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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遗忘你,非洲

章乐天2017-09-07 13:25

 

白天过去了,黑夜,夜之后又是白天,于是我们有了轮回的概念;水可以进入任何一种空间,借此我们领会了何谓“无常”;伸出一只手,五根手指三长两短——看,人是多种多样的,哪怕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性格也大相径庭呢。

隐喻从日常经验中拈来,一点点强化我们的认知。身体的左右对称让我们体会和谐与“同”,而手的造型则说出了差异的存在。七个小矮人是为了同一位女主角而生的,总是一起反应,一起行动,饶是如此,他们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代表其性格的名字;至于兄弟俩、姐妹俩的差异,几乎构成了二重性想象的来源:一个强大,另一个必弱小,一个张扬,另一个必内敛,一个冒失,另一个必稳重,如果一个野心勃勃地打遍天下,另一个多半要守着什么藏在血缘之中的秘密,进入一个心灵探险的境界——从神话到小说,都会这么写。

奥利安娜·普莱斯有四个女儿,其中包含一对双胞胎,这是一个非常“复调”的格局,也是作家芭芭拉·金索沃给自己安排的一场冒险。这对双胞胎,利娅和艾达,前者健全,而后者先天残疾,走路时一边高一边低。她们的妹妹露丝·梅一直认定“艾达恨我们所有人”,她们的姐姐蕾切尔,自封的也是被公认的女王,最喜欢高调地评价别人的人,眼里基本上没有艾达。

惟有利娅,总是带着歉疚感看她:“我千万次地祈求上帝回答我:我就是那样对待艾达的吗?”一个正着,另一个歪着,一个站着,另一个躺着。利娅觉得艾达的瘸腿与自己脱不开干系,想待艾达好一点,但又觉得这比债务太过沉重,不可能清偿得了。

而艾达自己呢?残疾让她亲近三维空间以外的超验世界,用阿蒂尔·兰波的词语,就是“通灵”:在一个根植于基督教土壤的家庭中——这个家庭听从传教士父亲的号令,从佐治亚州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地方来到刚果——艾达的通灵只是貌似必然而已。她接受教义很深,但看得更透,她从自身的情况中得到了对“上帝慈悲”这套说辞的怀疑,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上帝的安排。上帝不会像父亲满心以为的那样,回应他们虔诚的诉念,因此,她必须勉力照管好自己的心灵,必须以均等的沉默来对待其他姐妹的情感投放,不管那是鄙夷,是漠视,还是像利娅那样的同情。

女儿们的妈妈,奥里亚娜,也是一个不情愿的基督徒。给传教士做妻子,被动地跟着丈夫的使命走,让她实在不好受,但是,来自《圣经》的教育却又主宰了她对自己与丈夫的关系的看法,她不能摆脱圣经体系里女人对男人基本的侍奉关系的认知。她明明清楚地看到,“天父”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人,父亲则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女人的角色,不论在创世时还是在人间一代代的繁衍进程里,事实上都缩减为一个沉默的子宫;她明明厌恶丈夫,却“渐渐相信上帝就站在他那一边”,她自问:“这是不是让我显得像个疯子?”

《毒木圣经》注定要成为一份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一家四个女儿,固然是偶然的安排,但人数的优势会转化成女性韧而不折的象征,在压抑之下也能四方生长,而作为对比,男人只有一个收割的方向。奥里亚娜的丈夫,拿单,完全无心于女儿的教育,几任其自生自灭,他人生的重心完全落在“开化”刚果的土著民上,哪怕他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习俗文化。奥里亚娜以愤世嫉俗回应丈夫的顽固和伪善,并解释自己屈服的无奈。她自怜地说:“我知道罗马正在燃烧,但我只有足够的水擦地板,所以我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但她又坚信担任一位母亲的人生有其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并不建立在繁衍后代之上。她说了一句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话:“女儿会说:瞧,母亲,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她们根本就不懂。人能拥有的只有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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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木圣经》

作者:芭芭拉·金索沃(美)

奥里亚娜并不能把女儿们都拢到自己身边,组成对抗丈夫及其事业的统一战线。女儿们各有心事和个性,不过,她们不约而同地消极以对父亲的冷落与伤害。蕾切尔擅长轻蔑,提到父亲的口吻总是不屑一顾的;露丝·梅,1959年她还只是个5岁女孩,却也学会了害怕;至于双胞胎姐妹,谁都看得出她们有多么聪明——通过把注意力互相放在对方的身上,以及放在幻想和文字游戏上,她们把父亲从自己的世界里忽略出去。

但我们也会发现,男权体系不仅是父亲、父权、圣经等等之间的一场结构性共谋,它还能渗透和驯化被其压制的女性:蕾切尔虽然看不起父亲,却是最接近父亲的人——习得了他的白人至上和市侩心。她反感黑人的肤色和躯体,后来,在刚果民选总统卢蒙巴当政的时期,蕾切尔也乐见美国人干涉,推翻卢蒙巴,扶植暴君蒙博托,只因她自命美国人。女儿们渐渐长大,蕾切尔嫁给了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白人阿克塞尔罗特——虽然鄙视黑大陆,但蕾切尔眷恋在非洲当上等人的优越感。

父亲的事业受了挫。黑人并不需要天主教洗礼仪式,那条满是鳄鱼出没的河也并不是黑人乐意把自己的孩子浸下去的。拿单的传教行动是一种开倒车,因为支持他一往无前的是对黑人满满的无知与鄙视。与之相反,奥里亚娜却能运用自己的厨艺来吸引黑人的好感,还能想出种种办法来让女儿们延续学业。她很像《百年孤独》里的女族长乌苏拉,隐忍,低调,运用自己的生活技能支撑家族的运转。借着奥里亚娜,以及利娅和露丝·梅这两个主动走出门接触黑人土著的女儿,金索沃写出了女人那常常被遮没在好高骛远的男人身影之下的低微的美德。

那些让文化殖民者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著,未必就是“神圣的野蛮人”。精英主义和本土至上,两者都是危险的陷阱,但金索沃执定的是一面书写着“女性主义”的大旗。与男性的征服欲相对,女性气质是主张试探、对话、融合和共处的。普莱斯一家住在基兰加,女儿们都认识了当地的土著人首领塔塔·恩杜,以及父亲在当地的翻译和助理——年轻黑人阿纳托尔。白人(精英)与黑人(本土)之间的隔阂,因为利娅这位女性的存在而打开了缺口:阿纳托尔的坦诚与聪明吸引了她,在政见方面,阿纳托尔支持卢蒙巴,与拿单对立。

对立两边各自有些什么成员逐渐明晰:男权、天主教、白人殖民者、蒙博托、父亲以及至少0.5个蕾切尔是一边,女权、本土文化、反殖民主义者、卢蒙巴、阿纳托尔和利娅是另一边。本来游移在两边之间的奥里亚娜,明白了刚果被比利时殖民已久,殖民者看中的只是刚果的资源,对于原住民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并没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这种认识是因露丝·梅长时间高烧不退而起的:缺少近便的医疗手段可不是刚果自己的责任。

总得有人不甘心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迈出这一步的是利娅,与乐于孤胆闯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男人不同,女人的第一步,是寻找依靠,建立盟好。利娅决定委身于阿纳托尔,是出于爱,也是为了稍加清洗身为白人一员的罪疚感。他们可谓“志同道合”,一起去观摩了卢蒙巴的总统就职典礼:“我能清楚地分辨出他是哪一位。他瘦瘦的,举止高贵,戴了副货真价实的眼镜,留了一小撮八字胡。当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闭上了嘴。在这突然而至的肃静中,我们能听见刚果河的汹涌波浪撞击堤岸的声音。甚至连鸟儿都好像震惊不已。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台上举起左手,像是又长高了十英尺。他的双眼闪闪发光……”

与其说卢蒙巴天然正派,不如说利娅自己三观端正。她进入了刚果的文化,又相信美国最好的东西——民主政治能够移植到这里。她拉着阿纳托尔在基兰加开展基础教育,像一个真正的、立足实践的进步主义者一样,传播西方的现代文明而非圣经。后来,阿纳托尔帮助这一家子白人躲过了食肉蚁入侵的一场大劫(父亲拿单却独自脱逃,扔下了家里的五个女人)。感情加深后,阿纳托尔将利娅吸收入了土著文化:让她参加一年一度的狩猎大会。

利娅当然是作者金索沃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她内心光明,对人抱持最大的善意,她甚至乐意理解不可沟通的父亲的心理。对父亲何以抱着圣经和传教使命死死不放,何以带着全家一起到刚果,她有一段富于同情的分析:“我很想信任他。我们在这儿做了许多主的事功,这点显而易见……父亲相信他们会选择主的无限之爱,当然也会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正是上帝派往基兰加的特殊使团。他说此时的我们勇敢而正直。勇敢和正直——这两样东西在主的眼里,是不可能不受到奖赏的。父亲从不怀疑这一点。我看得出,他这是肺腑之言。他这辈子都谨遵基督的律法。在他和我现在差不多一样年纪的时候,就已高高地站在台上,开始在帐篷布道会上讲道了……”

本着设身处地、知人论世的习惯,利娅试图理解父亲性格的由来:就像看到卢蒙巴想到刚果河那样,她也从父亲的出身——生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在中学打过棒球场的四分卫,对他来说磕磕碰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来解释他何以不撞南墙不回头。相比之下,“通灵者”艾达就要严厉太多,她自行割断了与父亲的血缘瓜葛,像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人一样,冷嘲热讽地描述他的行为:“他的惩罚就是上帝之言,他的弱点则是语言的失败”,“他的执行过程有时要比他的意图更纯粹。只是获得的效果通常都适得其反。”

但即便通达如利娅,也对父亲的确信提出了怀疑,怀疑的角度依然是女性主义的:“但(父亲的)那个王国里,女孩子的位置在哪里呢?那里的规则我们难以适用,那样的规则也保护不了我们。女孩子除非长得漂亮,否则勇敢正直又有什么价值呢?”

金索沃的女性主义彻底、激进而又绝望。在利娅看来,女人必须靠姿容取悦男人而生,这一“第二性”定律即便在较少受到西方式男权主义洗礼的非洲也通行不误。在刚果,最漂亮的蕾切尔受到土著首领的眷顾,后者甚至想来提亲,作为对策,普莱斯一家才假称蕾切尔与阿克塞尔罗特已经订婚了。而利娅就成了一个简·爱式的人物:姿色不那么出挑,靠着一颗美好的心灵获得了“真爱”。

世事有是非,但一个总是正确的主人公是不讨人喜欢的。当父亲带着他的圣经消失,象征着普世主义的利娅—阿纳托尔占据了最活跃的前台时,芭芭拉·金索沃该考虑淡化她身上简·爱的色彩:那毕竟是一个过时的、偏迂腐气的女性主义模板。因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卢蒙巴政府被美国及CIA策划的阴谋行动搞垮,刚果重新陷入一片混乱,而利娅他们空自悲愤,无力支援。再看卢蒙巴上台时父亲—蕾切尔的观点,不能不说,他们有“先见之明”:

“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其他当选的刚果人仍在讨价还价,想要成立一个国会各方都能认同的政府。但问题是这些人全都只顾着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酋长。我想象得出国会房间里的情景:一百来个塔塔·恩杜戴着尖顶帽和没有镜片的眼镜,在炎热的空气里,用兽尾魔棒驱赶着苍蝇,都假装不把彼此放在眼里。说不定要花上一百年,他们才能决定谁能坐在什么位置上。”

他们是站在男权—白人—殖民主义—精英主义的一边的,相信世界应该按照现在的样子运行下去。蕾切尔轻蔑刚果土著搞现代政治的能力,说他们起码要“花上一百年”,但她其实已经明白,刚果人难以成事的关键在于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刚果必须先后成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玩物,蕾切尔对待这种现实的态度是纯男权的,正如她相信女人必须傍着有钱的、高等的男人才能发达。

父亲走后,蕾切尔接过他的立场,与利娅对抗。然而她们的关系被家里发生的意外所打断:就在卢蒙巴遇害的那一天,刚刚捱过高烧不久的露丝·梅,被一条蛇咬了一口,不治身亡。她一直是四姐妹中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一个,就像卢蒙巴那个弱不禁风的民主政府。

露丝·梅死后,奥里亚娜再次显示了母亲的决断力,坚持要带三个女儿离开这不宜久留之地,以免被刚果纯野生的环境不辨贤愚地吞噬。不过三个女儿各有抉择:利娅不待言,蕾切尔跟了阿克塞尔罗特——要她在她刚果所认识的白人里挑,也只能挑出这么一个了,当然阿克塞尔罗特信誓旦旦地许诺给她一辈子荣华富贵。多少受了利娅的影响,奥里亚娜参加了民权组织,行动不便的艾达便跟着母亲走,上了大学,后来行医。

金索沃可能有些迁就“善有善报”的原则:善良的人得到了爱情或者健康,而蕾切尔,这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生活则波折不定。阿克塞尔罗特没有食言,给了她很好的生活质量,但也背着她出轨,迫使她去找了一个更有钱的人——一个美国大使馆馆员——一同生活,此时的她早已不指望爱情:“为了一件干燥的马海毛毛衣和一听‘最终洁净’牌喷发定型剂,我已做好了随时出卖自己灵魂的准备。”后来,她的丈夫又换成了一个开酒店的老头儿,死后给她留下一座名为“赤道”的酒店。

在单纯的物质世界里沉浮,蕾切尔郁积了很多怨气:随着年龄上去,如何保持女神的优越感不坠,让她比过去更为焦虑。而当了医生的艾达,甚至连她自己的病都痊愈了。蕾切尔在两次改嫁之后,再度见到被她看不起的艾达,惊讶了一番:

“艾达真的一点都不瘸了,就像母亲说的,而且,她其实会说话,这说明她在童年时代过得并不那么光明磊落。现在,她和利娅一样高了,这真的很难理解……”

而利娅与阿纳托尔之间不渝的爱情则托寄了金索沃的理想:男人和女人、(负疚的、开明的)白人和(心智卓越的)黑人之间是可以共处而且相爱的。在反蒙博托的战线上,这对夫妇携手合作,一个在第一线组织游行抗议,一个在学校里教黑孩子读书明理。阿纳托尔没能躲过被军警逮捕的厄运,利娅守候着他,教学工作不曾稍懈。阿纳托尔出狱与利娅重聚,这一幕仍然是在蕾切尔眼前发生的:

“天呐,她在轮渡站甩开胳膊就把他给抱住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时间长得超过了你的想象。然后,他们就手拉手、喋喋不休地用刚果语说着话,像一对小孩子一样走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想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

酸溜溜的口气表明了蕾切尔的受伤,不过作者不希望读者收获廉价的快感。蕾切尔依然有一个求仁得仁的命运,她和利娅、艾达之间有着“境界”的高下,但谈不上品格的优劣分别。她们和母亲一起取得的唯一的胜利,在于联手否定了父亲的权威。三个女儿重聚在1985年初,交换着父亲的最新信息:他死了,怎么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只是从女儿们的话里转述出来;重要的是当艾达拿着合影的照片去给母亲看,并告诉她父亲的消息后,奥里亚娜“一脸迷茫”,然后出门去干园艺活了:“我有些紫罗兰花要去种一种。”

“伯利恒没有一个女人问过我露丝·梅是怎么死的”。后来,母亲对艾达说。在她看来,父权对家中女性的漠视是不可谅解之罪,它不但毁掉了女人对男人的信任,也断送了女人之间的情感联络:女人因被漠视而降低了自尊,并不再关心其他女人。冷漠瓦解了被支配者,却让支配者的位置牢不可破。

而冷漠者最神圣的化身和庇护者,在奥里亚娜的眼中,正是拿单所信奉的那位上帝。世上可以同时存在很多神,但是那些为世界建立秩序和规则的人独奉一个上帝,并要驯化万民都来崇拜他。拿单带着他的福音来到待驯化的刚果,这对于他的女人们来说是福是祸?当然不会是福,这个非洲出动了它的近卫军——食肉蚁、洪水、瘴疠及毒蛇来伤害毫无抵抗力的闯入者,其冷漠比起父权犹有过之,只不过,它也没有放过那父权的化身——傲慢的传教士,将他变疯并吸入了黑暗的深处。

被伤害的女人,从伤害中看清了非洲。它不是拯救者,而是教育者和审判者,用原始的力量教育并审判这些来自貌似温婉儒雅的文明世界的人类,不论男女。在艾达看来,身背大罪的父亲在亲人身上留上了自己的烙印,“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生出来的,他坚信自己不讲其他,只讲真理,而他每时每刻写下的,是一部毒木圣经。”艾达发现,父亲的秉性也弥散到了自己姐妹们的身上,她们都喜欢审判别人,冷视别人,甚至利娅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当然,这样的心理痼疾也可以追究到男权主义的病根上:受支配而不得翻身的女人,都养成了专心自保以不受伤害的习惯。

卡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里有一句话:“一个白人若要跟你说句亲热的话,会写道:‘我永远不忘记你。’非洲人则说:‘我们不想念你,因为你会忘记我们。’”这种“我们两清了”的姿态,投入刚果民主运动,又在非洲有家有口的利娅肯定会受不了。但蕾切尔能接受,冷峻出尘的思想者艾达也能接受。至于奥里亚娜,利娅已经走出了她的世界,她不想念非洲的任何风土人物,除了露丝·梅。在蒙博托死后,小女儿进入母亲的梦境,告诉她“放下吧,继续向前,走入光亮之中”,仿佛在说,在生命和时间的圣经里,女人会成为那个被选中的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