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众的印象可能是，在一众古希腊罗马贤哲里，马基雅维利对李维推崇备至，然而他的写作风格更酷肖晚年的塔西佗，不仅文风洗练有力，端庄凝重，没有当时意大利流行读物常见的轻浮味，而且眼光毒辣敏锐，明白在历史当中以道德为目的的政治很少实现，坦然直面人性之恶，是以对柏拉图以降的各种乌托邦理念不抱幻想。两者画风是如此相像，以至于十六十七世纪那些疯狂崇拜马基雅维利的文艺复兴之士，往往对外自称塔西佗主义者。

两者唯一但非常关键性的区别是，尽管承认现世的阴暗与艰难，然而塔西佗依旧坚持历史的主要任务乃是惩恶扬善，政治不能缺乏道德这一维度，或者按照古典共和主义的一贯说法，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参与其间的公民的道德修养，也就是德性的提升，如果抛开这一点讨论政治就毫无意义。是以在他的主要作品《编年史》里，塔西佗道德家的一面极其显著，以至于有时甚至让人忽略其洞察人心，明晰万物的现实主义者这一面相。因此在欧洲传统上只面向贵族阶级而不是精神贵族的博雅教育里总能见到塔西佗的身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贵族为了消磨时间接受博雅教育，但博雅教育并不培养也培养不出贵族。

而他的私淑弟子马基雅维利则截然相反，不仅对理想国不抱指望，更对日常道德在政治中是否重要有所怀疑，进而困惑政治与道德的主从关系，造成了欧洲哲学传统的一次大断裂，至今依然以高度脸谱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鼻祖一角存于公众印象当中，该形象并不真实，但非常公正。

两者的大不相同可能与其置身环境息息相关，尽管塔西佗一生经历多位僭主暴政，但中年以后罗马迎来五贤帝中兴的局面，是以帝制虽然已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社会却没有溃烂到晚期罗马那不可救药的地步，这让塔西佗对未来仍然抱有被他的后世追随者认为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马基雅维利身逢末世，北意大利用四百年时间就演化完罗马人一千年的历程，各城邦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不逊于晚期罗马的风采。讽刺的是，这恰好是意大利所谓文艺复兴的巅峰时代，文雅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创造了他们土鳖祖先不敢想象的璀璨文化，却唯独保不住城邦的独立与个人的自由。

类似的演化并不为意大利人所专美，罗马人就亲眼见证无数昔日强盛一时的民族，在文明的腐化当中没落，最近的例子莫过于希腊，从击败乃至征服如日中天的波斯，到被病毒感染只能出产徒逞口舌之利的哲学家也不过短短两三百年时间，罗马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无非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因为孤悬海外，地理偏僻，民德损耗最晚，是以解决掉同样新兴的迦太基以后，征服其余日渐腐败或早已腐败的邻居如探囊取物般轻松。

因此老加图时代的罗马人从来不畏惧东方人的武力，却一再担忧被亚洲人的风俗腐化，而到塔西佗置身的时代，罗马腐败的征兆已初现端倪，只是病毒尚集中在帝都，近卫军的政变游戏没有影响到行省的战斗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还是越过阈值，不得不招引边境的蛮族充实军队，待到第一位日耳曼人皇帝马克西姆登基时，罗马堕落到只能仰仗被金帛吸引的蛮族保卫帝国，灭亡的倒计时在所有人头上滴答作响，等待骰子落下。

塔西佗对这样的未来并非没有预感，其早期作品《日耳曼尼亚志》里就对此充满焦虑，他在虔诚淳朴，洋溢武德的日耳曼人身上看到罗马称霸地中海之前的身影，一如在奸诈怯懦，毫无节操可言的埃及人身上料想到未来罗马堕落后的样子。古典时代的哲人普遍认为政体会不断堕落，从最好变成最坏，没有人能逃出这一铁律，这话放在民德身上可能也不会出错。他对这样的前景充满恐惧，然而在大势面前又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诉诸名山事业，向罗马人提供事关美德的教育。至于能不能成，他自己也不知道。

传统上人们认为塔西佗著述《编年史》与《历史》的目的，在于追问：罗马的共和政体为何最终演变为僭政？不过鉴于塔西佗所叙述的内容起始于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上位，而考察罗马从共和变为帝制理当就共和国末年民主派与贵族派党争，前后三巨头的内战这一时间段切入，再不济也应当重点描述屋大维独裁期间政制的设计与变迁，所以或许将其主要目的归纳为，试图探明为何罗马的僭政根深蒂固，哪怕在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禄死后，罗马也没有回归共和，反而在一连串内乱后重新回到帝制的不归路更为妥当。

而在塔西佗的分析里，罗马的帝制根深蒂固首先归咎于两个人：屋大维与他的继子提比略。屋大维吸取凯撒的教训，不去冒犯罗马人尚存的共和意识，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成为独裁者，而是通过骗术与伪装，一步步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用吉本的话说，就是建立了一个以共和形式伪装的君主政体。名义上罗马皇帝或者说元首来自元老院的推举，但实质上元老院作为门面工程，只是一个橡皮图章罢了，并不比苏维埃更有权力。

这一变革影响甚大，但是他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因为作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已经不存在支持共和的实力派可以挑战屋大维，剩下的贵族又满足于在新体制内通过奴颜婢膝升官发财，更何况旧制度已经因为战争崩溃，全仰仗屋大维建立的新秩序才能给罗马与行省带来和平。

而如果说屋大维是始作俑者，那么提比略则是他最好的继承人。塔西佗痛苦地指出，就是在这个不论道德还是才智都很平庸的僭主手上，罗马人养成了奴性的品质，这种品质在随后的数个王朝中始终伴随他们，无论帝王如何更迭，也如附骨之疽阴魂不散。

与其继父不同，提比略不仅缺乏才能，更没有屋大维的风度与自信。僭政合法性的缺失与僭主才智的匮乏放大了提比略多疑猜忌的性格，因为始终缺乏安全感，所以他本能地提防任何优秀人物，甚至对自己的继承人日耳曼尼库斯也充满恐惧，以至于到了病态的地步。不过公正地说，这并不是提比略的专利，历代罗马皇帝或多或少都有此特征，比其更嫉贤妒能的大有人在，提比略的罪过在于首开先河，奠定了路径依赖。

由此也可得知，专制的危害不仅在于恐怖，也在于平庸。如果共和的毁灭只是因为制度的转变，那么在较温和的元首手上，未尝不能保留些许元气。但是僭政不仅摧残人的肉体，更阉割人的精神，这可能是更致命的关键。在古代专制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因为会威胁到僭主的统治，被一一铲除，于是像进取勇敢正直诚实这样与才能高度相关的模因，由于不利于人们的生存而被抛弃，只有颟顸怯懦虚伪奸诈才能留得一命。而在一代代僭主像除草机一样收割人头进行筛选以后，人类一步步退化如虫豸，走向柏拉图预言的历史终结。

是以在提比略一朝，僭政通过严刑峻法被彻底巩固，老罗马人的自由精神被一步步摧残，对告密者的纵容与鼓励导致社会中万马齐喑，使得被击败的共和主义者朝漠不关心政治的臣民转变。在提比略以后，罗马不再有任何意义上的共和政治可言，随后帝国历史将被充斥阴谋诡计的宫廷政治与耗资甚大但战力日减，经常哗变的雇佣军支配，而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大部分时间作为君主的应声虫，非常出色地完成他们的陪衬工作。从此，人们必须接受他们在罗马的主人的任何决定，并无力反抗，同时丧失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也不再有自我管理的意愿。

但是提比略对此并不负有所有责任，在《编年史》一书中，塔西佗无奈地告诉人们，如果不是罗马的贵族阶级自愿成为专制者的统治工具，争相在僭主面前献媚，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将伪善、溜须拍马与恶意中伤作为日常生活方式，提比略的伟大业绩也不会推行地如此顺利。提比略的政策导致并加速了元老院的腐化，可就连他对贵族们的奴相也感到厌恶与唾弃。据塔西佗说，每当提比略走出元老院，都会忍不住用希腊语感叹，真是擅长做奴才的一群人。《编年史》接下来的篇章便是讲述提比略之后的皇帝们是如何进一步腐化他们的帝国，尽管幅页众多，但不过是影子重复影子，真正值得在意的是塔西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僭政制度下，一个不愿同流合污的人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美德。

盎格鲁—撒克逊学界对此讨论不多，根本不予重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生存于僭政当中，所以对有人研究这种生存技巧感到很不可思议 ，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让人不舒服的傲慢，如果有人勉强为之，文本里也充斥着民主党周日集会上清新的爆米花味。倒是欧陆由于绝对主义时代的影响，倒是有不少议论，美国学界讨论塔西佗第二个议题的，多半有欧陆学术背景。

在《编年史》中，塔西佗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僭政越猛烈，人就越难以坚持，不过由于他中年以后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如同哲人王一般的罗马五贤帝的统治才刚刚开始，所以他还能充满信心地援引苇斯巴乡以身作则，扭转社会爱好奢靡风气的例子，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道德循环论，像司马迁一样认为人类道德可能存在周期性的轮回，所以罗马可能还有救。遗憾地是，诚如我们所见到的，五贤帝以后罗马便盛极而衰，即便有基督教收拾人心，也阻止不了帝国整体在道德上的腐败与毁灭。

生于末世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马基雅维利就对塔西佗的乐观嗤之以鼻，但这也不是塔西佗的过错，毕竟他只能看见他所看见的，相信他所能相信的。塔西佗在书中列举多位才俊之士的不同遭遇，说明在积重难返的僭政当中审慎最为重要，正人君子理当谨慎、妥协乃至必要的伪装，使有用之躯可以熬到政治清明的时候发挥作用，因为在邪恶猖獗的地方，简单追求良善是没有用处的，过分的希望更容易导致失败，倘若一个人期待善的简单胜利，说明他不谙世事。人们应该学会接受世道的黑暗，但同时也不放弃希望。所以他在赞美特拉赛亚毫无奴性的道德品质的同时，又遗憾他轻率地去死，塔西佗以为如果他能够活着，无疑能作为榜样让更多心智不坚定的人鼓起勇气，而不是见到好人下场凄惨而退缩。

公正地讲，塔西佗关于审慎的道理说明他对人心的观察确实很老练，可似乎没什么用，罗马还是灭亡了。他对未来最低限度的乐观使他拒绝了霍布斯式的看法，后者作为英语世界的异类，于各个政权中左右逢源的生存大师在《论公民》里毫无保留地向读者公布自己的活命技巧：在僭政下美德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也不要对其保持信心，该做的是抽身而去，趁早跑路。

不能说塔西佗的理论毫无道理，但这可能仅适用于文明尚未病入膏肓的初期，到了真正积重难返的时刻，义人无论如何作为都不能协泰山以超北海，该完蛋还是要完蛋，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可能看的更加透彻。

不过塔西佗的道德循环论也未必是错误的，只是并不是发生在文明的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明之外，充满德性被塔西佗看好的日耳曼蛮族最终还是取代了德性丧尽的罗马人，在后者生存的土地上另起炉灶，开始又一轮堕落史，直到被新的蛮族取代。用斯宾格勒式的语言形容，罗马文明发育到烂熟以后机体凋零而死亡，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种子投到远方，种子继承母体，像人类生殖繁衍一样代代传承。对文明演化来说，旧文明灭亡未尝不是好事，能为新文明腾出空间。前提是被腐化掉的旧文明人口全部消灭干净，历史上英格兰能顺利实现宪政而法兰西不能有很多种原因，有一种极度政治不正确的解释是，盎格鲁人灭绝了所有作为腐化病毒感染源的土著而法兰西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