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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思郁2017-08-28 16:18

思郁/文

按照现在正流行的知识论主张,人类可以共享的经验正在面临坍塌的危险:一方面传统无法提供某种历史的样本,给我们复杂多变的现实提供借鉴;另一方面,现实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这场巨变之中,人类现有的经验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现状、达成共识,所以才导致一种碎片化的生活主导着世界的核心。

当人类所有的经验都是瞬间的、片段的、私密的、个体的,只有借助于微信、微博、Facebook等电子社交媒体,个体才能寻找到在共识中生存的安全感,因为只有这种社交媒体会让他们产生自我是世界中心的幻觉。比如在微信、微博搭建的自我王国中,那些反对者要么被拉黑,要么被踢出,只有追随者、顺从者才能成为观众。我们用个体的经验搭建自己的共识圈,但这种共识只不过是放大的个体经验,与真正在公共领域中接受辩驳和判断的经验大不相同。所以,归根结底,经验的碎片化导致个人生活日益退守到孤独的境况之中,我们无法面对面交流,我们丧失了交流的基本共识,也无法搭建一种基本共识存在的语境,共识成为高悬的理想、空洞的原则。

共识的丧失只是第一步,接踵而至的是,我们丧失了对经验的信任,除了自己的经验之外,他者的经验都是面目可疑。我们不再相信专家学者,不再相信传统和阅读,我们的知识获得更多的是迷信一种新型的大数据理论,即一切问题都要靠数据说话,任何没有数据支撑的论断都是耍流氓。比如,我们以前会说,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度过的。现在写作就会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或者根据某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的统计数字,未经省察的人生幸福指数只有20-40%左右。在大数据时代,真理早已瓦解,常识备受质疑,经典不复存在——按照现如今大数据标准,所有的经典都应该抛弃在垃圾堆,因为其中撰写的都是无用之言和可疑之言,缺乏合理的大数据论证。当这一切构建共享经验的语境逐渐坍塌之时,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抓住飞速变化的现实瞬间,并把这瞬间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经验。换句话说,变化主宰了一切,我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成为大数据的人质,我丧失了思考能力,失去了判断的思维,成为人云欲云的学舌者,只能跟随者大数据时代的弄潮儿,成为他们的精神附庸——他们用所谓最前沿和尖端的理论数据,酿造成面目可疑的知识食粮,饲养着四处寻找精神皈依的普罗大众和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先天不足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我理解的当代大众文化的前语境,我一直在思考当代的知识人如何应对这种千疮百孔的现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柏拉图的洞穴里,那个走出洞穴发现太阳的人,他回到了洞穴之后,该如何讲述他见到的太阳是真实的,而折射到洞穴的墙壁上的只是太阳的影子呢?当他自以为说出的是真理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只是疯狂。因为真理已经不复存在,影子和太阳谁是真实的,对关在洞穴之人并不重要,他们对于真理并无特别的渴求,影子已经足够吸引他们的存在,真理如何凸显自身,证明自身比影子对他们更重要呢?如果真理只属于沉思的哲学家,这样的真理只能被抛弃。在生活中,我们总要想办法证明,某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更重要,更值得拥有。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并非只让我们的生活参差多彩,还可能是陷入混乱。我们不需要说服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长此以往,霍布斯笔下的,所有人对多所有人的战争一触即发。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值得拥有和追求,我只要相信我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就可以了。

当代哲学家都无法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曾经说过,哲学是一种觉醒,而觉醒意味着同沉睡艰难的决裂。对柏拉图而言,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们从思想的沉睡中觉醒过来。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不是无法叫醒一个沉睡的人,而是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哲学——从整体知识意义上理解的哲学——无法承担唤醒的责任。我们能够明白这里的吊诡之处,唤醒一个沉睡之人是容易的,你只需有深深撞击他的头脑,他总会有顿悟的时刻,而一个装睡的人,是他不愿意被唤醒,他对哲学以及整个知识体系存在一种不信任,他渴望通过自己的体验来抓住纷繁变化的现,提炼出自己的人生哲学,建构自己的知识场域,重塑自己的独立王国。

这种隔膜导致知识场域的巨大鸿沟,也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不断地纷争。如何解决这种巨大的分裂?

也许每个读书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的经验就是读阿伦特。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写过一本书叫《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个书名也是我今天这篇小文想要表达的主题。

扬-布鲁尔曾是汉娜·阿伦特的研究生,在阿伦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在1974年成为了一名哲学博士。她也是阿伦特晚年最亲近的人之一,有这种亲缘和学术传承的关系,扬·布鲁尔后来才完成了阿伦特的传记《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1982),这是研究阿伦特思想的权威传记,简体中文版迄今出了三个版本。对于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本,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本书的解读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不同的译本,每一个译本都是崭新的,都是思想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新的敞开。经典是常读常新,译本亦是如此。就如同扬·布鲁尔传记的第二版序言中提到的,阿伦特1975年去世,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生活在移动电话和电子网络的生活之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伦特生活的那个时代,似乎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愈加遥远,她也不可能在书中预言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潮,如何修订她的故事,让新一代的读者感兴趣呢?扬·布鲁尔提及到她的困惑,说她有时候想修订阿伦特的传记,更好地适应当下和年轻的读者。很明显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阿伦特时代的历史已经终结,我们能做的只能再现她在那个时代的生活,让新一代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寻找到一个打开那个时代的入口,进入到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并寻找到与我们当下契合的呼应之处。扬·布鲁尔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书《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从表面上看,这本书是对阿伦特重要的著作进行了一个梳理和指引,其实更大的意义上是想把阿伦特的著作重新解读,并带入我们的时代。所以她才说“我把这本书想象为与她对话”。

在我看来,这正是阿伦特对我们的意义所在。熟悉阿伦特的人都知道,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哲学家,她的一生也没写过哲学著作——《人的境况》和《精神生活》都不算哲学著作——她从无数前辈哲学家,尤其是自己的老师海德格尔身上发现了一种危险的特质,那就是献身为纯粹的沉思之后,很容易沉迷于哲人王的妄想,妄图为道德立法,为统治者构想乌托邦的蓝图,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哲学抱负。阿伦特并不追求这种哲人王的抱负,她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它们允许和鼓励人们从道德范型中学习成为有德之人,能够为思考、与朋友的亲密交流提供必要的保护。因为询问自己——如果做了这件事,我能否心安——这一道德问题会反过来引导他们保护政治领域。”

(《爱这个世界》)她身边的这种楷模有自己的老师雅斯贝尔斯、自己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还有很多流亡到美国之后结交的像玛丽·麦卡锡这样的知识分子友人,以及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到的很多人物。因为这些楷模的存在,就算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启明,这些人物无论出自什么情形之下都会用自己的生命和著作来点燃光亮。正如我们阅读阿伦特一样,在一个晦暗不明,信仰缺失,真理隐遁的时代里,她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启明。

阿伦特最著名的概念有两个。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如果遴选那些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概念,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与“平庸的恶”这两个概念一定入选。前者虽然并非阿伦特首创,但是经过阿伦特的书写,这个概念更加地深入人心,它代表的是极端之恶,与阿伦特的提出的“平庸的恶”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无法撇开其中一个,去谈论另外一个。

1963年10月,在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一封信中,阿伦特说:“我关于艾希曼的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我肯定,从这个现象可以得出很多结论,而最有概括力的就是我说的‘平庸的恶’。我也许会再讨论这个话题,那时候我要写一写恶的性质。”(《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她所说的“写恶的性质”的文章即《真理与政治》,后收录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今年,中文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后,“平庸的恶”这个词汇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激发的争论,久久不散。我还经常见到很多学人批评阿伦特制造的概念,混淆视听,有替罪犯开脱的嫌疑。遇到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说,这种无理取闹的误读已经完全背离了阿伦特的思想初衷。“平庸的恶”的概念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那些影响到的大众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与它的争议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平庸的恶”这一的概念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并非只指称那些犯下极端罪恶行径的纳粹战犯,而是指称的一个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怎么会成为屠戮无数人的刽子手?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让一个人可以犯下如此罪行,却毫无罪恶感?这个议题贯穿了整个世纪,在那些战争区域仍然上演着无数类似的悲剧,上午还是你笑语相迎的邻居和朋友,下午可能就是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很多学者都进行了解析,却没有像阿伦特如此深入地洞察到人心,在她之前没有一个哲学家进行过这样的探讨。阿伦特在艾希曼这个战犯身上发现了一种极其令人不安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是几乎每个人都会具备的,这个特质就是:无思。

阿伦特形容艾希曼这位纳粹战犯时说:“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不会思考,不想思考,懒得思考,让别人替我做主思考,作出判断,是这种人身上最大的特质。而这种无思之境况,并非只能描述那些犯下杀戮之罪的犯人,而是身边任何一个普通人。试想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陷入了疯狂的消费主义深渊,技术文明的发展已经远超人类的想象,人人无需动手和动脑,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就连读书,也有专门的团队来帮你梳理和总结,让你轻易“得到”知识,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思考的能力再也不复存在。

在《人的境况》(1958)中,阿伦特曾对无思的状态进行了描述:“无思——不顾一切地莽撞,或无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经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而由“无思”引发的精神生活的责任与判断也成为了阿伦特后期写作和著述的主题。正是这些思考引发的回响,至今犹有余音,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娱乐至死的精神特质。

这就是阿伦特的思想对我们为何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用扬·布鲁尔总结的话说,我们不该把“平庸的恶”当作一个口号,而是应该将其看作做是一个思想的催化剂,一个透视镜片来展开使用,那样就显得意味无穷。这个概念是一个向导,指引我们进入阿伦特后期思想的核心部分。

思考与判断,关涉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很少有哲学家进行探讨。阿伦特去世前正在写作的《精神生活》两卷并未完成,但是她在其中留下的片段已经足够让我们惊艳,很可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中文版的《精神生活》译文粗陋不堪,搁置了我们对它的理解和判断,真是一大憾事。《人的境况》这部理论巨著,是我们理解阿伦特后期写作的核心灵感之作,也是我们时代中被忽视的巨著之一。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人的境况》的阅读,启发了我对阿伦特思想的重新判断——。在《人的境况》的阅读过程中,我总是被一种巨大的狂喜牵引着。这是因为其《人的境况》的主题处理的是对人类境况的再思考,正完美地契合我们这个匆忙而慌乱的时代。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她对积极生活的划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比如以赛亚·伯林就批评阿伦特在这本著作中引入了错误的概念。但是,这正是阿伦特富有创见性之处,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者的重新定义,厘清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在世界是否存在,我们并不可知,我们唯一能感受的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感官体验到的一种感觉,就如同洞穴之内的人只能看到影子,看不到外面的阳光。我们能在头脑中搜集这种经验的片段,从而建构起外在世界的镜像。换言之,我们无法得知外在世界的整个画像,只有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获取的局部,每个人搜集的局部经验有类似之处,但绝大部分都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交流自己的经验,从而换取他者的经验呢,这就是公共领域起到的作用。

按照阿伦特的划分,劳动创造个体生存的必需物;工作制造出的物品,搭建成了一个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物理世界的存在物,从而延续了我们的生命;行动,即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交流,致力于公共领域的搭建,政治体的维护等等。这三者的划分之中,只有行动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

公共,在阿伦特的意义上,指那些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个体的经验只有转化为一种适合于公共呈现的形式,也就是去私人化和去个人化之后,才能为他人所见。另外,公共还表示外在的世界本身,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自然和地球,正如我们上面所言,除了我们感知到的经验,自然和地球也只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并非世界。公共领域里的世界就是生活在工作制造出的物品当中,所以与世界相关的就是人造物品,人手的产物,以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人造物的世界中,人们既相互发生关系,又可以彼此分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造世界代表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所以它超出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那里,我们离开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正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公开性,才能历经数百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速朽中挽救出来的东西,保留下来,并且使其熠熠生辉。在我们之前的许多时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拥有的东西,比生命更长久。不朽是一种伟大的荣耀,是无数人物渴望达致的目标,但是随着公共领域在近代的萎缩,对不朽的追求也丧失殆尽了。

公共领域的丧失,人人都退守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这种变化有什么危险呢?如果了解阿伦特经历的人就都能知道,她在德国和巴黎流亡的那些岁月,亲眼目睹了德国纳粹的残暴行径,她本人在集中营待过数日,总算逃过一劫,她在巴黎结识的好友本雅明在逃亡途中的自杀……这些事件都让她产生了一种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个坍塌的世界。是不是人人退守到自己的家中和私人领域中,就可以逃离责任了呢?

从那时候开始,她已经对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不感兴趣了,《人的境况》这本著作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把人视为一个行动的存在,沉思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书斋里的哲学家要么只能成为隐士,要么成为帮凶,而她想成为的是一个思考着、进行判断的行动者。她后期的著作主题都与此相关,正如扬·布鲁尔在《爱这个世界中》总结的话:“将人视为一种行动的存在,观察人类行动的条件,同时不忽视行动弯曲为某种制作而带来的恶,成为阿伦特的新政治科学的中心任务。

如何理解这种实践生活呢?我们略举几例。

现代世界里,人人退守到自己的私人领域,通过电子媒介构建一个自我的世界,在我们看来,微博、Face-book、微信朋友圈、甚至微信公众号可以代替公共领域的存在。以公号的打赏为例,很多写作者通过粉丝的打赏赢得关注,打赏的数量代表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但是请看阿伦特的分析:“公众赞赏也是某种能够使用和消费的东西,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身份地位满足一种需要,如同食物满足另一种需要一样,公众赞赏被个人虚荣心消费……但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共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人的境况》)

我们如此热衷于玩微信、微博,在虚拟空间花费大量的时间,建构起来自己的大V身份,还有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挥毫泼墨练书法,秀成功学,盘核桃、养猫等等,请看阿伦特的分析:“在一个急速的工业化不断地消灭旧事物以便生产新产品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也许更像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纯粹人性化的角落。可是,即使这种私人魅力扩展到所有人,也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化私为公,也不构成一个公共领域。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已经几乎彻底隐退了,以致伟大处处让位于魅力;因为公共领域可以是伟大的,但它却恰恰不能是迷人的,因为它不包括细枝末节。”(《人的境况》)

当然,阿伦特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她洞察到了几十年后,大多数普遍退守到私人领域、甘为鸵鸟的生活状态;而是她敏锐地意识到,一旦我们丧失了思考能力之后,我们就丧失了跟自己的良心对话的能力,自然也不会进行判断,作出抉择,我们只能浑浑噩噩地跟从他者的判断,成为别人的的精神寄生虫。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要发掘新的现实和新的概念,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终止陈词滥调,拒绝不假思索接受的观念,破除陈腐的分析,揭穿谎言和政治空话,帮助人们戒掉对假大空宣传形象的迷恋,从而可以摆脱不思考的诱惑。

正如阿伦特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所总结的,学会思考不可避免地会对所有已树立的尺度、价值和善恶准则,有种破坏性的效果。而那些无思之人,陷入思想瘫痪的人,某一天,会成为另一个艾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