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士兵的悲歌

周泽雄2017-09-19 15:55

 

“涨潮了。”英国军官说。

“怎么看出来的?”另一位军官问。

“尸体漂回来了。”

眼前,乌云漫卷,白浪滔滔,一派“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肃杀。七八具戎装尸体自远及近,悠悠荡荡,依次撞向搁浅在海滩上的一艘船——镜头语言真是惨烈,最早葬身大海的英国士兵,只余下这点功能:向海滩上40万等待逃回大英帝国的士兵预报潮讯。

说是士兵,在无情的大海和随时可能俯冲扫射的德军轰炸机面前,他们命如蝼蚁,除了在胸口画十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人对他们说教,没有人为他们打气,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处境:“活着还是死去”早已不是问题,因为答案没得选。当轰炸机以终结者的火舌对着海滩、码头、栈桥扫射,士兵只能卧倒,竭力降低被子弹射中的机率。扫射过后仍能挣扎爬起的,算是掷赢了一把骰子;他们必须连续掷赢五回,才有望活着回家。“回家”后仍将面对更多次骰子,因为战争刚刚开始,惨烈的“不列颠空战”不久就要展开,英国将进入地狱般的数年时光。有些观众可能想到,参照真实发生的历史,影片里那位姑且算光荣凯旋的飞行员柯林斯(道森船长救起了他),数月后死于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可能性更大,倒是片尾被德国人俘虏的飞行员法瑞尔,更有希望在战俘营里捱到战后。据说,英美战俘在德国人那里的待遇不算坏。

当代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克里斯托弗·诺兰筹拍《敦刻尔克》的消息一公布时,就引起全球影迷的翘首期待。尽管,“敦刻尔克”是一个很难构成卖点的老旧题材,对于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每个12岁以上的英国人都会略知一二),它失去了叙事最重要的功能:悬念。读书稍多者,对这场著名大撤退中的唯一疑点——希特勒为什么会在有把握围歼对方40万有生力量的历史关头,命令德军停止进攻,放任一大半敌军主力逃回英国——也大体形成了共识:不知道,说不清。我们不是该领域的专家,就不必枉抛心血了。诺兰先生同样无意提供新的假说,他只是通过一位英国军官,漫不经心地指出一个事实:德国坦克按兵不动,在远处观望。

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该题材的吸引力更小。毕竟,它只是一场著名的惨败,暗嵌其中的所谓“胜利”,又不过是“止损”而已。“止损”固然意义重大,但也到此为止,犯不着大加渲染。客观地说,那原是希特勒的宣传机构更为钟爱的题材,属于大魔头希特勒及其麾下“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将军的光荣时刻。当时的希特勒,军事上近乎神一般的存在,学者曾将他的战果与拿破仑作比较:“拿破仑花了5年的时间,直到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取胜才成为欧洲霸主,而希特勒做到这一步只花了9个月。”既然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成功与希特勒的“一念之仁”夹杂不清,对之大加渲染,总归有欠自重。

丘吉尔曾经希望从敦刻尔克救回3万名英国士兵,结果救回了338226人,包括10余万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这是什么概念?丘吉尔在战后撰写的《二战回忆录》提到英国的贡献,他的权威统计是:截止纳粹德国投降后的1945年7月,“英国武装部队的死亡、失踪以及估计死亡的人数共达303240人”。就是说,多救回的30来万士兵,几乎等于英国武装力量在二战期间的全部损耗。

以“诺兰大神”的诨名带动全球文艺青年灵魂悸动的银幕魔法师,会怎么处理敦刻尔克呢?通常,他那些以“烧脑”为特色的电影刚一问世,就会引来一波波智力比拼,“有智”青年已然跃跃欲试。

诺兰意识到题材的肃穆,他放弃“烧脑”了。虽然他还是驾轻就熟地玩了一把时空结构,通过“港口:一周;海上:一天;空中: 一小时”的混编结构来展开叙事。有位网友根据钟表上“时、分、秒”三种指针的协同运作方式,破译了导演的结构创意,他名之为“表盘式”,即:“三根指针按照自己的速度时有穿插,最终三根指针重合,三个故事环终止转动。”听上去不无玄妙,事实上,哪怕你一点不在乎这个结构,也不会觉得蒙太奇的转换有何费解。我猜,导演设计这个结构,只是为了迁就自己那部分迷恋烧脑的粉丝,他不想失去他们,但也不打算迁就太多。

 

影片《敦刻尔克》有着惊人的明晰,影片的叙事重心及寓意指向,近乎一目了然。综合来看,影片中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服务于一个主题:士兵的恐惧及悲哀。

为了突显该主题,身为编剧兼导演的诺兰对题材做了充分剪枝。他彻底放弃对敦刻尔克撤退原因的交代,仿佛它们不值一提。敦刻尔克之于导演,只是一个现成的场景道具,便于他把全部创作激情投射到士兵心理上。如此,一名事先对敦刻尔克撤退缺乏了解的观众,在走出影院后仍可能对那段历史不明不白。影片中虽也不乏契合历史真相的内容,比如英国人试图阻止法国士兵一同逃亡,一艘游艇被击沉等等,但导演设置这些场景只是避免在史实上授人以柄,他真实的艺术和思想雄心并不在此。

如果我没记错,电影里甚至没有提到希特勒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德国将领。与之相应,影片里军衔最高的英国军人,也只是上校。就一场涉及数十万人的军队规模来说,该头衔并不比士兵高多少。重要人物缺席,正是为了让普通士兵成为主角。

诺兰另一个刻意剪枝是:把敌人的影像悉数排除在银幕之外,观众只能从音效强烈的炮弹和枪声中,感受敌人的无所不在。电影是这样开始的:六名英国士兵在一座静谧得令人发虚的小镇上巡逻,突然遭到密集子弹的身后扫射。惊慌的皮靴声逐渐稀疏,五名士兵永远倒下了,只有一人翻过篱墙,侥幸逃脱。谁都猜得出开枪者是德国人,但是,导演坚持把他们隔绝在银幕之外,在视听效果上,子弹好像是从观众席上射出的。电影结束时,导演再次强化了这个剪枝:那个用枪托敲击英国飞行员并把他押走的人,无疑是德国兵,但导演借助背景虚化,使其形象无法辨认。总之,你在整部电影里见不到一个德国鬼子。

导演显然想告诉观众,在当下,不要追问敌人是谁。敦刻尔克是一块死地,一块任由死神舞蹈的巨大屠宰场。在此刻,死神打扮成轰炸机的模样,且让我们暂时搁置敌我,直面士兵的恐惧。

那个侥幸逃脱的士兵,抵达安全地带后的第一个动作,居然是解开裤子、蹲下身来。恐惧会导致内急,想必就是该组镜头的寓意。顺着内急士兵的视线,观众看到另一个人正在掩埋战友的尸体。尸体的脚裸露在外,观众非得看到后面,才会还原这幕场景:掩埋者是个法国人,他的本意不是善待战友,而是隐藏罪证。为了冒充英国军人搭上开往英国的逃难船,他刚刚扒掉了死者的衣服——导演构思这段情节,并非谴责法国人的卑劣,而是丰富影片的主题:士兵的恐惧,形形色色,浩大无边。这种恐惧即使谈不上天经地义,至少也无可厚非。

诗人惠特曼说过:“真实的战争从来不会写进书本。”诺兰导演意在挑战这个说法,用犀利的镜头语言,还原士兵的真实恐惧。内急士兵和那具光脚尸体,使我想起乔治·奥威尔对“真实的战争”的一种概括:

我们此刻离前线很近,近得能够闻到战争特有的气息——凭我的经验判断,那是一种排泄物和腐坏食物的气味。

基里安·墨菲扮演的落水士兵,被驾驶着“月亮石号”私人游艇的道森船长从海上救起后,一直处于惊骇中,该惊骇是如此强烈,以致他必须对一名好心少年的无辜死亡负有责任。士兵后来道出了真相:一颗来自德军U型潜艇的鱼雷,击中了他们的逃生船。作为唯一幸存者,他一度失去理智,不仅拒绝进入底层船舱(这倒情有可原),还威胁船长掉头,不要把船驶向敦刻尔克——错乱已经渗透到价值观层面了。道森船长对士兵身心状况的解释,代表了导演的态度:船长判断他得了“炮弹休克症”,有可能终身不愈——就是说,我们应该悲悯他的遭遇,而非谴责他的价值观。

在真正上过战场的士兵眼里,敌人总是强大的。就以导致士兵举止错乱的德国U型潜艇为例,熟悉二战史的读者知道,它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海上怪兽,由数艘U型潜艇依据所谓“狼群战术”发动的攻击,迹近鬼魅,曾在大西洋上击毁了无数英美商船。但是,一部德国人拍摄的伟大电影《从海底出击》,让我们见识了该潜艇的另一面。《从海底出击》可以视为U型潜艇的教科书,它以令人窒息的写实风格(电影的长度同样令人窒息),展示了德国二战水兵的真实状态。那些在他人眼里冷酷至极的潜艇官兵,身心承受的恐惧折磨,不在任何人之下。与我们的粗浅认知相反,U型潜艇上的官兵对英国海军极度畏惧,生存状态就像躲在暗处瑟瑟发抖的老鼠,而英国海军驱逐舰就是他们的绝对天敌。为了躲避驱逐舰的深水炸弹,他们不惜把潜艇深潜到可能因水压过低而使艇身爆裂的海底。其实,U型潜艇只敢偷偷摸摸地攻击商船队,已经说明了它的战斗力属于鬣狗级别,我们因畏惧它的阴险而夸大了它的能力。在影片最后,那艘疮痍满目的U型潜艇终于回到德国,接受高级将领和民众的夹道欢呼时,一架旋风般的英国轰炸机呼啸而至,瞬间把它击沉在船坞里,那位“勇敢善战”的艇长随之倒毙。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不断感知德国海空军的强大和暴虐时,德军参谋总部的高级将领则一致认为,希特勒与大英帝国的海军空军交战,纯属不自量力,自取其辱。

哪怕己方军队的综合战力远在敌人之上,由于保护生命是人的第一本能,士兵的思考出发点,仍然只能是自己的肉体凡胎。在强大的现代火器面前,他不可能像一位手执长矛的古代武士那样,自灵魂深处产生对一己力量的崇拜。在现代战场上,士兵的恐惧是必然的,它是一种最底层、最原始,因而也最不应该遭到忽视的基础性恐惧。对战争正义性的强调,也无法替代并降解这种恐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是一件没有人说得清楚的事,立场不同,民族不同,地缘政治不同,政府属性、政权稳固程度及领袖私人脾性不同,都可以找到开战的理由;而只要他想开战,谁都能空口白牙地声称代表正义。所以奥威尔——他既有过战壕士兵的经历,也有着无人敢于质疑的勇气和正义感——才写下这样的话:

军队生活本质上的恐怖(任何一个士兵都会明白我所说的军队生活本质上的恐怖是什么意思),并不受你所参加的战争的性质的影响。……子弹会伤人,尸体会发臭,炮火下的人们会吓得尿裤子。的确,军队所由产生的社会背景,会影响到它的训练、战术和综合效能,意识到自己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战,会提高部队的士气,但相对于平民来说,军队所受的这方面影响要小些。(人们忘了,前线的士兵通常都又冷又饿又害怕,而且太累,所以不怎么关心战争的政治性质。)……虱子就是虱子,炸弹就是炸弹,即使你为之战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当奥威尔强调“任何一个士兵”时,他重划了一道界线,即,不是以你“所参加的战争的性质”,而是以你“参加战争”本身,作为评判依据。在这条界限内,士兵因其处境和心理的高度相同而不分彼此,敦刻尔克等待救援的英国官兵,与四年后在斯大林格勒冰天雪地的郊外活活冻死饿死的德国第6集团军数十万官兵,没有区别。他们即使不得不相互残杀,在精神编制上,仍然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诺兰导演的新作,无疑进入了这条奥威尔界线。

诺兰导演肯定看过《从海底出击》,并对它作了致敬式追随:虽然两部影片的格局气象大异,却出现了相似的密闭环境,相同的强敌环伺,船舱里都有过危险的漏水,士兵表现了相同的惊恐错乱,还都有过掏枪对着自己人的场景。诺兰先生的思考野心值得尊重,尽管说教气的作品惹人厌恶,但我们也不必放弃正当的教益,该教益可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话来概括:

谁在战场上凝视过垂死战士呆滞的眼睛,他就会在开战之前三思。

诚然,在几名皇家飞行员和普通英国人的代表道森老爷子身上,导演充分讴歌了他们的勇气和技艺,足以呼应丘吉尔首相在二战开始前对一名德国大使的警告:

说起战争,你说的肯定是一场大战。但你不应该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外国人难以理解它的思想。不要根据现政府的态度作出判断,一旦大难临头,同样是这个政府和英国人民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难以预料的行动。不要低估英国,它非常聪明,如果你们把我们拖进另一场大战,英国将像上次大战中一样带领全世界反对你们。

但是,皇家飞行员的勇敢与普通士兵的无助和恐惧,并不构成反驳关系。与海滩上听天由命的士兵不同,皇家飞行员拥有的空中座驾,是一种只要你具备勇气和技艺,就可以有所作为的战场利器。道森老爷子单凭发动机声音就自豪说出“超级马林制造,劳斯莱斯梅林发动机”的那种喷火式战斗机,本身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斗机——至少不比德国最好的战机逊色。所以,只要战机腾空且燃油未尽,战士就觅得了用武之地,也使战功有了可能。道森船长的情况与此类似,他的勇气和技艺,借助那艘私家游艇,同样拥有了施展空间。他的努力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所以,他的决心是有价值的,而放弃则将负疚终生。

海滩上等待回家的数十万战士,则处于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种境地,无论内心是否豪迈,反正,他们已经失去了勇敢的本钱。在那个场合,他们选择唱国歌、背圣经、做俯卧撑,还是像电影《巴顿将军》里的巴顿那样,一手握着象牙手枪、一手戳着自己鼻子对一架德国轰炸机破口大骂,结果都没什么不同。他们陷入了彻底的无助,除了等待外援、祈求运气,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任何东西。他们面对的凶险环境,已经突破了勇气的阈值——显然,诺兰导演最想展示的就是这个内容,影片的反战诉求及丰富的人道主义内涵,在一张张惊恐的士兵脸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身负重伤且弹尽粮绝的米勒上尉最后掏出手枪,对一辆隆隆驶来的德国坦克进行徒劳的射击,竟获得戏剧性的战果。诺兰导演无此打算,他拒绝廉价的安慰,他不愿借助缺乏说服力的英雄形象,刺激观众的战争想象。

丘吉尔赞扬皇家空军的话——“在人类战争领域里,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固然真实有力,却不能引诱我们忽视另一个情景。在敦刻尔克海滩上,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给予这么多的人带来这么大的恐惧。皇家空军的勇敢值得礼赞,敦刻尔克逃亡士兵的垂头丧气也绝对不应横遭奚落。假如场景互换,貌似一蹶不振的英国步兵,同样可以一飞冲天,成为“伦敦上空的雄鹰”。武器的强大,决定了处境和心境的差异。承认这一点并不丢脸,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早在现代进攻型火器还相对落后的1812年,就在致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信里感叹道:

从前,体力使人跻身贵族行列。但自从火药的发明使强者和弱者都能以致命的枪炮武装起来,体力就和美貌、幽默、礼貌以及其他造诣一样,仅仅成了声名的一种辅助性资本。

敦刻尔克海滩上的士兵随身携带的枪械,非但不构成一种真实战力,甚至都无法成为“声名的辅助性资本”。他们只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声名无人过问,最终将进入一个个统计数字。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有着旺盛的爱国情怀,他多半认为,美国军队参加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人类战争史上最为圣洁的正义属性,但出于史家的自尊,他在《光荣与梦想》里谈及美国大兵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要是你不知道美国大兵有多么愤世嫉俗,就不能了解他们。……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抱怨说,怎么没人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本人倾向于叫作“暴君之战”)。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内容,一定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给战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该低估正义的价值和力量,但只要想到战争,最好同时想到:正义有时是政客和愚民的兴奋剂,有时是帮闲文人的开胃酒,有时是军火商的利润,对于士兵,它从来就是奢侈品。每一个士兵在走上前线时都以为代表了正义,至于日后被称为“英雄”还是“鬼子”,则无从知晓。那是另一副诡秘的骰子,还由不得士兵来掷。