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仍在“全新世”，如果人类的称谓需要有一个统称，那么它的名字就应该是“全新人”。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不知何时，把这个名字给丢了，换上了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在文明的冲突和国家的战争中，不断地更名改姓，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全新人”，命中注定了要在全球化中生存，最终还要以人类性来取代民族性，以世界公民来取代国家身份。在新的大暖期到来之前，我们应该觉醒：我们都是“全新人”！

全新的文明——大暖期

人类历史，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文字出现以前，叫“史前”。“文明”二字，必基于人为，滥觞于“全新世”的大暖期，与其说“全新世”是一个地质概念，而毋宁说它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文明概念的“全新世”，始于距今约8000至4500年前地球上最温暖的时期，有了3500年打底子，人类终于站稳了脚跟，并向全球发展，“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产生了心灵的艺术形式。若谓人类生产方式或为人之动物本能的扩展，那么人的艺术活动或已脱离了动物本能，而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开显，造物之开端。

那时，人们首先是采摘，随后开始了因地制宜的住耕或游耕，游牧或住牧，游猎或住猎，从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转向征服自然的生产方式，先以艺术的方式，在想象中征服自然，再以技术的方式，把想象变为现实，在技术层级上，牧与耕是平行的，都是驯化自然。

人类对于史前文明，或以石器标记或以青铜命名，都是“唯物论”，若从精神现象上来观照，或应称之为“石灵”和“铜魂”。那时，人的灵性已然觉醒，用灵眼看自然，万物有灵，用灵眼看自身，人有灵魂，而“原始人”就是直立本原，开创世界的人。

走向失乐园——城市

率先结束“史前”状态的人，是苏美尔人。相继而来者，有埃及人、印度人、巴比伦人、克里特人、腓尼基人，当然，还有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古代文明。

对于古代文明，文化传播学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说法：文明的发生，从西亚两河流域开始，先向西环绕地中海发展，然后东向印度和中国。此乃一源说和中心说，其于地中海世界可谓有据，之于印度文明亦有脉络可寻，其于中国或有迹可求，然多为推论。

谈起历史形态的文明，像模像样的，没有比苏美尔人更早的了。最早的城市、王权、文字、法典，还有最早的诗篇，约公元前6000年，苏美尔人在西亚两河流域出现。

苏美尔的文明中的 Anunnaki神

他们建造了用农业灌溉网环绕的以神庙为中心的城邦，还有金字塔、法典以及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文字由象形向符号发展，形成了法典，还产生了诗篇；泥板上留下琵琶与竖琴的符号，宣告了音乐从此诞生；而圆筒印章的出现，则标志着财产权和私有制的起源；还用象形符号管理经济活动和生产过程，记录粮食、啤酒、牲畜数量，说明文字未专属神权。

据苏美尔人传说，起初，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后来，大约在公元前5400年，就有了一个城市——埃利都，位于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湾的入海口，在那里，“王权从天而降，落在了埃利都。”

埃利都出现在“大洪水”之前，此后，苏美尔文明中心北移，据苏美尔神话，埃利都神恩基为乌鲁克的保护神——爱神依南娜倾倒，将文明作为爱情的礼物送给了依南娜，让她带回乌鲁克，这是神话里的文化传播学，比考古学里反映出来的更美更有说服力。

然而，文明的恶之花开了，人与人的斗争，是文明的催化剂，催促文明速生，其极端形态便是战争。战争，或加速文明的进程，或使文明的进程逆转。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就能宣判一个文明的生死。虽说文明的胜利，主导了历史的进程，但野蛮战胜文明，也是常有的事情，公元前2000年左右，苏美尔文明突然消失了。

与苏美尔人几乎同时，东方的河姆渡人，文明进程要从容得多，他们似乎没有高速成长的压力，当然也就没有高速成长中出现的文明不适和人性烦恼，但其视野足够开阔，手艺也相当巧妙，不光能用石锛刳木为舟，还以木作营造法式，将“构木为巢”的山居原理，沿用于河、海平原之热带风貌，创造了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驾独木舟航海，猎鲨捕鲸，吹响骨笛、骨哨，用音乐与动物交感。而同时的苏美尔人则开始了国家起源的历史进程，若论文明指数，当然以苏美尔人为高，谈到幸福指数，就得让位于河姆渡人了，只要看看河姆渡人食物之丰富就知道了。从飞禽到家禽，从走兽到家畜，从花果到饭稻，从山珍到海味……海、陆、空通吃，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都在他们的舌尖范围；从山吃到海，从近海吃到远海，吃向深海，吃出个“山海经”世界，吃的动物之多，居然吃出了个骨器时代。

如果说苏美尔有可能是《圣经》中的上帝伊甸园，那么河姆渡可谓同一时期东方的天道伊甸园，虽然苏美尔人已进入铜魂时代，河姆渡人还在石灵阶段，但他们各自开辟了东西方文明的摇篮。

如果说人之初的文明，就是要实现人对于自然的权力，而非人与人的争夺。那么，河姆渡文明更近于伊甸园的原貌，苏美尔文明显然沿着失乐园的方向前进，当河姆渡人向着万物实现其万物之灵的自然权利时，苏美尔人已开始在人与人之间要求政治权利了。

灵魂的天梯——金字塔

苏美尔文明倒下时，近东地区出现了文明倒挂。巴比伦取代苏美尔，恰如罗马之于希腊，日耳曼人之于罗马。

古埃及稍晚于苏美尔人，第三王朝法老“诸神的身体”左赛尔开始建造古埃及第一个阶梯金字塔。公元前25世纪，古王国时期，吉萨高原上矗立三座金字塔，月光下银白色，黎明时银灰色，中午时金黄色，夕阳下玫瑰色。其中，胡夫金字塔是目前发现最大的木乃伊贮藏室，据说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是胡夫的面相。

苏美尔乌鲁克金字塔，早于埃及约二三百年，它们之间有文化亲缘关系。更早的金字塔，出现在埃利都。有人说，金字塔就是通天塔，这样的说法，曾经出现在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铭文里，铭文说道：金字塔是法老上天的天梯，法老的灵魂要从这里上天去。还有人认为，在埃利都发现的金字塔，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巴别塔。

其他如战车、灌溉、青铜、人像等，也有苏美尔文明的遗传，如底比斯第十七王朝，便在来自近东的军事装备马和战车帮助下，把三角洲地区的外国统治者赶走，重新建立王朝。

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晚于楔形文字二三百年，被称为“神的文字”，认为文字是神创造的，这与中国仓颉造字说相仿。古埃及文字，不像苏美尔文字那样深入百姓日用，在古埃及文明里，文字具有神性，是一种神的权力，多用于对人的统治。

古埃及象形文字

几乎所有的国家起源，都源于“政教合一”，权力和信仰，从来就是国家的核心，文化传统不同和文明程度有别，会使各国有所偏倚，或侧重政治权力，或偏向宗教信仰，但它们都不可或缺。

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宗教改革出现在古埃及，那是一次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型的革命，发动者是十八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始于公元前14世纪。他在宗教中引入阿顿神，与传统神祇不同，阿顿没有人形，而是太阳，发出创造宇宙的光芒，哺育万物生长，它是唯一的神，阿蒙霍特普四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阿肯那顿”，意为“对阿顿有益者”。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古老的“文化大革命”了，太阳神取代了古埃及的创世神阿蒙神。《亡灵书》中的“阿顿颂诗”，是“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原始版本。

而比阿顿更早的一神，便是5000年前中国良渚人的太阳神。不过，良渚人的一神，是未经分化的统一性的神，包含了自然神和人格神，将以人、鸟、兽为代表的万物有灵的神性，在太阳普照下统一起来，只有太阳的光芒具有这样的统一性。而与阿顿神前后差不多的，还有中国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太阳神鸟”，将太阳光轮十二等分，“阿顿”本义，也是指太阳光轮本身。

定居，意味着人有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从自然循环中独立，不但结束了人与动物争抢洞穴的自然状态，而且从此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世界。当苏美尔人忙着打造城市时，东方河姆渡人也以定居的方式播下了一粒城市文明的种子，这粒种子在良渚文化里发芽，还以土台的方式生长了中国的金字塔——5000年前良渚先民土筑的陵墓和祭坛，其年代和样式，都与古埃及的金字塔相似。位于苏州昆山的赵陵山是土筑金字塔中最典型的一座，其中，除了那些精美的玉饰物，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杀殉，成为最高暴力的源头，更有太极图的原型“源极图”为族徽，展示了中国最高智力的渊薮。

金字塔，作为一种文明景观，最早出现在苏美尔文明中，巴比伦文明中也有过金字形神塔。登峰造极，且闻名于世的金字塔，则在古埃及文明中，而古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全新世神话——《山海经》谈文明古国，常以中国忝列，看来似乎相去甚远。

若以史册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比巴比伦王朝晚了何止一二千年！还在公元前1700多年前，巴比伦就产生了一部能够放之四海足以傲视上古的《汉谟拉比法典》，论文字和语法的完备，殷契卜辞之类怎能比肩。王朝里的那些事，中国是有差距的。若不以王朝中国自居，而以文化中国托底，上溯至同一时期的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那么中国文明可谓渊源有自，中国的来历也可与之看齐。

中国从哪里来？从《山海经》世界来，《山海经》是文化中国的摇篮。这摇篮，不仅是个“茫茫禹迹”的华夏时空，它应该有着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在时间上，它应该以全新世开端为起点，以禹迹出现金石并用作为它下限，对应于文化中国，相当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而其空间跨度，在我们看来，便是那条以撒哈拉为起点的绿洲之路和以彩陶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人类文明之路。

中国的出现，以“全新世”神话为契机，正是神话，开创并记录了“全新人”趋于神、走向神的历程，而《山海经》便是这样一部承载了“全新世”文明进程的在中国结集的神话，以中国方式描述了“全新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展示了“全新人”图腾化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样式。若就其相对于考古学的时代性而言，它应该就是新石器时代亦即我们所谓“石灵时代”的产物，而且它已开始迈出走向青铜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铜魂时代”的脚步。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还有一个时代，那就是以陶艺“造物”为标志的彩陶时代。“造物”是神话的灵魂，所谓神话故事，也就是“造物者”的那些事。

在文明的源头，没有民族和国家的樊篱，加上还有个大暖期，使得如今横亘亚、非的沙漠带，在那时可是一条穿越了大半个地球的绿洲，从热带到寒带，温暖加速了文明的动脉，东西方就在这条绿洲上往来，开辟出一条文明的通道——彩陶之路，就在那条从撒哈拉经由美索不达米亚通往中国的绿洲之路上，彩陶来往牵动着东西方。

人类之于石器，只是顺着石头的自然属性来加工，无论旧石器还是新石器，就其本性而言，依然是石头自然属性的延伸，而非人的创作。但陶器却不同，它由人原创，以开窑制陶为原型，人类有了创世观念，相应的，便有一个个“造物主”问世，在文明的本质上打下创造的烙印。况且，陶为媒，远胜于石，石可铭，宜于纪念，陶流通，宜于传播，用陶器来做传媒材料，东西方才开始了广泛交流。

交流的标记留在陶器上，先是安特生等人发现了陶器上西来的那一部分，后来，中国考古人又找到了东传的部分，东西文化交流，上演了一场“彩陶文艺复兴”，彩陶之路上的仰韶-马家窑文化，就如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都是“文化好东西”的产物。

文明的转型——古典性

据说，公元前15世纪时，宙斯一怒之下，发了一场大水，要灭绝人类。洪水过后，留下一男一女，他们生下赫伦（Hellen）。赫伦是希腊人的始祖，于是，希腊人便被称为Hellener。

赫伦的子孙，分了两支发展，一支是阿卡亚人，一支是爱奥尼亚人，他们分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

提卡半岛上定居下来。经过多次迁徙，他们完成了游牧向航海的转型，骑士、海盗、商人三位一体，他们留给历史的，是迈锡尼文明，荷马称他们为“阿卡亚人”，而“希腊人”一词则来源于罗马人对他们的称谓。

1952年，英国人迈克尔•文特里斯释读了“线形文字B”，以为是希腊语的一种早期形式，他指出，在米诺斯文明后期，阿卡亚人曾以主人身份接管过克诺索斯王宫，由于对地震心有余悸，他们不遗余力，将克里特岛的财富和文化遗产搬到希腊半岛上去。

他们的商船定期开往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赫梯等地，还远涉重洋，向西航行，到过大西洋，向东北，则进入黑海，从黑海到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商道，是迈锡尼王国的生命线。阿尔戈斯英雄深入黑海地区，取走“金羊毛”，还带走了科尔基斯国王的女儿美狄亚，而特洛伊人拐走海伦，便是对阿卡亚人的报复。后来，希罗多德在谈到希波战争的起因时，还一再提到这一点。

阿卡亚人以贸易立国，他们的强项是商业和手工业，可农业、牧业、矿冶业是他们的薄弱环节，因此，贸易不可或缺。为此，他们趁机入主克里特岛，攫取米诺斯人的海上霸权，通过近两个世纪的移民和殖民，将地中海变成他们的内湖。

可特洛伊人的崛起，使他们如芒在背，不光是贸易上的竞争对手，还因其处在黑海与地中海的通道上，扼住了迈锡尼王国的咽喉。因此，对于特洛伊人，阿卡亚人是不惜一战，不得不战的。

这一时期形成的迈锡尼文明，与后来兴起的希腊文明有很大的差异，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点往往被史家们所忽视，就连荷马本人对于当时迈锡尼文明的了解也是片面的。

《荷马史诗》对于历史的叙述是可信的，对于文明的诠释则有偏差，他用了后来才出现的城邦的观点来释读迈锡尼文明。

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告诉我们，迈锡尼王国以王宫为中心，国王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依靠一个固定的职业的管理阶层——书吏，王室行政机构既控制着财富的生产，也控制着财富的分配和交换，以王宫统治全国，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王国”。迈锡尼文明说到底还是古代文明，古代文明在本质上皆为王权主义。

巴比伦国想象复原图

古代与古典有着不同的文明属性，古代与古典的分水岭，便是那个轴心期，被轴心期的理性之光照耀过的文明，才是古典文明，而古代文明的代表，就是那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其中，有两大古国，也就是古埃及和巴比伦在轴心期理性初曙时就已消亡，古印度和中国则从古代到古典，带着古代性的余晖，参与到辉煌的轴心期，其文明的历史形态，因而具有了古代与古典的二重性，正是古典性的存在，完成了对文明古国的救赎，使得两大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历数千年而依然。

二希文明从古代到古典，则以革命的方式完成。摩西率领人民出埃及，就是希伯来文明的古典性对古埃及文明的古代性的革命，同样，希腊方式的出现，也不是对迈锡尼文明的古代性的继承，而是以革命的方式完成古典性的转型，以至于我们从希腊方式上看不到一点迈锡尼王国的影子，只能借助考古学的发现和对线形文字B的释读，才能重新发现早已中断了的迈锡尼文明，革命如此彻底，就连荷马也不知道希腊曾经有过一个迈锡尼王国，《荷马史诗》里讲述的阿卡亚人已绝缘了文明的古代性，完成了古典转型。

文化好东西——轴心期

二希文明的轴心期由摩西、荷马开启，中国文明的轴心期从同一时期的周公开始，他们都是古典理性的启示者，属于先知，但还不属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里的那个最辉煌阶段的代表人物。雅斯贝斯的轴心期，专指那个最辉煌的阶段，我们则为这个阶段安装了一个头和尾，以世界文明的理性初曙开头，以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追求结尾，而中间便是那个如日中天的个体性的哲人时代。从古代到古典这个历史的区间，便止于轴心期开头的那个阶段。

中国上古文明，经历了两个阶段，历史上称之为“汤、武革命”，一是由商王“汤”发端的“神化革命”，二是从周王“武”开始的“圣化革命”。“神化革命”的目标，出于君权神授，指向“神王合一”；而“圣化革命”的目标，则是“圣王合一”。如果说夏商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从“共和”向“革命”的转变，那么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则发生了从“神化”向“圣化”的转变。

如果说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中国古代文明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期，那么殷周之际的“圣化革命”则使中国文明从古代时期进入古典时期，使神本主义上帝观转变成民本主义天命观，以内圣外王、封邦建制的政治追求取代君权神授，开启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这也就是孔子何以要“吾从周”，并且梦见周公了。

荷马时代的中国，像古代地中海世界一样，处于王国征伐与文明转型时期。儒家文化盛誉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在时间上，约与希腊文明同时，公元前21世纪，以夏为标志的“华夏摇篮地”诞生，而希腊的克里特岛上则有米诺斯文明兴起。

公元前16世纪，商灭夏，大约同一时期，古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南下希腊半岛，取代米诺斯文明，建立了迈锡尼王国。

迈锡尼王国在经历了英雄王国和官僚王国两个时期后，便开始衰落。商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阿卡亚人发动特洛伊战争时，商也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当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商王国则被周人乘虚而入；当“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奏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序曲时，殷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也被归咎于“女子与小人”的贪欲。商文明也在经历了先王和王朝两个时期以后，在王国向着帝国的发展中突然倒下，同迈锡尼文明一样，没有完成王国向帝国的转变。

与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王国几乎同时，公元前1046年，中国开始了周灭商的战争。当周人开始使用马拉战车时，多利亚人已娴熟的运用骑兵；当周人入主青铜文明时，多利亚人早已成了铁器时代的主人。希腊进入古典时期，当然不是从多利亚人入侵开始的，但多利亚人对迈锡尼王国的致命一击，终结了西方古代文明。

如同摩西引导人民走出埃及，荷马也成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导师。荷马史诗在民族的迁徙中诞生，它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再度崛起的宣言。希腊方式——城邦制，诞生在“史诗”的摇篮里，而中国方式——封建制，则在“祭祖歌”的“诗史”中分娩。“史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奠基，而荷马就是古希腊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代表；“诗史”是一个王朝的记忆，以家族为根柢，以“祭祖歌”的形式，使宗庙祭仪上升为宫廷礼仪。总之，“史诗”是民族性的，而“诗史”则是家族性的。

在古代世界里曾经有过两次伟大的迁徙，一次是古代阿卡亚人的迁徙，在迁徙中诞生了荷马史诗，缔造了城邦民主制；另一次是希伯来人的大迁徙，这次大迁徙使摩西脱颖而出，成为了基督教的先知。这两次大迁徙所形成的“二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基。在历史上与阿卡亚人相似的，是近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迁徙，他们在迁徙中发现新大陆，他们在迁徙中创造新文明，他们将自由民主的城邦制发展为联邦制。

文明的迁徙，正是“全新人”才有的特征，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文明的迁徙中完成。但是，如何能在迁徙中克服文明的冲突和战争，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这在民族国家形态的文明中，成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的悖论。即便如此，我们也别忘了那个“全新人”的梦：那就是“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