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的普鲁士与德意志

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帝国》这本书叙述了1848年到1918年的德意志史，在书的副标题中，作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把这段历史概括为“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近代德意志的历史，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努力想要组成一个国家，和努力想要认清自己所组成的这个国家的面目的历史。

德意志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人们为德意志的范围、德意志的制度而争论不休。当人们为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山呼万岁的时候，它的形态依旧暧昧不明。而最让人困惑的无疑是德意志与它领土之内最大的邦——普鲁士之间的关系。

暧昧不明的帝国

德意志帝国是民族统一的理想与普鲁士的政治现实妥协的产物。随着帝国的建立，德意志统一的事业被画上休止符，而这一点让那些帝国之外的德意志人，尤其是曾经的德意志第一大邦“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深感痛苦。1880年代奥匈帝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哀叹“我出生的时候还是德意志人，如今却不复为德意志人”。

这个帝国的宪法是俾斯麦独断的产物，其内容是《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普鲁士南德意志四大邦的共同防御条约的简单叠加。德意志各邦的议会包括普鲁士自己的议会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讨论这部宪法，而且他们的选项只有接受或者不接受。而在各邦议会讨论这部宪法的时候，它同时遭到统一派和独立派的攻击，追求德意志统一的人认为它太保守、太反动，保留了太多的各邦独立性，捍卫小邦独立性的人又认为它太过于激进，太富于统一国家的色彩。

这个帝国没有自己的政府，只有一个由皇帝任命的帝国宰相和为宰相服务的宰相办公厅。在这个帝国短暂的历史上，除了少数几次例外，帝国宰相总是由普鲁士总理兼任的。这个帝国按照《帝国海军法》拥有自己的海军，但在俾斯麦的漫长统治时期里，他对德意志的海军不闻不问。这个帝国为自己强大的陆军而沾沾自喜，但是从法律上这个帝国却并没有自己的陆军。在王朝战争和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把自己的兵役法扩大到被吞并的各邦，以及虽然保持着独立但却无力抗拒的各邦，要求他们按照普鲁士的制度服军役和提供士兵，并把它们的军队交给普鲁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士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普鲁士军队，但是从制度上说从来没有设立过“帝国国防大臣”和“德国总参谋长”，只有普鲁士国防大臣和普鲁士总参谋长。

同时，对于那些有能力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大邦——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这三个王国，普鲁士没有像对待小邦那样要求它们交出自己的军队，而是只要求它们承担与普鲁士的防御条约所赋予的义务，在帝国遭到入侵的时候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国王兼皇帝”指挥。

皇帝兼国王或者皇帝—国王，这个尊称本身就是帝国暧昧不明的制度的缩影，1849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了法兰克福德意志国民会议送上的皇冠，1871年在凡尔赛，他弟弟威廉一世国王却接受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送上的皇帝称号，之所以说是称号，是因为其实从没有存在过一顶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只有普鲁士国王的王冠。这种暧昧状态是普鲁士王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映。这种关系随着帝国四十多年的演变而有所改变，但没有被彻底消除。迟至1918年，当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之后几个小时，他让人从帕斯大本营给柏林的马克斯·冯·巴登帝国宰相发去一项声明，宣布虽然皇帝已经放弃了德意志皇位，但是没有放弃普鲁士王位。而帝国宰相对此的唯一回答是“太晚了！已经太晚了！”

普鲁士的德意志

普鲁士王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01年，在这一年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国王。虽然只是“在普鲁士的国王”，但普鲁士这个国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普鲁士逐步塑造着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尤其随着拿破仑战争，它在第二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获得的广阔的波兰领土丧失殆尽。维也纳会议承认了沙皇对包括这些普鲁士属波兰领土在内的“条约波兰”的占有，而把莱茵-威斯特法伦作为补偿给予普鲁士之后。这个原本在自身领土上的德意志因素与波兰因素之间摇摆不定的王国，终于决定性地倒向了德意志一边。

普鲁士之倒向德意志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那就是1815年和约授予它一片西部领土。这片领土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拿破仑在德意志建立的威斯特法伦王国。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东部不同，那里的人民信奉天主教，那里的制度深受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更接近法国而不是普鲁士，《法国民法典》被应用到到1900年。1815年那里在经济上还是一副贫困落后的面貌，但是随着铁路的兴起和德意志工业革命，迅速兴起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区之一，从而与农业经济的普鲁士东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比所有这些差距都更让普鲁士政府头疼的是，这片领土在地理上与普鲁士东部不接壤。

这片领土在1815年赋予普鲁士以“莱茵河”保卫者的职责，但是无论是向这部分领土派遣军队，还是单纯地谋求在东西部领土之间互通有无，普鲁士都要经过其它德意志邦的领土。这就决定了普鲁士必然深切地参与到德意志共同事务里去。于是，“统一”这个民族和德意志层面的问题，与联通东西两部分领土这个纯普鲁士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搅到了一起。

“德意志关税同盟”是这一时期普鲁士自由主义大臣们的最大成就，其本质只是普鲁士自己的关税制度所形成的“普鲁士关税区”。但是为了沟通不接壤的两个普鲁士关税区，普鲁士势必要把夹在其两部分领土之间的德意志小邦纳入其中。而当普鲁士成功地争取到在地理上刚好夹在自己的两部分领土的突出部之间、可以构成一个陆上桥梁的黑森-卡塞尔加入“关税区”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关税区已经从东西方向上截断了德意志的南北贸易路线。于是德意志各邦只要还想维持正常的贸易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入这个“普鲁士关税区”，而普鲁士为了照顾这些小邦的面子，决定把“普鲁士关税区”命名为“德意志关税同盟”。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与德意志的统一理想成了同路人。

与之相比，德意志的另一个大邦，而且与普鲁士相比应该称作超级大邦的奥地利，对德意志问题却是另一种态度。奥地利帝国偏处德意志东南，在德意志之外的匈牙利、巴尔干和意大利都拥有广阔的领土。奥地利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投入到改变德意志现状的事业里去。相反，如果普鲁士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德意志向着对普鲁士有利的方向转变，那么唯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政策，就是积极维持德意志小邦林立的现状，拖延问题的解决，并利用小邦维持自身独立性的需求为奥地利的这种拖延政策服务。这种拖延政策的体现就是1815-1866年之间的德意志邦联。

《维也纳和约》、《德意志邦联基本法》，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虽然反复重申德意志邦联是未来德意志国家的基础，德意志邦联“未来将被赋予主权国家实体的地位”，但实际上，德意志邦联是三十几个拥有国家主权的君主国组成的联盟。对此感到失望的德意志人民在1848年革命中试图建立一个民主的大德意志国家，而当这个希望落空的时候，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献上了德意志皇冠。但普鲁士和德意志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当德意志皇冠意味着普鲁士王国的消亡的时候，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了这个皇冠。普鲁士要的是普鲁士的德意志，也就是由普鲁士王国主导的德意志，而不是一个支配普鲁士的德意志。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拒绝让人联想到威廉一世的抗拒。1871年当德意志诸侯要授予威廉以皇帝尊号的时候，他唯恐此举将危害到他的普鲁士王权，而到了伤心落泪的程度。而被视为德意志缔造者的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和他的国王没什么两样，当威廉国王对他说“你终究也是一个德意志人”的时候，俾斯麦回答“我首先是普鲁士人”。

1862年成为普鲁士总理的俾斯麦，因为他在宪法危机中的政策而和议会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他想要在外交上打开局面的时候，他选择了德意志。1864年的丹麦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被叫做“三次王朝战争”。在王朝战争之后，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此时的普鲁士已经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和黑森-拿骚还有法兰克福自由市，从领土上说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鲁士。但是俾斯麦政策的“先普鲁士后德意志性”仍然十分明显，这体现在他制定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上。

在这部宪法里俾斯麦对德意志问题采取了类似梅特涅的态度，他提出的北德意志联邦，实际上是将如鲠在喉的几个小邦吞并之后心满意足的普鲁士王国的陪衬，这个联邦或者联盟将由普鲁士王国出任主席国，而所谓的联邦总理是普鲁士总理派驻联邦的代表。俾斯麦制定宪法的态度在他自己的指令里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联邦应该在形式上更接近于邦联，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被赋予一种联邦国家的色彩。”

这部宪法遭到了统一派的坚决抵制，统一派的目标是要求制定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宪法，如果普鲁士吞并所有各邦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制定一个统一的大普鲁士宪法也可以。但是俾斯麦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于是反对派采取了拖延政策，因为北德意志联盟的有效期只到1868年的8月，所以俾斯麦最后被迫接受了统一派对宪法的修改。主席国被由普鲁士国王兼任的联邦主席取代，普鲁士总理派驻联邦的代表的联邦总理被直接由普鲁士总理兼任的联邦总理取代，而且在宪法中还加上了这个总理对普选产生的联邦议会负责的字句。而这部宪法在1871年，与普鲁士和南德意志四邦的共同条约叠加之后就产生了《德意志帝国宪法》。普鲁士的德意志从此诞生。

德意志的普鲁士

1871年与南德意志四邦的谈判中，俾斯麦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慷慨接受了南德意志各邦的几乎所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要求。警察、司法、财政和教育甚至相当一部分铁路权利都被留给各邦。而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普鲁士也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邦，通过这些谈判所赋予南德意志大邦的每一项特权，都将被同等的授予普鲁士王国。与南德意志各邦谈判的是普鲁士的总理俾斯麦，而不是德意志的宰相俾斯麦。

普鲁士王国现在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大得离谱的邦，它和德意志帝国若即若离。直到1913年普鲁士王国的岁入都高于德意志帝国，国债总额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两倍。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兼任，但是在到底国王优先还是皇帝优先的问题上，威廉一世对皇帝并不感兴趣，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是国王兼皇帝。而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王太子，尽管统治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而且他因为严重的喉癌已经无法说话，他却依然不许人们按照普鲁士传统称呼他为“腓特烈三世”，而要求作为皇帝被称为“腓特烈一世”，而到他在1888年逝世，威廉二世登上皇位的时候，国王已经成了皇帝的点缀。威廉就是皇帝！

帝国宰相也一样，俾斯麦是作为普鲁士总理登上帝国宰相宝座的。但是1872年当他把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让给1862年支持他成为总理的恩人罗恩的时候，他很快发现作为帝国宰相他“要么彻底撒手不干，要么就必须兼任普鲁士总理”。

1871年到1890年也就是俾斯麦作为帝国宰相统治的这段时间里，是一个经济上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德意志帝国反过来吞噬普鲁士王国的时代。1862年的普鲁士王国是一个把持在容克地主手中的农业国，尽管与其它各邦一起在1871年组成了德意志帝国，但是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然而，在当俾斯麦1890年被他的皇帝赶下台的时候，他身后的德意志已经是一个农业人口低于其它产业人口的高速发展的工业国。德国的贸易从出口粮食进口工业品变成了进口粮食出口工业品。

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在威廉皇帝的统治之下继续进行，与之伴随的是人口的流动和大城市的勃兴。1815年德意志人口排名前二十位的大城市的总人口数是两百万。大体相当于同时代的巴黎和里昂人口之和。1820年的柏林只有20万人口，1867年成为北德意志联邦首都之后柏林开始快速发展，1871年成为帝都的时候，柏林进入腾飞期，1910年柏林人口突破200万，成为欧洲第三的大城市。

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的流动，使得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不足、阶级矛盾尖锐等问题浮上水面。在普选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里的表现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兴起。1867年表决《北德意志邦联宪法》的时候议会里只有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1870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这个党的议席翻了一倍达到两席。1874年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增加到九席，1877年十二席。1878年虽然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但这个党的得票率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不断攀升。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拥有一百一十个席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大党。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德意志的党，而不是普鲁士的党，与之相比另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中央党”是一个宗教党，它虽然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深深根植于帝国之内的天主教地区，但它也不是一个普鲁士的党或者某一个邦的党，而是一个为了宗教利益可以跟东部的波兰天主教徒、西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天主教徒合作的德意志的党。如果我们不像俾斯麦那样说它是一个罗马的党的话。

德意志正在压倒普鲁士，虽然从帝国在1914年以后的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上看，帝国的决策机构依然是普鲁士的。但是随着剧烈的战争，严格的经济管制和配给，德意志在战争期间已经前所未有地统一在一起，俾斯麦设计的帝国被世界大战军事需求压垮了。1917年当贝特曼·霍尔维格终于被推翻，接替他职位的米夏埃利斯是一个普鲁士人，但他的执政只维持了几个月。之后上台的赫特林来自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而在赫特林之后成为最后的帝国宰相的马克斯·冯·巴登，则来自巴登大公国。

普鲁士的最后挣扎发生在1918年11月9日，当马克斯·冯·巴登终于不再等待大本营的通告，而自行宣布德皇已经退位的时候。他接到了来自帕斯大本营的声明，威廉试图保住自己的普鲁士王位。但此时来自社民党的议员谢德曼已经在国会的窗口宣布了共和国的诞生。

普鲁士的退场

《维也纳和约》把普鲁士打造成德意志最大而且介入最深的邦，这个独立王国的大部分政策都不得不带有德意志色彩。它的尴尬处境反而成了它在德意志统一运动中的优势。但是也因为扩张普鲁士和统一德意志之间的一致性，使得普鲁士王国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太多的大普鲁士色彩。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的变脸游戏并没有随着1918年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

1918年对威廉二世而言也许是太晚了，但对德意志和普鲁士而言它们的道路还很长。在制定《魏玛宪法》的时候，虽然起草宪法的雨果·普罗伊思持强烈的中央集权观点，但是普鲁士邦却几乎继承了普鲁士王国所有的残余领土，作为最大的“州”加入了德意志国家。德意志与普鲁士的纠葛还要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胜利的盟军宣布从制度上永久取消普鲁士为止。当然，这已经不在《德意志帝国》叙述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