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长在浙江奉化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家庭，他的母亲王氏长年礼佛。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是他与宋美龄达成政治婚姻的先决条件。随着宋美龄成为蒋介石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信仰在蒋介石手里也逐渐变成宗教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严格来说，像这样政教合一的宗教操作，本身就是对耶稣基督所提倡的大同博爱、政教分离的基本教义的一种背叛。

1930年10月24日，也就是蒋介石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赋予自己一种中国耶稣的神圣使命：“党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乃为余宗教精神之基础，此生以基督为余唯一之模范，救人救世，余当永矢勿渝也。”

1937年3月26日是耶稣受难节，蒋介石在南京对基督教美以美东亚联合议会特别大会发表书面致词“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以自己在西安事变期间阅读《圣经》的感受为例证，说明“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于其革命主义亦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

接下来，蒋介石通过对耶稣基督和孙中山的偶像崇拜，把基督教与国民党的革命教义贯穿了起来：“先总理耶教基督徒也，出其得于耶稣者，为弱小民族谋解放，为痛苦民众谋幸福……余为从事中国国民革命之一人，余对总理信仰之笃，虽无宗教之关系，然实无异于宗教，此即宗教式之信仰。此余所以始终成为总理救国救民之信徒，而今且成为耶稣救人救世之信徒也。”

1937年9月17日，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紧要关头，以中国耶稣自居的蒋介石阅读《圣经·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时，竟然疯狂到像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那样说：“上帝示意，许誓中国成为基督教国。”

1938年4月16日，也就是耶稣复活节的前一天，蒋介石应中华基督教全国联合会的邀请，向全国基督徒发表“为什么要信仰耶稣”的广播演讲。他在演讲中所列出的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第二，因为耶稣是社会革命的导师；第三，因为耶稣是宗教革命的导师。

接下来，蒋介石把国民党已故总理孙中山连同他自己牵强附会为中国耶稣，并且把辛亥革命期间由多种力量合力促成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归功于孙中山一个人：“总理以悲天悯人为怀，融贯耶稣革命的精神，本着博爱两个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着牺牲的精神，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卒能推倒清王朝的帝制，创造中华民国，完成他民族革命基业。”

应该说，在这种为了个人崇拜而不惜歪曲改写历史的公开演讲中，基督教信仰只是充当了蒋介石的宗教为政治服务的遮羞布。

1943年3月，由蒋介石署名、陶希圣和陈布雷等人操刀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其中专门谈到基督教的“文化侵略”：“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与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以基督教义为思想的根本。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

太平天国的革命，只是借用基督教的天父、天子的外壳衍生出了明显背离基督教义的所谓天兄、天弟，其根本思想依然是中国传统的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家天下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的“民族精神”。蒋介石所谓的“国民革命”，在这一点上与太平天国高度一致。平心而论，中国社会致力于保护个人权利和工商业发展的甲乙双方契约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政意识，恰恰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中学习引进的。基督教会所享有的“特殊的权利”，其实是中国社会从来不予保障的并不“特殊”的基本人权。像孙中山、章太炎、黄兴、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人，恰恰是利用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的有效保障，躲藏在上海、北京的租界和使馆区秘密从事地下活动的。进一步说，文化是无国界的，一个正常文明的现代个人对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应该采取的是胡适式的充分世界化的学习态度，而不应该冠以污名化的“文化侵略”的标签加以仇恨和抵制；更不应该像蒋介石以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那样，利用基督教为其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家天下的所谓“革命”，提供宗教神圣化的政治宣传。

按照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维开的说法，蒋介石每日晨起，必做朝课，包括读经、反省、祷告等；每周日至教堂礼拜，“决大事辄求助于信仰”。除日常所记外，他有事会以祷告翻《圣经》，寻求启示。“此种翻阅《圣经》问事之举动，蒋氏称之为‘问卜’”。

所谓“问卜”，说到底就是中国民间道教所擅长并且为儒教庙堂所惯用的巫婆神汉、善男信女的算命打卦看风水。蒋介石的如此表现，堪称是把外来的基督教《圣经》在宗教为政治服务方面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成长于基督教家庭的宋美龄的相关表现，与蒋介石高度吻合。她与蒋介石结婚后，在蒋介石支持下筹办国民革命遗族学校，推动所谓的“新生活运动”，领导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其首要目的就是维护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专制独裁的统治地位。

1944年7月5日，蒋介石约请国民党内部及中外基督徒共75人，为宋美龄去巴西休养举办送行茶话会，他在长篇讲话中提到重庆的社交圈里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是他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和一个女护士生了一个私生子。他为此表白说：“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

宋美龄的发言比蒋介石更加激昂慷慨也更加自欺欺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事实上，蒋介石日记充分证明他和宋美龄的所谓“道德”和“感情”，并不比其他夫妻更加纯洁、更有力量，他们所谓的“道德”上的“贡献”和“力量”，说穿了就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克念做圣，至今邪念妄想，尚不能克洗。何以对圣灵？何以成大业？戒之。”

2月11日，蒋介石写道：“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动心，其能有成乎？”

11月14日，蒋介石写道：“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

1943年9月15日的蒋介石日记，前面五行被他自己涂去，只留下这样一段话：“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

按照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的解释，蒋介石的“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尤其是被涂去的五行日记，所针对的是当年轰动山城、传说纷纭的前女友陈洁如：“足证蒋、宋之间发生矛盾，处于分居状态……应是宋察觉蒋、陈之间‘新’关系的结果。”

关于宋美龄与蒋介石1943年8至9月间为期一个多月的夫妻分居，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唐纵在8月15日的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

由此可知，宋美龄这一次赌气住进位于重庆新开寺的孔祥熙家里，是为了给大姐夫孔祥熙争权夺利，而不是杨天石所说的为陈洁如第二次来到重庆争风吃醋。徇私枉法的权位之争，才是蒋介石、宋美龄这对自以为道德高尚的几乎没有正常性生活的政治夫妻的第一关切。对于这种严重缺乏“道德力量”的夫妻生活，唐纵在日记中留下的感叹是：

“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亦苦矣！”

“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

1950年1月13日，宋美龄从美国飞往台湾与蒋介石团聚。她在飞机上问自己：“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害得大陆失守呢？”她找到的答案是：“虽然我的的确确想做一名基督徒……我一直都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按蒋宋美龄的意志行事，而不是由蒋宋美龄按上帝的意志做事。”“我一直都在利用上帝，却从来没有纯粹地只为祂做过事情单独工作过。”

所谓“利用上帝”，就是配合蒋介石的宗教为政治服务。按照宋美龄的说法，她在飞机上灵光一现，想到要成立一个祈祷团，要“将上帝作为我的动力”，“只有不断重申我们的忠诚，我们才能永保对上帝的爱，使之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

到台湾后，宋美龄很快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并且利用祈祷会在军队里开展传播福音的工作。在祈祷会之外，宋美龄还在蒋介石支持下组建了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振兴复健中心、华兴学校等多种政教合一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招收军人遗孤和军官子女的华兴学校，其实是一家教会学校，宋美龄一再要求学生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爱人如己”，要懂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真谛”。但是，事情一旦牵涉到蒋家王朝的核心利益，所有的宗教道德都会被宋美龄和蒋介石抛到脑后。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1971年，85岁高龄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蒋介石，依然违背宪法赖在总统位置上不肯让位。由于便秘，他需要借助甘油来软化大便。11月的一天，侍从副官钱如标一连帮助蒋介石插了两个甘油球，蒋介石也没有拉出大便。蒋介石急切之下叫来另一名侍从副官，才发现甘油球没有塞进肛门里，而是插进肛门旁边的肌肉里面了。这一次的操作失误给蒋介石造成很大痛苦，钱如标因此被关押起来。

四年之后，钱如标的家属和蒋介石身边的一些人央求与宋美龄关系融洽的蒋纬国出面求情。蒋纬国说：“钱如标关了好几年了，可以给他出去了，他太太身体不好，小孩子也需要照顾。”宋美龄听了立刻把脸拉了下来说：“为啥要侬管？让他关，你的阿爹是他害的。”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教育别人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爱人如己”，要懂得传统儒教“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真谛”，说到底都是宗教为政治服务的自欺欺人的愚民说教，他们自己是不会十分当真的。

大致说来，基督教信仰一方面赋予了一心想专制独裁的蒋介石一种耶稣式的救国救民的宗教道德使命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他不再像陈其美、王金发、唐生智等革命党人那样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极端绝对化的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