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焦虑】

中国不是王朝

良渚文化对玉的追求，造就了一个玉制的国家和玉文化的“良渚化世界”。

龙山文化对于“合众国为一国”的追求，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最早的中国”不是夏朝，良渚文化跟禹有关，跟夏朝无关，即便在传说中，禹也不是夏朝的开创者，他的儿子启，才是传说中夏朝的始作者，我们寻找“最早的中国”，不是寻找夏朝。

“最早的中国”原本就是个“合众国”，是由许多文化合成的一个“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早就存在，它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代表。彩陶时代，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做了“文化中国”的代表；玉器时代，良渚文化做了“文化中国”的代表；青铜时代，滥觞期以龙山文化做代表，“王朝中国”时期则以商朝做代表。随着“王朝中国”不断的改朝换代，“文化中国”也不断开创自己的新时代；“王朝中国”的时代性，表现为一个个朝代，而“文化中国”的时代性，则表现为诸如《诗经》时代、诸子时代等。总之，我们说中国文明五千年，是针对“文化中国”来说的，“王朝中国”充其量只有三千年余年，所谓“文明古国”，要放在“文化中国”上来说，不能放到“王朝中国”上说。

考古学在中国兴起，是考据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考据学里产生了一个疑古时代，但考据学只有文献依据一条腿，疑古尚嫌不足，刚好考古学补充了文物证据，疑古时代终于可以两条腿走路了。可刚走了几步，便有人想要回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从“疑古”走向“信古”，也就是走向王朝回归，把已经被考据学怀疑和否定了的帝系，企图用考古学重新找回来。

政治上是早已不能复辟帝制了，何以文化上还那么热衷于复辟帝系呢？“信古”没有错，但“古”不能同王朝等同起来，我们相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不等于认同中国王朝史有五千年，我们也“信古”，但我们“信”的不是王朝中国的“古”，而是文化中国的“古”，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疑古”思潮对史官文化及其王朝史观的怀疑，但我们不能同意打着“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旗帜怀疑文化中国的“古”，我们不反对“西来说”，但我们更加相信有“西来”必有“东去”，除非人种都换了。

有人说，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墟，或者说希望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那还是因为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传统，就是从王朝出发。殷墟的发现，虽然号称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有册有典”的商朝，但其实，还是在延续清人的考据，只是在历史的考据法里加了个“二重证据”。将考古引入史学，本来是一次“范式革命”，然而，考古学对于史官文化和王朝史观的挑战，却被“二重证据法”扭转了，考古学的意义，从发现远古文化中国，转向证明王朝中国，满足于用地下证物来确认传说中的王朝，用碳十四之类的科技玩意儿，将一代王朝的存在往前推它个几百年乃至于上千年，不光为民族主义打气，还为王权主义寻根，这样，史官文化的仓库里又多了一件修补历史的工具，考古学变成了修补术。

以殷墟成功为范例，考古人又走向以“二重证据法”来确认夏墟，可他们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从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中去发现它们的统一性，发现那个文化中国，可惜并未这么做，因为在文明的源头上，他们还没有分清什么是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还在把王朝当做中国。

以王朝作为中国的本体和主体，这在王朝史观里，已然天经地义，王朝遮蔽中国，王权代表文明，历三千年，迄今未已，近代虽有新文化运动兴起，或以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变更之，但还是附着于王朝立言，言经济而重“资治”，谈文化而贵“经世”，历史观的经纬度，横竖还立在王朝里。

二里头刚冒头，马上就联想到夏墟，这已成为习惯和思维定式，王朝史观牵着考古学的牛鼻子，走在“王朝为体，史官为用”的王朝中国的老路上，然而，所见的考古学面貌，却是个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世界，还是个由庙底沟类型二期同龙山文化融合的中原龙山文化——文化中国的样子。

所以，“最早的中国”，就应该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说起。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比它更早的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吗？为什么就要从庙底沟说起呢？我们的看法是，无论河姆渡也好，马家浜也罢，都未能形成具有“中国”规模的全国性影响，“文化中国”开始形成，便由于庙底沟类型。

距今约六千年前，有一种文化，覆盖在陶器上，发着红与黑的极其简约的色调调，向我们宣示着人性的原生态的大朴之美，表达了一种万物之灵特有的美的诉求，开显了以审美为标识的宇宙，这就是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文化，尤其是彩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有人采集了庙底沟类型的几乎所有彩陶纹饰，检索了它们的分布范围，将这些范围结集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庙底沟彩陶文化传播的全景图，此图所覆盖的疆域可谓辽阔，北抵河套，西至甘青，南及长江，东临大海，称得上是一个“最早的中国”，最起码，这样的一个范围，便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如此大范围的文化认同，确立了“文化中国”。

科学时代来临时，英国人培根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如果让六千年前彩陶时代的人来说，他会说“审美就是力量”。在知识和威权尚未开化与确立的时代，没有比美更容易使人达成共识，没有比共同的审美活动更容易使人产生认同并形成文化共同体了。彩陶之美，美在形制，更在图案与纹饰，而图饰之中，被认同程度最高，播散范围最广，达成共识最为普及的，便是庙底沟类型的花瓣图饰，有双瓣式、四瓣式和多瓣式，据说，“花”与“华”同义，“中华”的根底就在这些花瓣里。

庙底沟彩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众传媒，这些陶器在流通中传播的不是信仰，而是美。信仰有分别，有分别，就有对错，就有是非，就要求真理，美无分别，但有差异，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会产生对立，更不至于势不两立。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也许就在这里，西方基于信仰，中国立于美，因此“最早的中国”是一个追求美的国，将美的样式普及于全国，应该归功于庙底沟文化。正是庙底沟的彩陶文化的普及成为了文化中国的缘起，中华文明之源，最初的起点，就在庙底沟遗址。但其局限在于，因完善而僵化，当玉器时代来临，它反应未能及时，后果，就如同良渚文化对青铜排斥。

重启考古目标

玉器时代，“文化中国”便以“起于东南，成于西北”的良渚文化为代表了。良渚文化不仅狂热追求一个审美的国度，同时，还热衷于建立一个信仰的国家。

如果说对于美的追求形成了“良渚化世界”，那么对于信仰的追求则成了千古绝唱。也许有人会说，那个最早的王朝，也就是殷墟里的王朝——商朝，不就是个审美与信仰高度结合的朝代？

诚然，殷商青铜文化经由良渚玉文化而来，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依然展示了“良渚化世界”的样式，而且，殷人“率民以事神”看来也能从良渚文化里找到信仰的原型和上帝的“瞻焉在前，忽焉在后”的身影。但，我们还是要将它们区分，因为它们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代表，一个代表了玉器时代，另一个代表了青铜时代，同时，还是两个中国的代表，一个代表了文化中国，另一个代表了王朝中国。

良渚文化发展了庙底沟文化的审美理想，成就了玉器时代的辉煌，但，有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的美附着于信仰，就如同欧洲艺术离不开宗教，这就与庙底沟以来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不一样了，“文化中国”并未全盘良渚化，而是做了自己的选择，它选择了玉制的国家，放弃了信仰的国度，我们从龙山文化到陶寺文化再到石峁文化，所见的情形，便是在“良渚化世界”的进展中，信仰却不断衰退。

但是，我们还是把史前中国的重点放在了良渚文化上，既没有放在比它早的庙底沟文化上，也没放在比它晚的龙山文化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谈“文化中国”，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是国家形态。庙底沟文化，在文化形态上有了一个“中华”的样式，然而在国家形态上却未能形成“中国”格局，也就是说文化普及的范围还没能向着国土规模转化，文明的样式还没有向着国家制度转化，而这两点，恰恰便是良渚文化的优长，正是在庙底沟类型的文化的江山基础上，良渚人用“礼玉”化的玉器，表达了他们“惟王建国”的理想，谱写了他们“体国经野”的主张，以及他们的信仰。

或曰，何以不选龙山文化作为史前文化中国的重点，难道“合众国为一国”的理想不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吗？既然文化中国的史前面貌呈显出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大融合的样式，何不直截了当就以龙山文化作为文化中国的出发点呢？这就跟我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了。

我们认为，中国史前文明的时代性与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那就是西方文明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有过一个玉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国家起源是在玉器时代而非青铜时代，现在喋喋不休的所谓“中国特色”，放到史前来看，就是世界文明史上那个独一无二的玉器时代，正是通过玉文化的兴起和普及，出现了代表国家观念的礼玉，形成了作为国家制度的礼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玉是文化中国的国体，青铜是王朝中国的国体，龙山文化属于两头跨，两不靠，哪一头都不能代表，它既不能代表那个玉制的国家，也不能代表后来的青铜王国。

龙山文化的优势在于大融合，先是两河流域的南北大融合，把江南良渚文化与中原庙底沟文化融合起来，它接过良渚文化“从东南往西北”的文明迁徙的接力棒，来到中国农牧分界线上，将农牧两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文化融合起来，不仅如此，它还在文化转型中承上启下，融合了两个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但它对哪一个时代都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既不是玉器时代的经典，也不是青铜时代的经典，它不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原创性，但它却以文化大融合的方式实现了“合众国为一国”。

那时，地旷人稀，风物宜人，选个安身处，聚族而居，立国而居，都不算困难，所以，迁徙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常态，不是游牧文化总在迁徙，农耕文化也需要迁徙。不同在于，游牧逐水草而居，太史公谓之“行国”；农耕则筑城而居，谓之“城国”，亦即所谓“城邦”。国之初起，一城一国，多为城邦，国族繁衍，须向外殖民，于原邦之外，复立新邦，新老邦之间，即为联邦。联邦之初，先以血缘纽带论亲疏，再以地缘分布分宗属，继以文化认同“合众国为一国”，形成新的中心和中央之国——“中国”。

由文化认同所形成的“国”，便是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华”；文化中国的国家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文化形态和国家形态大体相同，但不完全一样。文化中国的文化形态呈现为文明的样式，王朝中国的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教化；文化中国的国家形态是天下为公的“合众国为一国”，王朝中国的国家形态则是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袭的“家天下”。西方人对“中国”的认同，是对文化中国的认同，而非对王朝中国的认同，是对文化中国的文明样式——丝瓷茶认同，而非对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儒道释认同，认同美丽中国而非王权主义。

国家的本质，身在其中，反而蒙昧，要从外面来看，就能看到最明显的那一点。例如，西方人看中国，汉唐时，通过丝绸看，称中国为丝国，宋元时，通过瓷器看，称中国为瓷国，明清时，通过茶叶看，但还未来得及称中国为茶国，就被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打断了。到了二十世纪，王朝终结，民国兴起，中国转向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不再以朝代称国，而是直接名之曰中国，但西方人却依然称中国为“china”，还是那个瓷国，个中缘由，除了一个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自称为“中国”有着自命为中心之国和中央之国的嫌疑而难以被接受外，也由于西方人对中国认识的传统，还在从文明的样式上而非从国家形态上来认识中国，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悖论，对内自称为中国，对外被称为china。如果有人认真起来，非要问一下“中国”二字的英文究竟，那你就会发现，在英文字典里就没有“中国”这两个字，因为“地球是个圆，中国在哪一点”？在世界地理和国际关系中没有中心，当然也就没有“中国”。

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不是世界地理上的中国，也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它只适用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的范围。放到世界地理上来看，那也就是东亚一隅，回到史前来看，就是《禹贡》的地理范围。那个以“九州”为主体的“中国”，既是对庙底沟类型以来的文化中国的一个历史地理的总结，同时又确立了后世王朝中国的基本定格，成为以“中国”为目标引导历史进程表达国家统一性的蓝图。以此而有两个迥异而相应的图式，一个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文化中国的“合众国为一国”的共和图式，另一个是基于权威认同的王朝中国的“家天下”的“莫非王土”的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图式。我们确立考古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不是顺着王朝中国脉络往下挖，而是要把那个被王朝中国埋没的文化中国发掘出来。

何必追寻五帝

历史上，有两条“司马迁线”，一条从东南往西北，一条由东北向西南。

纵横交叉，形成中国地理十字架，而陶寺文化，便是这两条线的一个交叉。

放到史前文化的江山里来看，与这两条线相应的文化，有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从东北往西南，良渚文化从东南往西北，两支文化一前一后，都落脚到中原，先是红山文化，沿着农牧文明分界线，从东北进入中原，接踵而来的良渚文化，则顺着那条玉石之路，从东南进入中原。

这两支文化，都是以“玉的传人”的身份，而非以“炎黄子孙”进入中原。当然，也有人喜欢顺着帝王世系的杆就往上爬，例如，郭大顺在《追寻五帝》一书中，针对徐旭生的夏、夷、蛮“三集团”说，提出了一个“新‘三集团’说”。郭的新“三集团”是，以仰韶文化文代表的中原神农氏华族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活动在燕山南北地区的黄帝集团，以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兴起于东南沿海的虞夏集团，他把江汉地区的考古文化亦即徐氏原来所谓“苗蛮集团”，都并入到虞夏集团里面，郭这么一变更，就将打破了“五帝本纪”的徐氏“三集团”说，变成向着“五帝本纪”的王朝谱系回归了。

考古学为什么要“追寻五帝”？这说明他的文化视野还滞留在王朝史观里，郭书开门见山，就认定司马迁在《史记》里根据传说编撰的《五帝本纪》为“天经地义”，就认为其中“五帝”已然成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开端之“通例”。其实“五帝本纪”出自黄老学派的主张，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就不谈黄帝，庄子一谈到黄帝就当作笑话来讲，把黄帝说成是个失道、求道在先哲的引导下时而觉悟偶然也能得道的形象，如果孔子、庄子读了《五帝本纪》会怎样想？他们也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且跟着太史公去做“炎黄子孙”吗？当然不会！一个为了“家天下”而做的“天下一家”的假设，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为历代王朝提供了一个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想象，今天的中国，难道还需要这样的想象？

从文化认同回到血缘认同，以血缘认同来确认“家天下”的正当性，以“君父”的名义确立王权的合法性，这在王朝史观里确实“天经地义”，但王朝史观离不开王朝，王朝皮之不存，史观毛之焉附？故其有效性，仅适用于王朝中国三千余年，它既不能适用于王朝中国之前的文化中国，也不能适用于王朝中国以后的中华民国以来的中国。顺着王朝史观的思维惯性去“追寻五帝”，可以说是考古学的南辕北辙，把考古学的作用降解为给《五帝本纪》作注脚，还美其名曰，这是“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

不知从何时开始，作为科学方法进入中国的考古学转向了，从疑古——怀疑王朝史观转向信古——维护王朝史观，考古学本身，也从批判王朝史观的利器变成拥趸王朝史观的工具。这一转变，有着两个背景，一个是显性的民族主义的背景，另一个则是隐性的王权主义的背景。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兴起了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文化，莫过于史官文化，中国本土考古学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一再强调“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其实便是与史官文化的结合，所谓“信古”就是对史官文化的认同。而王权主义的背景则有些尴尬，因为王朝中国不再，但隐性的王权主义的影响还在，影响到考古，就恨不得要在史前将最早的王朝中国发掘出来，甚至“天经地义”的认为：“最早的中国”就是王朝中国。

郭大顺说，夏墟在太湖流域，显然这是冲着良渚文化来说的，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其国家形态还是个一隅之地的方国，并非像殷墟那样的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了统一性的世袭王朝，但那确实是夏墟的源头。我们从这源头出发，沿着“良渚化世界”去寻找夏墟的去脉，就发现，它是“从东南往西北”去的，先是同龙山文化融合了，变成了大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夏墟也就变成龙山文化的夏墟了。可这夏墟，并未直接赶着往中原去，因为中原彩陶文化非鼎无玉，属于不同文化区系，所以，它沿着黄河自下而上，迳往农牧分界线上去，在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里，终于出现了“良渚化世界”之标的——礼制化玉器。在这里，农耕文化的夏墟，发展为农牧混合文化的夏墟，江南之越禹，变成了塞外戎禹。

从文化中国那一面来看，礼制化的“玉的传人”，比血缘化的“炎黄子孙”靠谱。

而“玉的传人”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便是陶寺文化时期，中国史前两支最重要的玉文化，东北红山文化和东南良渚文化，分别沿着太史公指出的两条影响中国历史运动大势的“司马迁线”进入陶寺文化的地盘，其中虽然难免有文明的冲突在里面，但我们从文化遗存里所见更多的是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反映了玉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和平。以玉立国，走的就是和平路线，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就是玉文化的国家化，就是和平路线的制度化，这是玉器时代特有的。到了青铜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以青铜立国，文明的冲突占了上风，战争路线在国家制度上反映出来，国家就向着暴力机器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一系列变化，导致玉器上人文初曙的神像蜕变成“食人未咽”的青铜饕餮纹样，使得具有共和精神的禅让制堕落为轮流执政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分赃制，通往了世袭之路。

而陶寺文化，则刚好处于这两个时代的交口，那时，它两条腿走路，前脚刚走入玉器时代的庭院，后脚跟着就到了青铜时代的大门口，它不但充分享受了玉器时代的文明成果，把个美轮美奂的“良渚化世界”尽可能地加以吸收，同时，又叩着青铜时代即将到来的门环，呼唤新时代带来的新风流。

陶寺文化的底蕴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优势是彩陶，而玉器则是它的短板，在发现陶寺遗址之前，仰韶文化玉器出土，不仅数量少，而且形制单调，由此可见，一种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在文化转型中是多么难以掉头，陶醉在彩陶文化的优胜中的仰韶人就像后来恋恋不舍玉器时代的良渚人那样，在文化抉择的紧要关头由于立场过于坚定和原则性太强而导致僵化并衰落。在进化中，适应性最为重要，迄今为止，还没见过有一种文化能够永远领先下去，历史上曾经先进的文化，今天看来，大都衰亡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