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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原罪(上)

陈季冰2017-09-07 13:59

——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

整整60年前的这个时候,1957年9月,美国发生了著名的“小石城事件”,它后来被认为是美国反种族主义历程中的一面里程碑。

1957年夏,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1946年夏天,比尔·克林顿出生在这里)的教育委员会接受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9月2日,秋季开学之际,该州民主党籍州长奥维尔·福布斯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后在法院干预下,20日奥维尔撤回国民警卫队,但却任凭一些白人暴民发动骚乱。2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占领”了小石城,以维持秩序,并以武力控制1万名州国民警卫队。在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面对众目睽睽走入原本只有白人学生可以就读的学校……

美国是一个在种族问题上背负着沉重原罪的国家,半个多月前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大规模暴力骚乱又一次戳穿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洋溢在美国社会中的“进步”假象,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深埋于这幅乐观图景之下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弗吉尼亚在燃烧

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骚乱很容易让我联想到1988年底上映的一部经典电影《密西西比在燃烧》(Missis-sippi Burning),那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拍摄的电影,讲述的是美国60年代黑人人权问题。弗吉尼亚仿佛是当年密西西比的镜像。

这并非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发起的第一次“反击”,类似的政治抗议、乃至暴力袭击近年来屡屡露出危险的端倪。它折射出美国社会中随着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而不断滋长的焦虑和对立情绪。

2015年6月中旬,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发生枪击案,导致9人丧生,当时曾引发过对美国种族关系新趋势的激烈讨论。据当地警方称,那次袭击事件的嫌疑人是一名21岁的白人男青年,那次是一次“仇恨犯罪”(hatecrime,在美国,这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歧视性犯罪行为)。

相比于那些偶发的点点火星,弗吉尼亚事件更像是美国左右两派长久以来压抑了一肚子怒火之后的一次全面对决。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看来,它对华盛顿的上层政治造成了显而易见影响——上任仅半年就身陷重重困境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因此更加四面楚歌,他的高级顾问和首席策略师斯蒂芬·班农的离职也很可能与这一事件直接有关。

骚乱发生后,特朗普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确谴责白人民族主义者,而是各打五十大板,指责参与示威的“各方”都要对这起悲剧负责,尽管副总统迈克·彭斯、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白宫顾问、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此前均谴责了组织此次抗议活动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

特朗普的态度导致了各界的强烈批评。

率先发难的是商界领袖。默克公司的肯·弗雷泽、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的丹尼丝·莫里森、3M公司的因格·图林、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以及陶氏化学的安德鲁·利弗里斯等多位全美最大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先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白人种族主义,并批评特朗普的暧昧态度。这些人中的一些,如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原本支持特朗普的许多政见。

在多位企业高管宣布辞职以后,特朗普不得不解散了美国制造业委员会(American Manufacturing Coun-cil)和战略与政策论坛(Strategic and Policy Forum)这两个由商界精英组成的总统智囊机构。

遭受压力之下的特朗普稍后在匆忙安排的白宫电视直播中修正了自己的措辞,第一次明确谴责种族主义。他称,“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谴责仇恨、偏执和暴力……种族主义是邪恶的。以它的名义付诸暴力的那些人是罪犯和恶棍,其中包括3K党、新纳粹党、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那些反感我们美国人所珍视的一切事物的其他仇恨团体。”

然而,就像他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一样,抑或是敏锐地从他粉丝的声音中嗅到了什么风向,一周后,特朗普再一次公开捍卫了最初的立场,即弗吉尼亚发生的暴力冲突中,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者和左派抗议人士“双方都有责任”。

特朗普的上述模棱两可的立场不仅令希望“洁身自好”的商界精英们冷落他,还招致了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内部多位大佬的激烈指责,他们中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以及两位前总统布什父子。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也罕见地公开批评特朗普,她在被要求评论特朗普的立场时对记者说:“我认为鼓吹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绝不相同,而且我认为那些身在其位的人在听到极右翼观点时应加以斥责,这点十分重要。”

一些政治观察人士预计,随着弗吉尼亚事件的持续发酵,未来特朗普可能遭受两方面的打击——

一方面,未来将会有更多政府高层官员向白宫递交辞呈,以同特朗普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声誉受到他的牵累,其中或许包括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这两位都是标准的建制派,都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他们也是特朗普声称要推行的减税和基建支出等重要经济计划的关键推手。其中,关于科恩可能辞职的传言两周前已经导致美国股市和美元走势的明显波动。

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与共和党主流派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特朗普个人在党内备受孤立,他先前承诺的许多政策目标也面临停摆的危险。例如,随着债务上限的又一次迫近,如果特朗普不能在10月1日截止日期之前赢得国会对于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资金支持,他将不得不在对这项重要竞选承诺食言或关闭政府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种窘境对于国会两院都在本党掌控之下的一位总统来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政治正确”的异化

这次骚乱留给人们一个匪夷所思的奇怪印象,似乎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民众认为自己正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白人的最大西方国家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促使他们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要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多年来美国社会形成的新的精英文化以及近年来人口与经济结构的急速变化来寻求答案。

从许多宏观层面的数据来看,由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努力,特别是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有力保障,美国的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012年初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城市的种族隔离程度下降到了191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50年前,近一半的黑人居住在贫民区里;如今,移民和中产阶级化促使城市贫民区转化为各种族混居的社区,并推动了郊区居民的人种多元化。这份报告是持保守派观点的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发布的。同年4月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美国各地不同种族结成伴侣的人数达到历史新高。目前,每10对美国夫妇中就有1对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种族,这个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28%。

更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是,过去这些年来,伴随着法律层面平权的推进,美国社会逐渐确立起一套牢固的精英文化和主流价值观,那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它要求人们在种族、宗教、性别以及性取向等各个方面恪守平等信念,并宽容边缘弱势人群。而在所有这些“政治正确”的信条中,种族歧视在美国是最为敏感的。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尤其是身居较高社会地位的精英人士——在面对事关种族的问题时往往格外小心翼翼,甚至经常达到噤若寒蝉的地步。

“政治正确”的初衷是反对歧视,倡导平等和宽容的社会氛围。这原本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然而,在一些满怀狂热道德热忱的人士的不妥协的努力下,最近10几年里,它越来越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变得僵化而缺乏灵活性。一些左翼人士现在还经常试图通过政治游说活动,让议会和政府出台各种强制性的法律和政策,以推动他们心目中的进步和正义事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制了关于种族、宗教、性别等重要社会问题的理性正常讨论。当“政治正确”不知不觉蜕变为打压不同意见的工具时,它就有可能异化成为自己初衷的反面力量。社会大众中必然滋生出强烈的反弹情绪,例如,在许多人看来,针对传统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政策眼下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歧视,只不过歧视的方向颠倒了过来而已。

特朗普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迎合了美国社会中上述这种针对“政治正确”的日益高涨的反弹情绪。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粗鲁而无所顾忌的特朗普充当了他们的话筒。

“政治正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在后文中还将进一步讨论。在我看来,“政治正确”的更大困境在于,它以一套貌似伟大高尚的道德理想遮蔽了具体的现实问题。现在看来,它并没有能够真正改变深深根植于历史和传统中的歧视,而只是将种族隔离从显性的物理层面转变为了隐性的心理层面。对种族问题唯恐避之不及并不能消除种族问题,相反还很可能使之更加复杂,因而也就更难得到解决。

就拿这次夏洛茨维尔的骚乱来说,至少在我看来,市政当局强行拆除罗伯特·李将军这一行为多少有一些无事生非和政治挂帅之嫌。美国是一个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它的言论自由原则应当确保公民能够自由地对历史事件作出各自不同的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试图以政府行政力量来为人民确立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这本身就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那些惹是生非的白人民族主义骚乱者开脱,我也没有像特朗普一样指责那些反种族主义示威者的意思。我只是说,如果有人敬仰并怀念罗伯特·李将军,即使是“错误”的,那也是他的自由权利,只要他没有危害到别人的自由权利。事实上,一尊铜像并不会导致现实中的种族歧视。这尊铜像或许的确会让一些人感到不愉快,但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公共标志物能够做到不让一个人感到不快。

美国白人的痛苦

不过,近年来突然兴起的白人民族主义绝不仅仅是对“政治正确”的反弹,更不是历史上种族主义的简单的死灰复燃,它反映了美国社会中许多人由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变而滋生出来的一种焦虑和不满。而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以及精英阶层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现状则是它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事实上,美国白人的确有理由担忧自己的未来。

根据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2012年9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美国大约1.5万个地区(这里指财政自主的城市、城镇、市郊和乡村地区)中,白人人口所占比例由1980年的93.4%降至2010年的82.6%;而过去白人占90%以上的地区数量则出现了更明显的下滑,由1980年的65.8%大幅降至2010年的36%。

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族群融合的“大熔炉”,而如今小城市和郊区已成为改变人口结构和文化的前沿地带。

2011年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人口史上的转折点,这一年里出生的非拉美裔白人新生儿在全部新生婴儿中所占的比例历史上首次低于50%。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预计,按照目前的趋势,至2042年,白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不足一半。

你当然可以高瞻远瞩地宣布,这是民族融合和文化多元的伟大进步。事实上,大多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是这么说的。但如果站在普通美国白人的立场上看待这么一个未来,他们的不安难道真是那么不可理喻吗?

如果说对于人口格局变化的担忧说到底是传统偏见的折射的话,那么经济结构上的变迁就是异常真实的痛苦了。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在过去20年里大幅度地改变了美国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婴儿潮”一代人赖以过上体面生活的钢铁、汽车、建筑业等传统制造业眼下已经普遍衰落,这些都是传统上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就业最集中的产业;而随着金融、高科技和文化娱乐产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这些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中充斥着“高智商”的外来移民。

随之而来的是中部“铁锈地带”社区的普遍衰败,那里教育、健康、治安、毒品等各种社会问题泛滥。可以说,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美国中下层白人社区深感痛苦的真正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愤怒指向了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的精英阶层和“夺走自己饭碗”的外国移民,特朗普则凭着敏锐的嗅觉感受到并引导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如果你看一下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的地理分布图,情况就一目了然——支持特朗普的州几乎无一不是传统上白人占优势但近年来经济衰败的地区。

雪上加霜的是,“政治正确”的精英文化让白人工人阶级进一步感觉自己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认为自己承受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窘迫。

如今美国的电视节目已经不再拿黑人、同性恋或犹太人取乐,但白人工人阶级却享受不到这种“政治正确”的保护。在许多文学和影视产品中,这些底层白人就是成天瘫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无聊的电视一边喝啤酒、吃薯条的肥胖的废物。他们还经常因为自己的口音、名字、着装、饮食、出生地、甚至体重……而受到嘲笑和排斥。当然,这么做全然不用担心“政治正确”这道紧箍咒。

对于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来说,他们没有享受到任何属于白人的“种族特权”,却承担了白人这一肤色的“种族原罪”。在他们看来,精英阶层所鼓吹的“政治正确”和“多元化”从来就是将自己排除在外的——所有的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都得到了尊重,唯独除了他们。

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想要改善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但当奥巴马说那些“充满怨气的”中西部小镇无业选民“死死抱住枪支或宗教不放”后,他的支持率变得岌岌可危;而当希拉里称特朗普的部分选民是“可悲之人”之后,她便可悲地败选了。

千万不要满腔道德优越感地指责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白人都是可恶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并不一定相信特朗普开出的民粹主义药方真的能够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但他们从特朗普那里感觉到了尊重,尤其当特朗普信誓旦旦地鼓吹要振兴那些过去被认为“富于男子气”和“勤劳美德”的制造业。而且,特朗普还无情地羞辱了那些经常让他们感到羞辱的精英阶层和自由派媒体。

事实上,他们的确有权利像黑人和同性恋者一样在主流话语中受到平等对待。

班农及其“另类右翼”

弗吉尼亚事件让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主义这个古怪的名词在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那么,这个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与历史上将白人视为上等人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

简单地说,白人至上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它陈旧而形象不佳。但经过近年来一些人的精心包装,当它以所谓“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或名称更加古怪、内涵更加宽泛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Right,简称alt-right)的面目出现时,它就变得可以接受得多。

白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它认为,美国应该围绕白色人种建立国民身份,因而白人应该保持在人口中的多数地位以及在国家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在过去,这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主张,不如说是美国的社会现实。但随着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人口构成变化以及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的推动,这一社会现实眼下正在受到挑战。对很多白人——尤其是白人中的精英阶层——来说,这种日渐丰富的多样性是值得庆祝的“进步”。但对更多其他人来说,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被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看成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而斯蒂芬·班农以“国师”身份随他一起进入白宫,更让他们兴高采烈。因此可以说,特朗普借助于美国中下层白人的不满而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当选又刺激和强化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

围绕在特朗普周围的重要官员中,就有不少人有可疑的白人民族主义倾向。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在1986年被提名为联邦法官,但这项任命遭到了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驳回,原因是他曾经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

当然,最具有标本意义的无疑当属斯蒂芬·班农。

班农曾是特朗普所有幕僚中对他的当选及其施政理念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位,有人将他称为特朗普的“灵魂伴侣”,甚至是美国的“隐形总统”。2016年8月17日,当班农加入特朗普那个当时一点也不被看好的竞选团队并担任首席执行官时,他可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临危受命”。到2017年8月18日他离开这个自己一手组建起来的团队,算起来正好一年。

像特朗普青睐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一样,斯蒂芬·班农也曾是一位退役军官、高盛银行家。在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之前,班农运营着一个名叫布莱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的网站。这个网站经常发表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移民、反伊斯兰以及具有阴谋论色彩的新闻和观点。

班农曾多次在公开的媒体采访中批驳了白人民族主义,他认为他的政敌们歪曲了他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的观点。然而,Breitbart News网站在他领导时却不遗余力地迎合白人民族主义思潮。即使是被媒体要求对弗吉尼亚事件发表看法时,他仍然坚持,“这些人(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是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被照管好。”他认为,这项运动中只有少数边缘人物才是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任何运动中都有这样的边缘坏人。

在2015年的一次电台采访中,班农甚至反对技术移民,暗示他们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根据《华盛顿邮报》最近披露的资料,班农当时曾说,“当硅谷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首席执行官都来自南亚或亚洲时,我觉得……一个国家不只有经济。我们是一个公民社会。”

的确,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骚乱所发表的暧昧评论引发了商界、政界精英和媒体的强烈批评,班农也已经去职,但有迹象表明,嗅觉敏锐的特朗普或许又一次准确把握了民众的情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最近一次民调显示,68%的共和党选民同意他的观点,即冲突“双方”都应该为那次骚乱负责。

这意味着,埋藏在美国普通白人民众中的不满情绪远比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更深、更强烈。由于班农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们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特朗普的成功当选,这种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已经从美国政治的边缘进入了核心地带,这一重大转变着实令人担忧。

未来,类似弗吉尼亚事件的尖锐对立很可能以更激烈的姿态更加频繁地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浮出水面,因为这种白人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得到了来自白宫的鼓励。

但正如我在先前发表过的许多文章中说过的那样,民粹主义者看到了真正的问题,但他们的方案不仅丝毫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