长大以后也去留学”。儿子瞪了我一眼。

三

情人节的黄昏，电话铃忽然响起。

“大卫叔叔，您好，您能听出来我是谁吗？”

“叫我叔叔的多了去了，你是哪一位呀？”

“我是绍恩。”

“哦，好久没联系了，最近都好吗？”

绍恩是个很沉稳的中年人，在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做高管，妻子在家抚养一对可爱的子女。我上次见他是几年前去旧金山，他晚上专程来酒店看我，礼数十分周到。和以前见到他时一样，他很真诚地谈他的生活规划、未来前景、他对这个世界和当今一些事情的看法。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深信不疑的一些出发点，和他们所在的国度、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绍恩在北京上到初三，第一次坐飞机就到纽约皇后区和父母团聚。父亲在大学读博，每个月有450块美元的奖学金；母亲在法拉盛中餐馆打工，每天晚上带菜回来。绍恩长大后很少吃中餐的理由，大概就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他和我一起吃饭比较多，大概也是因为别的叔叔阿姨只喜欢中餐，而我比较杂食吧。

另外一层原因，据绍恩说是他愿意跟我聊天。“你对你说的东西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你经常告诉我你的困惑，你也经常让我感到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切刚好是我当时的状态，又刚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身边的叔叔阿姨们相反，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坚定不移”。那时绍恩硕士刚毕业，在芝加哥郊区找到第一份工作，住在离我家十英里的一个小镇上。

三姐的电话直接打到我公司办公桌上，自报家门时，我又一次惊讶得张大了嘴。在一通长长的电话里交流更为漫长的岁月，是当代生活常见的风景之一。

我没有问三姐，为什么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夏天到美国从头开始。波澜起伏的八十年代后，许多人飘洋过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原因吧。只是对于苏以诚这样已过不惑之年，在国内又开始有点名气的人来说，如此决定相对更不容易吧。哲学专业的博士，在美国首先不容易读下来，其次读下来不容易找工作。苏以诚坚持了快五年，然而纽约居，大不易，最后他还是和大多数人一样，转行去做电脑编程。

“他现在怎么样？”

“他去了南方”。

三姐平静地告诉我：“我们已经分开了”。

我一向缺少想了解他人私生活的愿望与习惯，很多事情是绍恩告诉我的。他需要理清青少年时代记忆的纠结、文化的冲突，开始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小学的时候，绍恩很崇拜父亲，那时苏以诚因为两篇文章声名鹊起。他本来思路严谨，观点大胆时就显得格外有力。不过木秀于林，即使未被风摧，至少是谤亦随之，我多少可以想象他进入九十年代去国时的失落。

然而绍恩看到并朝夕相处的是父亲在皇后区的失落，他和父母在地下室住到高中毕业。他逃离到大学宿舍，父母逃离纽约，同时也分道扬镳。

“我对他们两个都很同情，妈妈活得辛苦，有很多焦虑，自然脾气不好；爸爸英文不行，博士根本读不下来，却又无法面对，心情一直很压抑。”

最终苏以诚还是与生活妥协，放弃了哲学，若干年后成了一名资深电脑系统专家，在得克萨斯安家买了个大房子，养了一条黑贝。三姐往返于中美之间做贸易，绍恩有了孩子以后，也搬到了湾区，有空就去看看孙子孙女。

四

绍恩挂电话前，忽然说了一句：“找不到他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在天国快乐就好”。

“是这样，是这样”，我含混地回答，“妈妈还好吗？”

“她还好，前两天告诉我，有一天她不在了也海葬。”

“嗯，海葬挺好，我父母都是骨灰撒在海里。”

去年我从北京回来不久，忽然接到绍恩的电话：

“大卫叔叔，我给您打电话，是告诉您爸爸不在了。”

“这怎么可能！我和他前天刚刚通过微信。”

“他是昨天出的事，开船出海，遇上飓风失踪了……”

我和苏以诚此前不久连上了微信，知道他已经退休，卖了房子住公寓，买了一艘小船，经常飘在海上，飘着的时候，重读《精神现象学》。我把《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转给他：

“以诚大哥，写写文章吧，证明一下你的思想依然健在。”

“我们这一代人哪里有多少思想，没有思想又哪里说得上失踪啊！”

我没有想到就仿佛一语成谶，没过多少天他就出了事。绍恩和三姐都去了得克萨斯，海上搜索最终一无所获。绍恩告诉我，他和母亲有相当一段时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绍恩，因为我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在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忽然收到一个从苏以诚帐号发来的微信：

“老四，你好吗？来自基多的问候。”

愣了半天后，我回了好几个微信，但是再没有得到他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